华尔街大银行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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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吸引我的一条是工作时间：晚间八点到凌晨两点。这就是说，整个白天都是我的，既可以和女儿亲近――我读博士的代价，是使我和女儿相处的时间很少，我真挤不出时间和她在一起，她两个月大时，我还将她送回中国十个月。这样的工作时间，既可以工作，又可以读书，读了近三十年书的我，不管我愿意还是不愿意，书已成为我生命的原动力，一天不看书心就空，哪怕有时拿着书并没有看进去，也能起到麻痹心理的作用。我思来想去，决心定了；舒利文这家公司找人去开辟香港亚洲金融人才资源与企业咨询服务的这份工作，就是我的――我非得到不可！
说干就干，我立即开始在电脑上打印我的履历表。我没有银行工作经验，但我有前后七年的教书经验。我从在南开大学上研究生时，在经济系就开授了一门“托福”课，在教托福的同时，我还在天津一家工厂兼职英语教学；我又写上北大的英语系正式教学工作；华盛顿大学教授过的三门汉语课：我写得如此详细，把课的代号101、201、301全都写上；还有我教过的一百多名美国各界人士――这些人学汉语，有七十多岁的老翁、老太太；也有仅五岁的小孩。洋洋洒洒的三大页履历表，把我的底气写足了。然而，这正是我犯的第一个大错，当我后来与我们全球人力资源部的小老板（Team
Head）米切尔成为“朋友”，一次酒后吐真言，他告诉我他看了我履历表的前五行，就把它扔进了垃圾桶。“你不是做毕业论文，你是找工作，找工作不就只需一句话吗：你们公司这份工作，是专为我设计的！”求职信写得太长，又不对口，确实烦人，伤人眼，伤人脑子，烦人心！但那天我在电脑上打完自己的“辉煌”履历表后，可是另外一番感受：心里美滋滋的，我七年教学（英文、中文全教）；加之中西方比较文学博士，尽管与这工作文不对题，我能言善写，怎能被拒之门外？
信发走了，我左等右等，等了一个星期，天天去查邮箱――我们区的邮递员每天三点送信，我总在三点以前就等在公寓大门口，没有公司回信，有好几次我想驱车前往，直接打上门去，但别人连电话也不愿接，会愿见我？这期间我共打过六七次电话，但每次公司接线员那甜甜的声音总是重复同样的一句话：“We
are still collecting cvs。”（我们正处于接收履历表的初级阶段。）有次我实在受不了这甜甜的拒绝，便大声喊起来：“I need to
talk to your boss；
Mitchell！”（我需要跟你的老板米切尔直接对话！）也许被我的怒气或我的绝望震惊，这甜甜的声音顿了一下后对我说：“Can you hold a
second？ Let me see if he’s
free。”（你能稍候？我看看他是否有空。）我为自己的好运暗自庆贺，心想这下一定成了，能和雇用经理直接说上话了。但等了足足一分钟后，等来的却是一句客套话：“Thank
you for holding。 Mitchell is in a
meeting。”（谢谢你等候，米切尔在开会。）“要开多久呢？”“不知道。”“我能继续等吗？”“不用。”电话挂了。 这样找工作4
在以后的七天里，我几乎每天打一个电话过去，米切尔要么在开会，要么在电话上，要么见客户去了，最后一次是他出差伦敦了。不管是真是假，总之，他没有时间给我。然而，就是这最后一次救了我。拿着电话发呆的我，那天突然灵机一动：我将第二个电话直接挂到了总机，请总机接线员接转公司总裁。这“胆大包天”的举动，给了绝望的我一线生机。电话接通了。
这里，我得打断一下。1992年，我去舒利文这家公司工作前，我曾有过一段让人心碎的炒股经历，这经历我一直想瞒着，因为回忆起来太需要勇气，但对我后来的求职却起了很大的作用。十来天前，我和一位朋友循着报纸去一家大陆人开的炒外汇中心去炒外汇，结果这家公司没有合法手续，被联邦政府给查收了，仅三天，我失去了全家的积蓄：一万七千美元。查封关门的那天，我们这么多可怜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想到的、谈到的都是街上那可怕的到处卖房子的广告，卖车的广告，失业工人手牵手在市政府门前做成的人体广告：“我们要工作。”站在被查封的公司门外；我眼前的街上是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带着他们的小狗小猫，跪在大街的十字路口，脖子上挂着一大块厚纸牌，上写：我们要零活（Odd
jobs）。希望有人雇他们去割草做家务。现在，我将加入他们的行列，可我还跟他们有本质的不同：他们至少还可以领救济金，而我还领不到，因为我那时还没获得绿卡。当时我可真恨透了自己，我必须找份工作！我和朋友心急如焚地离开大楼，在被查封的公司外面转了很久不敢回家。我后悔万端当时不该去炒股，但钱已经丢了，该怎么办呢？我不愿回家，不愿看到丈夫的失望，不愿让他伤心。我和朋友在河边放声大哭，哭够了，我们无处可走，只有回家。回到家，坐在家门口的阶梯上等着，月亮和星星早已出来，洒在波士顿的夜空。我不知等了多久，最后终于鼓起勇气推门进家。丈夫早已知道丢钱的事，他看见我进屋，一把拉住我的手说，人没有出事就好。他把我的手抓得好痛，然后告诉我他下午出去把车卖了，也刚回家。
“车卖了，你怎么上班？”丈夫刚在一家电脑公司找到一份工作，离家十多里路，没车怎么上班？
“换了一个便宜的车。”这时我才知道丈夫将他花六千五百美元买了仅仅几个月的七成新的红色皇冠小跑车，以四千五百美元卖了出去；又用五百元买来一辆十多年老掉牙的旧车，虽然能开，但很破旧。唉，世上只有我知道他曾经是多么喜欢那辆红色的拉风小跑车！
“至少我们能有几个星期不用担心交房租，而且，我很快就会有薪水。”
我的眼泪哗哗地滴淌在他的手上，同时发誓要在股票市场或跟金融有关的地方把钱找回来，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手上还抓两把土！
八个月后，当我从公司拿到我的第一笔分红：扣掉税后的二万四千美元，我将丈夫约出去吃午饭，然后欢天喜地地和他一起去看车。我要给他买一辆当时在男士中最流行的红色日本跑车米亚塔（Miyata），那车很亮丽，只需一万八千美元，丈夫摸着车，十分喜欢，可坚决不买，把卖车的美国大个子急得流汗。结果我们的第一笔收入，在他的建议下送了他母亲八千美元，我的大舅父八千美元，其余的，我们自己留下。
在我等公司接线员转接电话时，我把最坏的结局已经想透了：不就是公司总裁不接我的电话吗？即使那样，我也没有失去什么，我能失去的已失去了，别人不要我，我得不到这份工作。谁知总裁秘书接到我的电话后，让我等等，接着很快传来宏亮道地的美国男中音，像电视广播上的声音那样浑厚、清楚、动听：“This
is Donald。 Howmay I help you？”（这是唐纳德。我能替您做什么？）
在这一瞬间，我把准备了一个多星期的话，我的优缺点一古脑儿全讲出来。我告诉他――在紧张状态下我连他的名字也没听清楚――我没有商学院的学位，但是我有文学博士学位，文学是人学，我善解人意；在获得博士学位的过程中，我知道怎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我告诉他我是一个女性，是一个少数族裔，我经受了很多艰难困苦，它们没有让我倒下，而是使我变得更加坚强。我还说，“女人总有一种土地感，坚忍不拔，长于应对生活中的不测。哪怕你们的雇佣经理再三不答理我，我也坚决不退。你可看到我的决心和勇气。”最后，我还专门补充说虽然我没有银行工作的经验，但基于我有上述这些优点，我恳请公司一定为我提供一个成功的机会，或者至少让我获得一份除教书和餐馆打工外的主流社会的工作经验。“您能失去什么呢？录用我期间的薪水？您可以不付我！”
等我被公司雇用后，我的这位大老板唐纳德告诉我，他当时听到我在电话上一口气用流利的英文说的这些话后，十分震动，立即就想雇用我，“因为你是一个不会向生活妥协的人，而我们公司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但按公司规矩，他仍然让我经历了七次面试，两个星期后，在拒绝了其他一百多应征人后，公司雇用了我。
这样找工作5 我的命运从此改变。 在我和公司大老板谈了近十分钟后，他说他将让米切尔立即跟我联系，安排我来公司面试。
半个小时后，米切尔的秘书打来电话，让我第二天上午十点到公司接受面试。
我无法言表我当时的心情，我只记得我慢慢地滑坐到了地毯上，让我的脑子自由地、不受约束地乱想。我想我在美国七年求学所受的一切感情之苦和经济之苦，立即就会成为过去，我们一家三口，再也不会各奔东西；我们去商店，再也不需精打细算；去超级市场，再也不会专捡便宜的食品买了，更为重要的是：我再也不会因为天天要找工作又找不到而变得心灰意冷。一想到去年（1991年）4月在新奥尔良开国际比较文学会议时，见到在会议走廊墙上那一百多名求职的中国博士生和教育学硕士生的名字和与之对应的少得可怜的几个教书名额，我的心就发麻。这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吗？何况就算我这鸡蛋绕幸碰得过石头，我还有胆子抛家不顾，“走美国四方”，哪儿有工作就去哪儿吗？没有！今天是我选工作，不是工作选我。我已过而立之年，我们这一家三口，该结束东奔西颠的局面了。读博士的分离之苦，我受够了，骂我意志不坚、唯利是图吧！我要一家三口好好地生活在波士顿，置下我们的房产，实现我们的美国梦：好车，好房，好学区；银行里有存款，股票市场有债券，身上有体面的衣服，家里有无尽的温暖，心里有无限的幸福，工作上有无限的满足，生活中的一切不测，我们一家三口共同面对。难道我一定要具备经济学硕士或国际金融博士学位，才能干好这份工作，实现我的梦想？我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时所受到的严格训练，不是同样可以运用到企业管理中去吗？企业管理，管理企业，讲的不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只要企业有一个问题，就一定会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读书的精髓就在于让我们有能力去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企业管理，说到底不就是找到最佳的管理方案，以帮助企业得到最好的发展，从而获得最高利润？没有利润，所有的企业都会关门。到那时，再上大学教书吧！随便什么大学都成，两年制的，三年制的，四年制的！教中文、教英文都成！
不过，那也不成。在美国要能当上终身教授，也得自己给自己设立项目、给教案找资金去，要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教学，三分之一的时间写稿发表文论，三分之一的时间给自己的科别申请各种资金，那是跟干企业一样的辛苦，清高也清高不成！这苦，我不能吃了。如果不能吃，就只好一辈子在美国教中文，学中文的美国人，总是大有人在的。哎，还是先把手中这份工作干好再说吧！
就在我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我又犯了一个大错：我忘了考虑应该如何准备第二天的“面视”。别人同意给我一个面视的机会，并没有说给我一份工作，面视不等于工作。我没有写错字，是面视。我得先让别人面面相视我，先让将要雇用我的人在视觉上对我有一种认同感，建立了这种认同感以后，面试（或口试）才有可能成功。可当时坐在地毯上的我，哪里懂得这些？我连舒利文这家公司具体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我没有人可问。
我跳起来，从衣橱里拿出我去年前往新奥尔良开会时买的只穿过一次的黄色廉价西装套裙，在镜子前比试了一阵，觉得还可以，又找出一对大耳环套在耳朵上。我没有合适的皮鞋。校园里，哪有穿高跟皮鞋的时候呢？记得1985年夏天初到美国时，连着一周，我轮换着穿从北京带来美国的好几条连衣裙，结果被几个美国同学追着问了好几次我是否天天去派对，从此我就改了装，再也不穿裙子皮鞋，换成牛仔服运动鞋了。尽管在过去的几个暑假里，我在高档的美国和中国餐馆带过位子，当过领班和招待，那也不用穿皮鞋。我咬咬牙，决定买一双新皮鞋。我于是开车去离家不远的麻省大道上payless鞋店买了一双＄9。99的白高跟皮鞋。那鞋原价＄14。99，我暗自欢喜节约了五美元。就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