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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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解放后，我和原政大20多位同学一起考入新闻干部训练班，受到革命人生观和新闻专业的初步教育，听过宋任穷、张际春、徐平羽、马继孔、石西民等老干部的报告。这些身着戎装，一面讲课一面吸烟的中年人个个精神抖擞，滔滔不绝，所讲的革命形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并决心按他们指引的方向投入革命洪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9月初结业，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与新*主义青年团，在丁家桥集训为进军作好准备。9月中旬听了*同志两次讲话，题目为《论老实》，迄今记忆犹新。
他说：“中国革命没有知识分子不行，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队伍后，我们是当作自己人来对待的。知识分子积极性很高，思想敏锐，能够作出成绩，我们要表扬嘉奖。但他们身上也有不少缺点弱点，工作中出了问题和错误，我们也是要批评的。知识分子要过三关：战争关、土改关和社会主义关，在工作中必然要产生许多摩擦和不适应，你们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接受种种考验。许多同志对敌斗争勇敢，无所畏惧，不怕牺牲，但经不起批评、审查和委屈，正确的态度是老实，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革命不会一帆风顺，要吃苦，牺牲，经受许多想像不到的困难和危险……”我们这些刚入伍的小青年对这些语重心长的叮嘱自然不能理解，多年后才逐渐有所体悟。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作为开国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我们在第二天凌晨启程出征。我被编入西南服务团川南支队四大队三中队，开始坐闷罐车由津浦站北上到徐州，经陇海路横过中原到郑州，再经平汉路南下到武汉，一路受到沿线民众的欢送。但铁路修复不久，车行缓慢，走走停停，这段路竞走了一周。大队在新郑举办了中秋晚会，我和杨丁即兴表演了相声《新中国狂想曲》。那时的我们真是朝气蓬勃，一路欢声一路歌。在汉口修整两日，领到棉衣，坐火车到岳阳。这时广州已解放，我们连夜乘船穿越洞庭湖到益阳。以后便开始了徒步行军，这对缺乏体力锻炼的知识分子无疑是严峻的挑战。
起初，每日行程四五十里，以后增加到七八十里甚至百里。天不亮就出发，往往到河边才休息洗漱。早上吃完饭后每人带上一碗作为中午的干粮，蔬菜很少，到晚上宿营时已疲劳不堪。吃过晚餐后照例要用热水烫脚，向老乡借一个大脚盆，几双脚板在一起浸泡，然后用缝衣针挑开脚上打起的水泡。这时湖南已和平解放，我们在桃源县整训十天，学习《共同纲领》，11月初继续西进。湘西连绵的秋雨，荒凉的村落和泥泞的公路，消耗了不少体力，我们在行军中互相鼓动，发挥艰苦奋斗和团结友爱精神。ll月15日到芷江，这是抗战胜利时我国受降的名城。这时贵阳已解放，我们便沿湘黔公路南进贵阳。为了工作需要，部分老干部乘军车入川，我们继续步行北进，经大定、毕节、赤水河入川，年底到自贡。八千里征途，整整走了三个月。
这一路我们饱览了祖国的美丽风光，一座座高山，一条条激流，同时也目睹了民众的贫穷。特别是苦寒的贵州，人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两银”，许多人吸食鸦片，路旁经常看到穷人一边烤火，一边瑟瑟发抖；老百姓衣服褴褛，十七八的姑娘竟没有下装。在县城，教师领着学生欢迎部队，朗诵欢迎词：“我们带着青春的笑脸，投入你们的怀抱……”这使我们感到了自己的责任。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就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中队由左霞清、宋锡仁同志率领，走完了漫漫征程，每个班都组建了一个自立名目的通讯社：一班社、长征社、骆驼社、灯塔社、进军社、红旗社。我是红旗社的播音员，自编自采，练笔写作，每日数次向中队广播。中队快报组在益阳、芷江还出版大型快报，向群众宣传新中国的诞生。快报组委托余爱民、苏定生、方正、王展成和我五人轮流撰写《行军日记》，如今，只有我一人幸存于世，其余四位均已作古。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路不仅能磨砺意志，还可体察山形水势风俗民情，令人受益终生。我们走过的荒山野岭穷乡僻壤，如今都换了人间，而环境却日益恶化，青山绿水遭到污染而不适宜人类生存。改革开放后我曾参与编辑《走向大西南》和《情系大西南》两本书，得悉当年这批血气方刚投笔从戎满怀正义感的战友们对建设西南都作出了无私奉献，而在“左”的年代和历次政治运动中，多数遭到打击，演绎了一幕幕人生悲剧，令人扼腕叹息。其中的幸存者均回归平民，仍怀忧时报国之心，不能忘情于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常想起当年的李力众大队长，后来相继任川南日报社社长、四川日报社总编辑、省科协主席。他几十年来矢志不移，保持清正廉洁、艰苦朴素和关心同志的品格，忠实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思想清醒，与时俱进；这位山东汉子在行军队伍中走在前面稳步前行的身影，一直鲜活地保存在我的记忆里。还有指导员宋锡仁同志几十年献身宣传工作，道德、文章、书法均属一流，那颗关切他人的仁爱之心，永远值得人们崇敬。
96血与火的考验
我们到自自贡分配到川南日报社，本想当报人，第一个任务却是参加工作队下乡征粮。1950年初，四川刚解放，政府手中没有粮食，军需民食急待供应，大批公务员和起义部队官兵都要吃，征粮成为第一要务。
征粮的对象主要是地主，他们声称这年已向国民政府缴了农业税，对人民政府的征粮工作激烈反抗。被打垮的国民党残余武装趁机勾结土匪特务进行*，攻打区乡政府和工作队，使我们的工作极难开展。报社工作队由丁立同志率领，到富顺后，一部分人组建干训班，通过考试招收青年学生参加工作；一部分人参加行政人员训练班，集训原乡保长，让他们在征粮中戴罪立功；我则参加农代会，组织农民代表协助征粮工作，初步打开局面后又到赵化区开展工作。当时镇上有一个起义的国民党第七十二军的师部，军心不稳，虽已宣布起义，却未改编为解放军，随时可能反水。我们曾去观看师部文工团的文艺演出，还与他们组织过球赛，但他们居心叵测，形势日益严酷，赵化镇与县城联系中断，工作队呈被包围的态势。我们把征粮数字分配到户以后，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征集到粮食。丁立是一位老八路，平时沉默寡言，心地善良，为保护这批年轻的新闻干部，决定率众在拂晓突围，经江安返回泸州，为此他被区党委批评为“右倾”。经过整训，工作队又荷枪实弹到泸县石洞区武装征粮。这时敌强我弱，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匪徒一身农民打扮，群众尚未发动起来，我们很难分清农民与土匪，只有一天换几个地方，与匪徒打游击。我们在云龙乡遭到乜占武匪部围攻，经部队增援，夜里匆忙转移。在金龙乡征粮中，余爱民同志不幸牺牲，尸首被土匪切成几块，王茹同志身负重伤。一次，齐家乡武工队奉命围剿土匪，深夜分路合击；天下着蒙蒙细雨，我们沿着崎岖小路跋涉，脚上的旧草鞋烂了，赤足跟进，一夜摔几十跤，周身沾满泥水，终于完成了任务。
征粮剿匪是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第一场恶战。驻云南的十五军支援川南剿匪，形势逐渐好转。当时工作队按供给制待遇，每天的伙食费为三斤米，一斤半为主食，一斤半作菜金。我们有时连牙刷毛巾都买不起，草鞋不够穿，便打光脚板，长期未洗脚，周身长满疥疮，奇痒难忍，每天早出晚归，挨家挨户催收公粮。一次，区党委一位姓刘的科长在胡市乡政府召集保长们开会，突然宣布：“五保保长刘福荣通匪，立即拉出去处决。”保长们大骇。指导员李同熙当即在场口召集群众大会，枪声响起，人头落地，李同熙以沉洪的川音宣布：“从今以后，凡是伤害解放军和工作队的匪徒，不论首恶与胁从，格杀勿论，绝不留情。”随即我们到刘福荣家里没收了他的财物。夜里，有时可听到刑讯逼供和匪徒的讨饶声呻吟声。在你死我活的血与火的搏斗中，这也许是难免的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积累了一些社会经验，和贫苦农民建立了情感。我很仰慕老区来的干部，他们懂得怎样和农民交谈，很快与农民亲近起来，得到农民的信任。我以他们的榜样，改变学生腔，说川话，与农民拉家常，同吃同住，以豌豆葫豆当顿，共度春荒。我住在农民田丰永家里，以积极分子为依托，建立农协小组和武装，开会时，外面有联防队员站岗。我还率领云龙乡农民代表到县里开过农代会。1950年7月，征粮工作结束，工作队回报社，二十多个小伙子在山头放了一排枪，枪声响遍四野，如鸣放礼炮。
川南区经过征粮剿匪，股匪被肃清，l951年冬又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封建势力遭到严重打击，恶霸被*，地主的金银首饰和浮财在退押中还给了农民。到1952年春，新区土改胜利完成。领到土地证的农民敲锣打鼓，庆祝土地还家，把毛主席称作大救星，视工作队如同亲人，争送自己的子弟参军。
我回报社后，在总编室当文书，登记稿件，编辑《情况简报》和《通讯员之友》，学习组版，还为川南区第一次各界代表会和报社通讯干事会作服务工作，听党的话，甘当普通一兵。1951年初，组织上调我到市政组当编辑。不久，又作为记者采访公安机关，写出不少有关*反革命活动的新闻、通讯、评论，受到公安厅厅长秦传厚的表扬，在一次会上夸奖我写的通讯反映了群众心态。l952年我采访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了到高县初级中学作典型调查，我徒步跋涉千里，历时一月，写成调查报告，报纸以整版篇幅发表并配发社论，后来还印成小册子。到这年秋天四川合省时，我已被当作能独当一面的记者使用。
作者题外话：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14）第十章 人世几回伤往事（上）
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14）第十章 人世几回伤往事（下）
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14）
第十章 人世几回伤往事（下）
97共和国的黄金岁月
1952年我国各项社会改革基本完成，国民经济已经恢复，工农业生产达到和超过了l936年即抗日战争前的最高发展水平。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人民共和国进入了黄金岁月。
在我国历史上，每个朝代在开国之初都有个让黎民百姓休养生息的和平发展时期，汉朝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清代的“康乾之治”，都是如此。l953年7月，朝鲜停战，广大干部群众无不希望从此安居乐业，全心全意建设国家，刘少奇曾设想应当有一个巩固新*主义秩序的发展阶段。毛泽东在1940年写成《新*主义论》，*奋斗28年，第一个目标就是建成一个适合国情的新*主义的联合政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制定了一整套新*主义的经济纲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在发展国有经济的同时，允许私营经济适度发展，与此相适应发展新*主义的政治与文化教育，这个阶段可持续一二十年。如按照这个思路稳步前进，我国人民的生活可能会过得更好。
1952年冬，我曾到资中采访；1953年春又几次到农村考察，看到城乡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人民生活安宁，物价稳定，大米一角钱一斤（按新币计算），猪肉三角多钱一斤，鸡蛋两分钱一个，中学生每月伙食费5—6元，大学生为8元。农民生产热情很高，部分农民进城打工，到机砖厂、道班房当工人。当时农村流传一首民谣：“女儿女儿快快长，长大嫁到机砖厂，三天打牙祭，五天一关饷。”干部则开始实行工薪制，我属行政19级，每月薪金60多元，可买600斤大米，或150斤猪肉，或6双皮鞋，夜里到面馆吃一碗素面，只要5分钱，几个人到餐厅小聚，一两元钱就够了。我那年20岁，有生以来何曾有过如此潇洒？真是快乐的单身汉！
时代如此美好，自然要纵情讴歌，努力学习，诚实工作，深入采访，精心写作，用自己的心和笔为人民服务。
我在泸州时就热爱文学，熟读《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如《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白毛女》《吕梁英雄传》《无敌民兵》《原动力》……从作品中了解解放区的生活场景。每期《人民文学》和《文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