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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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的风景是美丽的，三潭映月，柳浪闻莺，苏堤春晓……我们暂住的杭师范，就坐落在白堤边上。冬末初春的湖水澄洁，狭窄的街道上人流熙熙攘攘，充塞着投机倒把、买卖银元美钞的商贩。我们在这里虚掷时光，无书可读，我买了一套《冰心散文集》、《冰心小说集》和《冰心诗集》。混乱的现实和作家惮憬的真善美形成强烈反差，我到剧院去看根据果戈里名著《钦差大臣》改编的话剧，沙俄的腐朽和必然灭亡的命运给人启示。贾举才对我说：“国民党看来是不行了，重新振兴，恐怕要根本改造，花几十年时间才有希望。”
这时已到了春季开学时节，留在南京的同学要学校按期开学。他们还出版了《政大学生报》，号召旅杭同学回京报到注册。顾校长恪守来去自愿的原则，同意愿回来的同学返校，这有很强的吸引力，在南京的同学这时便形成多数。
熟悉的同学中，张权治、李永生、王传大等回到了南京。他们来信说红纸廊校园气象一新，各种社团林立，活动自由，虽未正式复课，却举办了许多讲座，购进大量新书，他们受到留校同学热烈欢迎，学习环境比杭州好多了。贾举才、谢伦冠和我便决定和同学们一起第二批返回南京。
这时，住在上海的顾毓绣先是回南京看望那里的同学，接着又到杭州对旅杭同学进行安抚。他说：“如今和谈尚未开始，南京仍在解放军的威胁之下，随时可能遭到炮火的轰击。当然。你们当中一部分同学如愿回南京，我们仍提供车票和一切方便；如果一部分同学想在杭州再逗留一个时期，等待形势变化，我们也支持，可就地请教授为同学们举办一些讲座。”接着又重申“尊重多数，照顾少数”的原则，他说：“当初，到杭州旅行的占多数，留下的是少数，如今，回到南京的成了多数，留在杭州的成了少数，我们对这两部分同学的选择都充分尊重，一视同仁地爱护。在南京的同学问我，一个学校为何分成两个部分：我回答，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
这时，一些坚持迁校的高年级同学提问：“我们想了解，政府对我们倒底持什么态度？我们今后的出路如何？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顾毓绣严肃地说：“你们在如此艰危条件下仍不忘初衷，想继续走下去，政府是不会丢弃你们不管的。目前我在广州拜会陈立夫、陈果夫先生，他们对政大同学的命运非常关切，*正在为政大寻觅新的校址，只要你们愿意，一定能找到安全的地方就读。”顾氏此时仍然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为国民党争取人才。
这是我听顾毓绣的最后一次讲话，遗憾的是，我们拂逆了他的期望，第二天便搭车回到南京。他的讲话并没有产生较大的效果。形势比人强，在1949年初的大气候下，顾毓绣是无能为力的。但顾无疑也看到了中国未来的走向，并没有跟国民党到台湾。他审时度势，于l950年移居费城，历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客座教授，1973年入籍美国。他生前多次回大陆访问，心系祖国统一，对振兴中华民族献计献策，2002年9月9日去世，享年一百岁。*、*都发去唁电，对他的一生给予极高评价。顾毓绣被时人称为“学者、教授、诗人，清风、明月、劲松”，这与他的明智是分不开的。
94迎接解放与时代主流
1949年春，政大校园生意盎然，俨然是国统区中的解放区，重组了学生自治会，成立了应变机构。经向李代总统请愿，学校获得了大量应变物资和经费。美国面粉够吃几个月，学生们的伙食大为改观，每餐四菜一汤，荤菜为主。此外学校还开办了新的学生阅览室，里面清一色的进步著作。我在这里阅读了*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列昂捷夫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社会发展史》、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和《观察》丛书。在另一座大众阅览室里，还读了钱钟书的《围城》，*1942年的《整风文献》。这段时间我接受了全新的思想，逐渐认识到*获得的胜利并非偶然。我们回校的第二天，经济系同学就举办了欢迎会，把我编在宣传组，听取余精一教授的《*主义十二讲》和另一位教授主讲的《社会主义思想史》。学校里还创办了大众合唱团，每天教唱《团结就是力量》、《拉起手》、《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山那边呀好地方》和《祖国大合唱》。校园里，礼堂内，随时有人扭秧歌，各种社团创办的壁报琳琅满目，诅咒国民党，把解放区描绘为自由、平等、博爱的伊甸园。阅报室中增订了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和《华商报》，学生还组建了纠察队，难怪《文汇报》上载文《血腥党校变作风，石头城里扭秧歌》。
在东北同学中，王嘉藩、刘庆祜、萧俊惠等都是留校生里的积极分子，他们奔走呼号，四处串连，或演讲，或写作，或排戏，忙得不亦乐乎。一天晚上，在刘庆祜寝室开会筹办新墙报《黄河》，公推我为主编，由王嘉藩负责向学生自治会登记，并分头写稿。3月29日晚，我们集体参加了在中大广场举行的南京学生大联欢。同学们以集体朗诵诗和大合唱的形式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还表演了大型活报剧，饰演蒋介石、宋美龄、李宗仁的演员，把国民党即将崩溃的形象演得活灵活现，丑态百出。活报剧借用《何日君再来》的曲调唱道：“好花不长开，好景不常在，眼看国民党，马上要垮台……和平假面具，快快戴起来。”
4月1日，是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等飞抵北平的日子。当天上午，南京9所大专院校组织了揭露国民党假和平阴谋的大*，一路上高呼“反饥饿，反*，反美援”，“反对假和平，拥护真和平”等口号。下午*即将结束时，许多学生遭到国民党军官总队的殴打，身上的钢笔首饰现钞被搜走，一个个被捆绑着押解到南京警备司令部。
在这次*中，政大司机陈祝三被打死，学生数百人被打伤，造成轰动一时的“4&；#8226；1”事件。我们被关在警备司令部直到深夜，政工处长罗春波出来讲了一通话，说：“我们都是政大校友，你们打出的反饥饿反美援的口号似乎是互相矛盾的。为了反饥饿就应争取美援，你们的伙食开得很好，并不饥饿，你们扭的秧歌属民间的低级舞蹈，那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希望你们今后好好读书，勿为共产党张目。”夜半，我们被送回学校。
第二天，政大学生会主席团召集全体同学开会，讨论如何应变，决定公祭司机陈祝三，慰问被打伤的同学，并和各校学生会采取联合行动，全体在校同学和国民党当局处于紧张对立的状态。我们担心军警宪特在非常时期进一步*学生，巡逻队日夜纠察，以防不测。一天下午，刘庆祜、萧俊惠、王传大和我专程到李祥生教授家寻求庇护，我们说，想在形势吃紧时离开校舍，在他家暂住，以防政府抓人。李祥生满口答应，还说，他在台湾已买了房，家属已送往台湾，他一个人在南京司法部坚持上班，如果局势恶化，他随时会离开南京，房子也就空出来了。隔几天，贾举才同学等又到顾校长家请教，顾说：“任何一个政府对公开反对它的力量都是不会宽容的。你们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不应到街上去*示威。作为学校，对每个学生都是爱护的，只要你们再不出去*，政府也不会再来报复。”
这是一段很紧张的时期，南京街头还比较平静，但物价天天上涨，我们手里不敢保存金元券，必须换成银元或美钞。在北平的国共谈判终于无果而终，南京政府不肯在议定书上签字，毛泽东、朱德发布渡江令，百万雄师在一夜之间突破长江防线。4月23日，国民党部队仓惶出逃，城市处于真空状态。这天夜晚，我和贾举才、谢伦冠等值班巡逻，吃完夜班饭登上楼顶，遥望夜空星光璀璨，远处有一团火光和零星的枪声，这是历史的时刻，我们在护校斗争中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4月24日清晨，广播说人民解放军胜利入城，政大门口的黑板上贴着新的歌单：《我们的队伍来了》，有人在一遍遍地教唱：
我们的队伍来了，
浩浩荡荡饮马长江，
我们的队伍来了，
战歌嘹亮红旗在飘扬。
不管那个长江宽又深，
不怕敌人的堡垒密如林，
我们的队伍要冲过波涛，
横扫千里！
我们的队伍来了……
我和王传大走向新街口，看到一队队解放军从大街走过，街头仍与往常一样平静，商店照常营业。《中央日报》以本报同仁的名义出了最后一期，刊载的全是新华社电讯：南京市已回到人民手中，国民党军弃城溃逃。晚上，我俩还到大华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平日座无虚席的影院只有中间两排有观众。
形势发展之快超过人们的想像。“4&；#8226；1”事件后，又一批政大旅杭同学回到南京，剩下的则南下广州转迁重庆。南京解放后，李祥生教授照常来校上课。对学生们说：“解放军纪律严明，进驻司法部的军事代表对知识分子很尊重，要大家照常上班并协助接管。”他大概忘记当东北义民的说法，想飞往台湾也来不及了。
5月初，南京大专院校学生再次举行庆祝解放大联欢，演出揭露美蒋阴谋的活报剧，这是胜利的*。随着《新华日报》创刊，新华书店开张。大学生掀起新的学习热潮。我在很短时间内读了《新*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对*的路线、方针、政策已有所了解。这时，南京市军管会向政大委派了军事代表赵单和联络员肖素英。随着三十五军招收青年知识分子、二野军大在南京招生，政大前后有两批大学生参军。6月初，政大停办，在红纸廊校址创办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第二分校。政大同学通过考试成为这所学校的新学员，并开始动员参加西南服务团。与此同时，南京《新华日报》刊出新华日报社和新华社南京分社举办新闻工作人员训练班招生广告，王传大和我觉得与自己志趣相投，遂报名参加考试并被录取。
响应党的号召，参加革命，建设新中国，这是当时的时代主旋律。我们怀着崇高理想，在1949年7月1日到羊皮巷的三女中报到，每人领到两套军装，一顶军帽，一个徽章和一床草席，参加了革命队伍，成为解放军的普通一兵。
经过漫漫长夜，盼来黎明的曙光。当时的南京街头，到处是耀眼的红旗，草绿色的军装，震天的锣鼓声和口号声。“拉起手，我们要勇敢前进，拉起手，向法西斯战斗！”我们自以为站在时代的前列，充当时代的号角，满怀着理想主义。理想主义也许是年轻人的一个亮点或盲点。在日寇统治时。认为祖国一旦赶起日寇便一切都好了，把理想寄托给国民党；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又把理想寄托给共产党，认为一经解放，便进入自由、平等、*、和平与幸福的理想境界。一旦理想和现实发生冲突，便大惑不解，“事情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政大的王家藩大概是这种理想主义破灭后的悲剧人物之一。在政大反迁校时期，他表现十分积极、活跃，渴望光明来临。解放后，他很快回到东北，了解解放区的新气象，他的姐夫是*新民县委书记，是解放者。他从东北回来后，却经常流露不满言论，说“共产党的官员和国民党差不多，以胜利者自居，天天吃饺子。”甚至说解放区仍然是专制政权，没有*，后来竟想到香港去办刊物追求*，于1951年镇反运动中被处以极刑。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十分震惊。
《佛经》说，每个人都自以为是个鸟笼，在捕捉他生命中的鸟。其实，每个人都是一只鸟，在寻找自己的鸟笼。失误以为是得，被猎的还以为是猎人，人耗尽一生追求一切，其实是被一切所埋葬。人生所追求的难道仅是一重重的牢狱？
95八千里路从军行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l949年走向大西南的八千里进军，是我参加革命后的第一个壮举，那年我十六岁。
南京解放后，我和原政大20多位同学一起考入新闻干部训练班，受到革命人生观和新闻专业的初步教育，听过宋任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