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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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转送主席边，
刺配蜀国路八千。
本为民众除弊事，
岂敢白首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
雨阻巴山车不前。
人生自古谁无死？
我以我血荐轩辕。
一次我路过犯人姜兆璜的守菜棚，两人低声偶语，“这一段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的非常时期，是非颠倒，万马齐喑，发展下去国运不知将伊于胡底。”随即他把自己编著的《人才学》大纲给我看，他说：“将来中国建设依靠人才，人才学的研究会发展起来，我现在做一点基础工作，你看价值如何？”我翻了翻目录和大纲，眼睛一亮，在如此严峻的日子里，一位知识分子仍在思考未来的建设问题，不禁油然起敬，并望他认真编写，将来必有大用。
朱总司令去世像是悄悄走的，没有引起大的震撼。那天我正在木工房钉黑板架，听到这一噩耗，就请示向干事是否要写横幅标语吊唁，他轻轻回答：“不必了，上面未通知。”各国政府领导人纷纷向中国政府和军队发来了唁电，在苏联的唁电中称朱德为“传奇式的英雄。”颇具感*彩。朱老总在建国后一直比较低调，*后一直被说成是老右倾，跟不上形势，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他这样悄悄地离开入世，正符合他质朴憨厚、平易近人，不事张扬的品格。
炽热如火的7月，从大城市传来地震的消息。似乎各地都有地震的征兆，而四川特别是天、芦、宝一带为地震多发区，要求重点防范。从场部到13队，干部宿舍区搭起了或大或小的塑料防震棚，13队的十多位干部，每位都指派属下的犯人为自己伐木料，撑竹杆，搭设简易塑料棚，搬动床铺和部分日用品，每日投入防震的劳动力达数十名之多。在大墙内，也搭起了一个相当宽敞的塑料棚，动员犯人们在夜里点名后到棚中去睡觉，可是，犯人们自以为命不值钱，不愿被蚊虫叮咬而拒绝进棚。三舍房一个绰号叫“小财迷”的人却带头响应防震号召，搬了个小板凳进棚入睡，他把自己的珍贵物品（天晓得是什么东西）绑在梁上，一面打瞌睡，一边严密审视着那包宝物，熬到天明，被人们讥为防震模范。一天午夜，人们正在梦周公，突然听到向干事猛吹紧急集合哨，以为是地震来了，纷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衣下床，有的不慎跌伤了脚。我睡在五舍房入口处，顾不上穿鞋，第一个赤足奔到防震棚，向干事竟说：“你这个近视眼还来得快，不愧是受过军事训练的。”约摸十来分钟，各舍房的队伍才整队完毕，报告人数。人们睡眼惺忪，手足无措，向干事慢吞吞地说：“大家勿惊，这只是一场防震演习，但你们的动作实在太慢了，如真的发生地震，我担心会全军覆没。”
唐山大地震的消息传到苗溪，更加重了人们对灾害的恐怖感。一举死亡28万多人的不幸惨剧，在世界地震史上绝无仅有。这时四川西部发生了地震，芦山城内外不胜惊恐，似乎灾难追在眉睫。人们议论着、预测着种种灾难，难以入寐。夜深大雨骤至，我们连忙卷起凉席和铺盖往保管室狂跑，弄得浑身湿透，状极狼狈。另一夜，场部传闻地震将于凌晨4时25分发生。出于对死亡的恐惧与求生的本能，人们在12时就纷纷醒来，再也不敢合眼。无比难耐地熬到4时24分，还有二十秒、十秒、五秒……似乎一阵天崩地裂的巨响和眩目的蓝光即将发生，大家紧闭双眼，默念着“永别了，人间”，结果却毫无动静，鱼池中水波不兴，原来虚惊一场。
白天是烈日下的繁重劳动，一身汗水，夜里是无端的惊恐，人人都感到十分烦躁、疲倦，互相咒骂、埋怨，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似乎面临世界末日。
就在这时，13队又调来大批新犯，说这些人是*刮右倾翻案风的社会基础。这批新犯年纪较轻，平均二三十岁，还有十几岁的崽娃，四十以上的就算“老鬼”了。他们说自己与政治无关，与*完全不搭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对*普遍怀有厌倦心理，人心思治，对什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毫无兴趣。到处停工停产，社会乱糟糟，真是山穷水复疑无路，这样无休止地搞下去，百姓怎么得了？
这就是1976年的秋天，世人相对无语。
作者题外话：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12）第八章 豆豆溪不相信眼泪（下）
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13）第九章 大转折（上）
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13）
第九章 大转折（上）
79“红太阳”陨落了
1976年9月9日，在我国是个历史性的日子。毛泽东逝世无论对社会高层、平民百姓乃至狱中囚徒，都产生巨大震撼。“红太阳”的陨落，终于成为无情的现实。
沉重的哀乐响遍全国，揪住亿万人的心扉。这天下午，兼任统计员的我正在监房里统计数字，填写报表。犯人们都出工去了，监房中空落落的，大墙内也空荡荡的，在岗楼上值勤的武装管理员也为哀乐震撼而不知所措。接着，播音员以异乎寻常的沉痛语调缓缓反复播送*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人大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的讣告：我们敬爱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了！
我对此事并不感到意外。毛泽东时已年迈，80又2，多时不见有关他活动的报道，在纪录片中偶而出现接见外宾的镜头，总是由护士搀扶着，神情呆滞，步履蹒跚。前不久一批新犯人监，一位曾在公安部门工作的马某悄悄告诉我，主席身体不好，上面向各地打过招呼，应有思想准备。“万岁万万岁”的颂词固然荒诞，“主席能活一百五十岁”的预言更属虚妄。一位日理万机、深居简出的政治老人，面对当时干头万绪的棘手问题、地震和社会危机，终于撒手人寰，告别这多难的世界。
干部们步履匆匆，面色沉郁，犯人们也神情凝重，空气十分压抑。处理毛泽东的后事，成为举国上下的头等大事。
晚餐后，队部组织专人书写追悼主席辞世的横幅和牌坊，确定了纸张规格、字体大小和人选。队部决定通夜加班，由我和余大周、王警文、龙兆荣等人参与，由一个年轻的新犯“窝窝”打杂。“窝窝”与我同姓，因为在社会上聚众打架，头部受伤，额头留下一个小坑，故浑名“窝窝”。由他裁纸、打浆糊、联系加班饭等杂事倒也麻利。
写挽联安排在干部就餐的小厨房内进行。两张方桌拼在一起，我们几个人都神情专注，肃穆而虔诚地忙着，尽量少说话。在大墙内，每个人时刻处在戒备的氛围中，特别在如此特殊敏感的时刻，每个不经意的表情、对话或一举一动，都可能罗织难以挽救的罪名，不能不格外小心审慎。尽管这几个人经常在一起协作，被认为信得过，也不能不互相提防，唯恐出什么差错。
我意识到，此时此刻，全国上下都在布置灵堂，制作花圈，准备黑纱，折叠白花，采集苍松翠柏。自1925年孙中山病故后，从未见过这样庄严隆重的国丧仪式。年初周恩来逝世，举国痛悼，自发*，十里长街泣不成声，大墙内也不乏对周公的真诚悼念。朱德病故，则相对平静和冷漠。这次则只见干部们沉重、抑郁，不见女干部痛哭失声，倒像是世界末日真的到来所有人都变得麻木而不知所措了。
我们几个人忙活完已是凌晨5点，“窝窝”悄声说：“好安逸，如果不是他老人家升天，我们还难得吃这样好的加班饭！”我狠狠盯了他一眼，示意“莫胡说”。王警文说：“当心取你几年！”我们集体回到监舍，一时难于入睡。周围万籁俱寂，虽然周身像散了架，却不由想起1953年3月5日斯大林辞世的场景，那时是发自内心、伤肝裂肺的悲痛：工人、农民、学生、干部、知识分子、军人以及亿万民众，为失去全世界人民的领袖和导师而号啕，社会主义阵营失去了当家人，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报刊上连篇累牍发表了无数领导人与知名人士的文章，写得最沉重而有分量的莫过于毛泽东那篇《最伟大的友谊》。如今斗转星移，最伟大的盟邦竟成死敌。那时，我们对毛主席无比敬仰，千歌万曲歌颂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我个人也写过大量文字，称他是新中国的舵手，自由、*、繁荣、幸福和希望的象征。天安门城楼上那张慈祥、温和的面容，对每个公民是如此亲切！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对他的情感逐渐变化。l957年以后，几十万中国知识分子惨遭*，几百万家庭受到株连；l959年为民请命的彭老总遭到整肃，一大批党员和干部陷入右倾机会主义泥坑；以后是几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于非命，哀鸿遍野。l966年发端的人间浩劫更为历史上空前未有。至此，冤狱遍于国中，忠良身陷囹圄，百姓饥啼号寒，社会一片混乱，历史车轮疯狂向左疾驶，灾难发展到了顶点。他的告别也许正是转变的契机，人们长久以来隐隐的企盼和等待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翌日，通往场部的公路上竖起了一座高大的松柏牌坊，田野一片静寂，路上行人稀少，出工和收工的队伍也鸦雀无声，一切文娱活动都停止了。听说周围生产队均布置了警戒，严禁四类分子和劳改犯串连、破坏。入夜，监房里照例读报，聆听各国领导入发来的唁电，尼克松发表的公告评价平平，远没有周恩来去世时那份公报真诚感人。各舍房对毛泽东逝世均不组织座谈。这是可以理解的。作为阶级敌人的*，如对领袖高度评价，对此过于悲哀，会被认为言不由衷，不合情理；如有其他想法，则会被认为是阶级本能的流露。因此，人们普遍默默无语，守口如瓶，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此时此刻，没有表情是最好的表情。
10月18日下午，北京举行追悼毛泽东的大会，全体犯人整队在大墙内的坝子肃立，聆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场直播。王洪文主持大会，犯人们和全国人民一起为这位巨人的离去默哀。华国锋以*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身份致悼词，他那浓重的山西口音从高音喇叭里传到四面八方。作为囚徒，我们没有被排斥在外，有幸和公民一起度过这个历史时刻。
紧张的秋收开始了。田野上银镰闪耀，打谷机的轰鸣和拌桶的挞谷声不绝于耳，生产的高潮冲淡了巨星陨落的震荡。作为宣传员，我与大家一起割谷、背粮，组织劳动竞赛，公布每天打谷的战报，也注视时局的动向。一天，我走过路旁一个窄小的草棚，一位平时沉默寡言的老头周后禹突然拉住我，要我进去说句话，目光有些诡谲：“王记者，这下好了，社会可能有变化，你我有出头之日了！”我打断他：“你这话可是……”他笑了一下：“王记者，你的为人，我还信不过吗？”
我走近胡家坪的铁工房，巧遇茶场工程师朱家希。他是一位有头脑的知识分子，1964年冬我与他同住过集训队，互相了解，去年小平复出时他高兴地说：“小平当家，中国有望，人民万幸。”如今他却忧心忡忡地说：“目前这个局面，对邓公来说是最艰难的时刻。想起三国时诸葛亮一命归天，被孔明贬谪的李严痛哭失声，断言此生休矣。如果主席还在，以他的胸襟和谋略，小平也许还有被起用的可能，如今小平的政治前途和生命都在危难中，该如何是好？”我不赞成他的悲观估计，他是做最坏的预测，中国政局也确实有进一步恶化的危险。
我慨叹了一声，知识分子之间不宜久谈，匆忙赶路。我沿小路行走，忽然发觉有人跟在后面，回头一望，竟是周指导员，我请他走前面，他忽然问及下面对主席去世的反映。我说，“大家都避而不谈，还没有听到什么。”周却十分严肃地说：“现在，你们中间有些人可能感到很开心，这是阶级本性和灵魂深处的流露，也是对你们这些人政治态度的最严重的考验。”似乎对我发出某种警示。
当晚，三舍房由徐干事主持批判会，王警文约我作记录。原来是批斗几个割牛草的犯人几天来劳动松懈，割草不多而收工甚晚。批者说他们这几个家伙居心叵测，悄悄议论毛主席死了，共产党要垮台了，他们可以出监了。被批的入则矢口否认，说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徐干事总结时提醒大家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思忖，这真是海外奇谈，在这种时刻，再愚蠢也绝不会在两个人以上的场合，说那些露骨的反动言论，只能暗暗地窥视着，估量着，想像着，或以目示意，心照不宣。如果换一个*的国家，一位领导人的去留生死，对社会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只有在专制的社会里，领导人的去世才会举足轻重，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