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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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被整个世界遗弃，多情的豆豆溪就成为了相亲相知的伴侣。
五号牢房除了木板床和一只马桶，徒立四壁，我再次产生社会弃儿的孤独感。而当我开始熟悉周围的环境后，这种感觉便逐渐消失。集训队与13队均在大墙内，而集训队却直属场部。13队犯人住的是破败不堪的穿透式老屋，集训队住的却是砖木结构的新居。统铺也是新制的，紧靠医务室，夜间有电灯照明。集训队又称反省组，是关押在劳改劳教和就业期中又犯了严重错误人员的场所，其中大多数为“飞马牌”（即逃跑者），也有一些是所谓思想反动、严重违犯纪律抗拒改造者。经场部批准来此集训，白天出工有武装人员押解，晚上集中学习，对部分问题严重者还戴上手铐以示惩戒。集训后按情况分别予以加刑、记过或送还原队继续改造。我在半年前才走出动力厂集训队，如今又进茶场集训队，显然属于“二进宫”。
将两个集训队加以比较，就会发现有明显的不同。这里的被集训者似很讲江湖义气，并不把集训当作一回事，既不蓬头垢面，无精打采，也不互相戒备，互相监督，反而嘻哈打笑，颇有朝气。这里的自然条件也较4队好，海拔低，气候温和，地势相对平整。和l3队搞农业生产的犯人一样，每月有36斤粮食定量，每周还有一次肉食。劳动时虽有武装带班，他们只在山上警戒，严防“飞马”逃跑，并不过问生产的数量和质量。反省组组长胡光奎是一位非反省人员，年龄较我稍长，原系思廷公社铜头大队党支部书记，大跃进时期动辄“打人、扣饭、罚跪”，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当作阶级敌人处理，判了5年刑，如今不住小监，掌管监钥匙。胡光奎接受往日教训，能平等待人，从不作威作福，对反省人员之间交谈些什么，有什么不正常表情，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你不逃跑，便相安无事，对原先当过干部的知识分子更为关照。
管集训队的干事叫周西林，原是追捕组的，曾走南闯北，经常提劲：“哪个逃犯敢跳火车，我敢跟着跳车，连放三枪，将其击毙。”第一次见到我，他便发出警告：“再想跑，我马上把你的眼镜打成碎片，叫你寸步难行！”其实他并不太歪，据被他押回的逃犯反映，他戴铐子并不下死劲勒得太紧，也不动手打人。那几天，集训队为加固围墙，命令我们下河背石头，每人一天定额800斤，我刚背到600斤，胡乐奎便说：“周干事喊你背这么多就行了。”
13队的霍中队长就不同了。这个山西农民出身的老干部是个大块头，粗门大嗓，身体壮实，成天听到他的喝斥，自以为是天生的专政者改造者，蛮横武断。他讲话结结木讷，一着急便“这番个，这番个”地抖不伸展，但又最爱在人前训话，以炫耀自己的权力。当周西林不在时，他到集训队施展淫威，表明集训队也是他的管辖范围。他最讨厌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分不清韭菜和麦子，嘲笑他们挑粪是“苏秦背剑”，用背桶施肥淋一身粪水是“淋大头菜”，挖苦曾赴英留学的傅少安“好兔恶劳，想吃牛筋面条”（其实，傅说的是“牛津剑桥”两座大学，反映情况的人听错了）。一次，他到集训队来，不由分说把当过工程师的大学生朱家希痛斥了一顿，频频质问：“你是什么动机，你的动机在何处？”令朱莫名其妙，不知所对。
当然，霍中队长也有态度比较平和的时候，有时亲自掌勺，为犯人打菜，表情不失宽厚与公允，体现了对阶级敌人的仁慈和革命人道主义，他对此举不无得意之色。姓李的理发匠给犯人理发是闪电战。5分钟一个；给中队长理发则毕恭毕敬，轻挑细拈，反复修剪，十分到位。霍半躺在理发椅上，眯着一双眼睛，觉得受用而满足，充分享受了权势者的派头和福气。
集训队的学习以读报为主，胡光奎指定我用普通话朗读，很少进行揭发批判，气氛显得宽松。因此，集训队的工地上常有热烈的谈笑声，监房里还有响亮的歌声。有人唱：“天涯海角觅知音，人生谁不惜青春／患难之交恩爱深”；还有人高唱：“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个欧洲／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愿付任何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带手铐者不甘人后，竟摇动手铐伴唱，节奏铿锵，别有韵味。还有人技艺高超，夜里悄悄把铐子拨开，睡得更自然安稳，徐武寿夜夜如此。一日凌晨，武装管理员高喊他的名字，连喊数声，他在房内答应“有，有，有”，却不敢出门，原来是手铐不见了，急得满头大汗。直到下床穿鞋，才发现藏在鞋里。出工后，他大骂哪个伙计不落教，竟敢开这样不知深浅的玩笑……
难友们的乐观情绪感染了我，我的镇静和乐观也感染着他们。被称为“垃圾堆里的渣滓”，竟有这样饱满的精神状态，还真有点荒诞。
集训队里也有几位文化较高的反省者，谢选荣原系重庆公路局干部，因言罹祸，曾在社会上流浪，判刑13年，此次伙同他人逃跑，翻越大山，在天全县被捉。他常说：“不自由毋宁死。”他熟读经史典籍，能诗能文，性格刚强，从不叛卖朋友，我和他很谈得拢。朱家希是一位名牌大学毕业的工程师，知识面广，早已就业，不知得罪了那位尊神，才弄到这里来反省。不过，人们从不见他反省什么，总是旁若无人，有说有笑。杨明熹是名山县干部，有正义感，也是因言获罪，谈到反右倾运动中名山县女副县长巫方荣遭毒打的惨状时感叹不已。陈良玉自称解放前当过刘文辉的私人医生，在苗溪改造已久，了解劳改茶场许多轶闻趣事。何若萱热爱文学，曾将他的诗作拿给我看，这些人自有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
集训队里还有个唯一的女性杜宗智，单独关在我背后的4号楼房。她也是外逃的就业者，不参加男性们的集体劳动，学习却在一起。此人体态有些臃肿，表情却很丰富，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很注意梳装打扮。虽处逆境，却与几位体格健壮的小伙子眉来眼去，关系暖昧，也许是男女互相吸引的天性难以泯灭使然罢！
集训队和l3队相隔咫尺，却互不来往，动力厂的熟人来了一批又一批，从不互相招呼。周继光不怕惹祸，与我寒暄，被周干事撞见，周西林没有骂我，却把他恶狠狠地斥责了一顿：“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竟敢与反省人员勾勾扯扯，真是吃了豹子胆。下次再犯，把你取重！”一天，从张家山煤矿逃跑被捉回加刑的刘海波悄悄对我说：“张正宣的儿子张尚礼如今和我同在水田组，想和你谈谈，请你在拉学习哨时去一趟厕所。”
我如约去医务室背后的大厕所，这是l3队和集训队共用的厕所。张尚礼主动蹲在我身边。询问他父亲的情况，我说：“在看守所时组长夹磨他，处境有些困难。到动力厂后在杂务组，活路轻松，管图书，办板报，体质增强，心情也比较平和，大家都把他看成长者，没有受到更多的冲击。在这些人中，有知识的人还是受尊敬的。”他听了感到很高兴。据刘海波说，其父判刑后，家庭经济拮据，为了生计，他被迫辍学，倒卖票证，是以投机倒把罪关进来的。张尚礼眉清目秀，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在大墙内，父子、夫妻、兄弟同时劳改的事例并不鲜见。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下台，苏联领导层改组。对此，工地上议论纷纷，大家都为国防力量增强和科技成就而欢欣鼓舞。集训人员都是爱国的．工程师朱家希特别兴奋，他说：“如今世界五个大国都有了核武器，每个国家都是独立完成的，谁也帮不了谁。”我出于职业敏感，看出苏联在经济发展方面比较缓慢，在远东开垦生荒地受阻，苏共21大所订的生产指标偏高难以落实；在文化领域干涉过多，如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处置不当。后来又把统一的各级党委一分为二，改组为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损害了党的统一领导，赫氏本人也相当突出个人，形成新的个人迷信；在中苏论战中也不够冷静，意气用事，等等。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建国初，我对*中央和毛主席的信任，从理想主义出发，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在苏共20大以后，又对赫鲁晓夫的大方向十分痴迷。看来苏联领导层并非我所想象的那样磐石般的团结，大概世界上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事物，这使我逐渐从理想主义中解脱出来。
我在集训队不怕苦，不怕累，无论落雨天晴，都打着赤脚，挖地、背粪、翻谷草，每天都鼓足了劲。因不穿草鞋，霜降后患了风湿性关节炎，右膝疼痛。10月下旬参加挖红苕，天天吃蒸红苕，不定量，有胃病的人直冒酸水，叫苦不迭，我因吃得，还长了些红苕膘。
36蒙西礼和005
集训队里不乏奇入奇事，蒙遁礼和梁安厅的故事迄今难忘。逃犯蒙遁礼出身贫农，长得眉清目秀，经常一副笑脸，很讨人喜欢。他文化不高，酷爱学习，笔记本里写满了菜名，什么宫宝鸡丁、四喜丸子、红烧鱼翅、海椒肉丝、红烧什锦、东坡肘子……他说：“这是为了多识些字和打精神牙祭，吃不到口，想一下那滋味也安逸嘛！”他家住盐亭县安家公社，小学刚毕业就面临饥饿时期，草根树皮都吃光了，只有出外逃荒，由盲流而扒窃。他叙述第一次作案时胆战心惊，在新华书店里小心翼翼地拈出一个正在看书的干部衣兜里的钱夹，轻轻装进自己的包里，也许是过于紧张和专注，一时未注意到钱夹上套着一串拉链，他刚走开，就被失主发觉了，那拉链的另一端是系在干部腰带上的，他立即来个金蝉脱壳，舍弃上衣，夺路而逃。这次作案不但毫无所获，还损失一件上装，真是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他匆忙逃到沿河一条小街，见一位老太婆正在铝锅里煮挂面，水刚煮沸，大概是主人进屋里取小白菜，一时无人，他便来了个连锅端，迅速转移到一个僻静的角落饱餐了一顿清水挂面。后来他沿宝成线走到川陕边界，看到无数携儿带女的人外出逃荒，他年轻力壮，常走在老弱妇孺的前面，或乞讨，或扒窃，有饭大家吃，和婆婆大娘们相处得很好，俨然是一个行侠仗义为生存而斗争的少年。
在长期流窜中，他多次被收容拘禁，不得不以三所（收容所、拘留所、看守所）为家。一次在邛崃县收容所住了大半年，他出身好，嘴巴甜，模样乖，当上了炊事员，兼处理因水肿而死去者的尸体，看到一个个衰弱的生命在凌晨死去，引起他深深的忧虑和思索，觉得自己能侥幸活下去已是不幸中的大幸，“活一天算一天吧！”被判刑后，他串通一位女就业人员伴作夫妻逃跑，在旅馆中被捉回苗溪集训队。
有个星期天吃过早饭，他悄悄1溜进5号小监与我谈心，见我的挎包里还有一份l0年前刊有拙作的一张《人民日报》，以及四川日报俱乐部馈赠的“文娱先锋”红色锦旗和一份英文版的南斯拉夫旅游地图，对我产生了信任感，并坦诚倾诉了自己的不幸。谈到兴奋和伤心处，他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热泪，突然跪在我面前连连磕头：“今后我要把你当作自己的父亲，希望你引我走一条生路。”我忙把他扶起来：“使不得，使不得！我们是同一代入，江湖上讲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还是以兄弟相待吧。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他说：“你可以教我提高文化”，我便在他的本子上写了一些李白、杜甫、白居易、李清照等人的诗词。
梁安厅是刑满就业人员，为了吃饱和过上人的生活，从苗溪逃到贵州。据他说，在贵州和云南的崇山峻岭中，迄今仍有中央政令达不到的被遗忘的角落，那里的老乡过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作而食。既不知道孙中山、蒋介石和抗日战争，也不了解共产党、毛主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孩子们读的还是《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和《治家格言》，那里的人欢迎外面的秀才进山教私塾。我听他讲如此神奇的现代桃花源，不禁睁大了一双眼睛，认为是绝无可能存在的乌托邦，也许是江湖流浪人的一种精神寄托吧。
无情的现实是，梁安厅在流窜中又被公安机关逮捕。审讯中拒不交待自己是从苗溪茶场逃出的就业者，害怕难以避免的绳捆索绑与严刑拷打。他过不了这道鬼门关，但又不敢瞎编一个原籍，后遣送到那里还是脱不了手，便一口咬定自己是台湾派来的空降特务。审讯员问他是什么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