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进化-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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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和我们的心智如何进化而来的一个自然主义解释，看起来威胁着自由意志的传统观念，而对此前景的恐惧已扭曲了该议题的科学和哲学考察。有些觉察到这些关于我们自身的新发现之危险的人，严重错误地陈述了它们。我们有关我们起源的新知识的含义，在冷静检查之下，将被证明会支持一个比它所替代的神话更强更明智的自由信条。
第15节，对来源与进一步阅读的说明
第二章
我们对决定论的思考常被幻觉所扭曲，而这些幻觉可以在一个玩具模型的帮助下加以消除，在该模型中，简单实体可以进化出避免伤害和自我复制的能力。这演示了，决定论与不可避免性的传统关联是个错误，不可避免性概念属于设计层次，而不是物理层次。
对来源与进一步阅读的说明
对正文中所引书或文章的完整参考指引，可在书末参考文献部分找到。每章我都会就所讨论主题提供一些进一步的注解和其他阅读材料指南。
一些读者可能会觉得，我在第三页上就开始自相矛盾，可真是个糟糕的开端。首先我否认我们在数万亿个机器人式细胞之外还拥有灵魂，然后我又愉快地察觉到，我们是有意识的：“因为你我都是有意识的，我们必定拥有由那些奇怪的小部件以某种方式组成的有意识自我。”你可能发现你自己强烈地想要同意罗伯特赖特：我实际上是在宣称，意识并不存在。×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如果你任凭这一信念扭曲你对本书余下部分的阅读，那就太遗憾了，所以，请尝试保留判断，抱一点赖特错了的微弱希望吧！我不妥协的物质主义确实是我打算捍卫的观点的一个固有特性，我渴望为它冲锋陷阵，即便冒着引来那些仍在追求一种意识的二元论解释的人的敌意和怀疑的风险。
对这一物质主义意识理论的清晰阐述和辩护，可以在前文提及的我的书里找到，并在2001年11月我在巴黎举办的让尼可讲座上，针对各种新近批评得到进一步详尽说明和辩护，此外，也出现在一系列已经在各种期刊或文集中出版的论文中，在我的网站上也有：http：//ase。tufts。edu/cogstud。
关于自由意志的哲学文献汗牛充栋，而只有一小部分该主题上的新近作品会在这里得到关注。那些得到讨论的文献将提供大量指向其余文献的线索。两本非哲学家的杰出著作已在本书最终定稿的那一年出版，对此主题感兴趣的每个人都应该读一读：乔治安斯利（GeorgeAinslie）的《意志的分解》（2001）和丹尼尔魏格纳（DanielWegner）的《有意识意志的幻觉》（2002）。我已努力将这两本书的主要见解体现在我自己的书里，但他们著作的丰富性远远超出了从这些体现中所能推知的范围。
第16节，文化共生如何将灵长类转变为人
第六章开放头脑的进化
TheEvolutionOfOpenMinds
人类不只是聪明的畜生，在危险世界里小心环顾四周的足智多谋的主体，他们也不只是为他们无须理解的共同利益而无意识的拥挤在一起的兽群。我们的社会性是一种多层次现象，充满了涉及相互认识（的认识的认识的）的反射现象，并因而为诸如此类的人类特有活动提供了丰富机会：做出承诺和毁弃承诺，尊崇和诽谤，惩罚和崇敬，欺骗和自欺。正是这一环境复杂性驱动着我们的控制系统、我们的心智，到达它们自己的多层次复杂性，从而使我们能够有效地应付周围的世界——如果我们是正常的。
有一些不幸的人，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做不到，而他们必须以一种降低了的身份生活在我们中间，充其量就像宠物，被照顾和尊重，若有必要还要被束缚，被爱并以他们自己的有限方式爱他人，但不是人类社会化世界的完全主体，而且当然也缺乏具有道德重要性的自由意志。他们与我们其他人之间有疑问的边界，以及当个体被考虑升级或降级时出现的极端困难问题，将是后面一章的主题，但为了打下基础，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这些人类社会独有的复杂性和精神是如何进化而来的。_米_花_书_库_ ；http：//www。7mihua。com
文化共生如何将灵长类转变为人
一只蜘蛛实施的操作与一位织工的相似，一只蜜蜂建造的蜂巢让许多建筑师蒙羞。但最蹩脚的建筑师与最高明的蜜蜂之间的区别是——建筑师在将其结构变成现实之前，已在想象中将其竖起。
——卡尔马克思（KarlMarx），《资本论》
文化让事情变得更容易——或至少成为可能。它所带来的改变中的一些，看来比其它更近乎于（进化上）不可阻挡的。——约翰梅纳德史密斯，“文化与遗传改变的模型”
在那些产了卵就离开，从不与后代共享环境的物种里，基因几乎是垂直传袭或继承的唯一途径。几乎，但不是完全，正如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例子中看出的：假设一个蝴蝶物种通常在一种特定植物的叶子上产卵，并考虑当一个雌性碰巧将她的卵产在其他某种叶子上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很可能，对这一产卵习惯负（最大）责任的那个基因，是通过让后代“铭刻”她们在孵化时首先观察到的无论哪种叶子而起作用的。这只反常蝴蝶的后代将重复她的“错误”，本能地将她们的卵产在与她们出生时所在叶子相似的叶子上。如果她的错误恰好是一个可喜的意外，她的世系可能会兴旺而同时其他的衰亡了：新的叶子偏好将是一种完全没有遗传改变的适应。
这个例子凸显了涉及遗传配方中所采用的引用类型的指示（deixis）或“指针”元素。蝴蝶后代的基因相当于在说：把你的卵产在看上去像这个（同时一根小指盲目地伸出去，落在有机体去“看”手指指向何处时所在的无论什么目标上）的某种东西上。一旦理解了该原理，你就能看到它到处都在被运用，尤其是在各种依赖于“细胞记忆”的发育过程中。蝴蝶在树叶上不仅存放了DNA，她还存放了卵，而这些卵细胞包含了遵循DNA配方所需的全部读取机制和初始原材料。
这一读取机制也包含了造就后代表现型所需要的重大信息，而它并未被编码在基因里；基因仅仅“指向”那些材料并相当于告诉读取机制：用这个和那个去制造并折叠下一个蛋白质（当然，基因确实编码信息以指导下一代的读取机制的建造，并将下一代的这整套工具和原材料存储在一起，但如我们刚刚看到的，其他来源也可以影响这一规格说明。）。如果我们设法变更基因读取机制紧邻环境中的这些元素，我们可以在输出中造成一个改变（就像后代改变了叶子选择习惯），而且如果那恰好——就像上述习惯——保证了同样的更改会倾向于在下一代的基因读取环境中重现，那我们就在没有任何基因型（那个配方）突变的条件下制造了一个表现型突变（phenotypicmutation，发生在成品——即直接面对自然选择的那个载体——中的突变）。
第17节，
厨师们了解，不同国家之间面粉和糖的质地的微妙差异，可以对他们所喜爱配方的结果产生深远影响。他们逐字遵照配方，伸手抓来在这里被叫作面粉的东西，最后得到了一个陌生的蛋糕。但如果新蛋糕是个好蛋糕，其配方或许会被复制并为许多厨师所遵循，建立一个新的蛋糕世系，完全区别于它们的祖先和它们在母国的同辈亲戚。（我相信，哲学迷会注意到这一点与哲学中的孪生地球（TwinEarth）产业之间的相似。那些没有看懂这句题外话的人，该为他们被蒙在鼓里而感到庆幸。）
自然之母不是个“基因中心主义者”，即，当同样的信息（大致上）可由世界的某种其他规律性，被以同样可靠、而且更廉价的方式传递时，自然选择过程并不偏爱经由基因传递信息。存在一些由物理定律（重力等等）和可以被安全“期待”会得以保持的环境长期稳定性（海洋盐度、大气成分、可被用作触发器的物品颜色）所提供的规律性。因为这些条件多少是恒定的，它们可被遗传配方默认为前提条件而不予“提及”。（注意，盒装蛋糕糊常常为高海拔烹饪指定一个不同的烘烤温度，或添加额外的面粉或水，这是个存在变数的例子，该变数迫使配方提及某些它原本可能省略不提的事情。）。xjqi。
在可以被基因配方预设为前提的规律性中，包括了经由社会化学习而在代与代之间传递的那些。这些是可期待的环境规律性的更多例子，但它们更重要，是因为它们本身有成为选择性修枝对象（不像（比如）重力）的可能性。一旦信息传输通道建立，并且成为基因进行某些传送的“依靠”，它本身就成了设计改进的对象，就像在亿万年中改进了DNA编码、复制、编辑和传播过程的种种改良。比如，倾向于延长亲子联系与互动的遗传改变，可通过给予它们更多活动时间而提高这些社会化学习途径的可靠性，从而注意偏向（看妈妈！）可进化出来以进一步协调信息传递。小径变成了大道，变成了公路，成为一条由自然选择设计的信息通道，在依靠它的那个世系中增强研发工作。
在那些亲代与子代一起生活一段时间的物种里，存在一条有用信息或“传统”——诸如食物和栖息地偏好——纵向但非遗传性传递的宽阔大道（阿维塔尔和亚布隆卡，2000）。如我们所见，经由遗传传递的设计的横向传递，即与你子女或父母之外的有机体共享有用基因，也已从进化早期开始便到处存在，并在进化所造就的许多最辉煌进步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它们的出现是幸运意外，不是被设计来传递设计的途径。非遗传信息的横向传递是装备了知觉系统的多细胞生命形式（简言之就是动物）中一项远更晚近的发明。其力量在我们物种中表现得最明显，但我们并未独享其益处。
在日本一个岛上被研究的猴子，通过模仿和观察极好的学会了清洗被扔在海滩上的麦粒：将一把多沙的麦粒扔进海里，然后从水面上舀取浮起的麦粒；有理由相信，筑坝技术从成年海狸向它们幼崽传递的过程，可能也包括了相当程度的观察和模仿学习，即便不是正式指导。如生物学中所常见的，存在一些可说明这一反差的中间例子。雪羊（mountaingoat）在它们的领地中踩踏出一个最佳路线的小径网络，其整齐程度不亚于任何人类道路系统，它们将这一有用的整葺环境遗赠给穿越该区域的所有生物而不只是它们的子孙。这是文化传递吗？是也不是。受信赖的一致性的维持依赖于雪羊个体的重复行动，这些个体必须能够看到其它雪羊正在做什么。这是模仿吗？被复制的究竟是什么？很难说。
第18节，
但有一个物种，智人，将文化传播用作其信息高速公路，产生了文化实体的庞大分支家族的家族的家族，并通过一种经由文化传递的习惯，改造着其成员：不遗余力地在其少儿身上安装尽可能多的文化，在其能够吸收的限度内尽早安装。这一横向传递创新如此具有革命性，乃至作为其宿主的那些灵长类值得拥有一个新名字。假如我们需要一个技术性术语的话，不妨叫它们真灵长类（euprimate）——超级灵长类。或者我们可以用白话，把它们叫做人。人就是大脑被感染了的人科动物（hominid），成了数以百万计的文化共生物的宿主，而让这些成为可能的首要元素，便是被称为语言的共生系统。
哪个先出现，语言还是文化？如同多数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难题一样，这个问题只有当你过分简单化地看待时才显得是个悖论。确实，存在一个有着规范（norms）、传统、对个体的识别、和理解各自角色的勉强算得上社会的东西之前，成熟语言不可能作为存在于物种成员之间的制度而繁荣起来。所以有理由宣称，存在某种先于——且必须先于——语言的文化。黑猩猩社会具有（初级形态的）规范和传统、对个体的识别，以及（初级形态的）相互理解的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