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盛宴:中国保险产业1919-2009-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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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史带将友邦人寿迁入外滩17号的“字林大楼”，即今日之友邦大厦。
　　　　“外滩”这个词，其实也源于西方文化。外滩当年的开发者们大都是“暴发户”，可是他们的大楼却力求有贵族气派。他们把东方殖民地城市的近水滩涂称为Bund，所以“外滩”由此而来。
　　　　到1941年，史带已经在中国创建了八家保险公司（含合资公司）。业务最好的时候，这些公司占据中国保险市场三分之一的份额。据民国25年（1936年）《中国保险年鉴》，美亚保险公司每年营业额达800余万元，其中关于华人方面的业务和华商保险公司的分保费约占70％以上。
　　　　表1…1　1924—1934年美商美亚保险公司盈利情况表
　　　　单位：元（货币单位为规元银（3），即银两）
　　　　资料来源：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勒令上海的英、美、法等国家的保险公司停业，友邦的远东业务被迫中断。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史带另辟蹊径，积极抢占之前被德国和意大利主导的拉美市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史带旗下的AIU（American　International　Underwriters）紧紧跟随英美占领军的脚步，迅速挺进日本和欧洲大陆的市场。战争虽然让史带的公司遭受一定的损失，但也赋予了其全球市场布局的巨大机遇。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史带马上开始重建远东的业务，友邦成为首家在上海恢复业务的外资公司。
　　　　不过，短短几年，中国的政经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1949年，史带将上海的业务重心转移至香港。1951年6月，友邦停业，撤离上海。
　　　　友邦离开中国市场之时，走得太过“匆忙”。
　　　　《保险中国200年》一书披露，朝鲜战争爆发之后，1950年12月16日美国政府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作为对应措施，上海市政府于12月30日宣布，对美亚以及北美洲两家美商保险公司实施军管。不过，军管后发现，美亚保险公司水险自留额高达旧人民币332亿元，而交验的准备金仅旧人民币5000万元。1951年1月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命令美亚按照营业准备金的四分之一作为最高自留额。此后，美亚收入骤减，不得已于4月1日申请停业。
　　　　撤出中国后，史带在美亚保险公司、美国友邦保险公司等的基础上，又组建美国国际保险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AIG）。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动荡的国际局势曾经让史带的公司遭受损失，例如古巴的革命，以及第三世界国家资产国有化运动。但是，这并未改变AIG多元化、全球化以及不断商业创新和商业冒险的策略，尤其到史带的继任者格林伯格时期，“冒险”已经成为AIG个性中的一部分。
　　　　尽管史带在亚洲、拉丁美洲以及中东等地都获得了不小的成功，但是其在美国本土的业务，却迟迟未有大突破。“美国寿险公司排名”数据显示，2006年，AIG的总资产居美国保险市场第三，但是其有效合同仅排第九名。
　　　　创业型的史带在个人生活方面颇不成功。44岁时，史带经历了一生之中唯一的一次婚姻——妻子名叫玛丽。但是结发15载之后，妻子离他而去，和一个俄国画家再度结合。1968年圣诞节前夕，76岁的史带因为心脏衰竭在纽约的家中去世。
　　　　表1…2　美国寿险公司排名（2006年）　　　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ACLI、平安证券
　　　　链接：“间谍”史带
　　　　鲜为人知的，史带还是一个出色的传媒人。除了保险的主业之外，史带还投资房地产、汽车、报社等企业。
　　　　1930年，史带以2500美元，一个很高的价格收购了一家英文报纸《上海晚报》（Shanghai　Evening　News），将其更名为《邮报》（Post）。后来，史带还曾创办一份带有插图的杂志《北方》（North）。尽管这些出版物都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是史带对出版的兴趣已经超越了利润本身。
　　　　1935年1月，由卢斯创刊的《财富》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了6位居住在上海，并且震动上海的外国人，史带就是其中之一。《财富》饶有兴趣地观察到，史带从来没有想过要学习中文，但是他对中国却是无所不知，更以善于和中国人共事而闻名。
　　　　抗日战争期间，史带还利用旗下的媒体，帮助美国的情报机构收集情报，协助抗日活动。“世界各地的记者们都喜欢打探消息，这纯粹出于一种好奇心理。所以报纸自然就成为情报收集的最佳掩体。”
　　　　保险招商局：折腾的“官督商办”
　　　　史带创业之时，中国的现代商业保险并非一直空白。
　　　　鸦片战争之后，现代保险的鼻祖——海上保险，由于贸易等需要已经引入中国。颇为特别的是，当时中文其实并没有对应的词语，只能将“insurance”音译为“燕梳”。
　　　　清同治十一年（1872），中国的洋务派采取“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创办了从事航运业的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中最大的经济实体，总局设在上海。
　　　　毋庸讳言，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先驱。招商局曾组建了近代中国第一支商船队，开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第一家保险公司（4）、第一家电报局，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等。
　　　　不过，开办轮船招商局，成败的关键在于资金的筹集，对于身居庙堂的官员，虽然名曰“招商”，但“招商”显然是一个难题。
　　　　直到1873年，招商局的资金仍捉襟见肘，尚不足20万两白银。从1872年11月到1873年5月，所招商股不过6万两，其中5万两还是李鸿章的“私房钱”。不得已，李鸿章只得将招商局从官办改为“官督商办”，委任唐廷枢为总办，徐润为会办，牵头招商。
　　　　按照时下的标准，唐廷枢是典型的唐骏式“海归”职业经理人。唐幼年在香港马礼逊学堂学习，曾任香港政府翻译、上海海关大写和翻译，怡和洋行买办。怡和洋行是老牌英资洋行，远东最大的英资财团。其副手徐润不仅是他同乡（广东香山，今中山），而且同样出身外资买办。
　　　　放弃外资待遇，加入官有企业的唐、徐到任之后，招商局开始进行新一轮招股，拟定首期招股100万两白银，徐润本人首先入股24万两，又广招亲友入股，这在商界和社会上引起响应，100万两很快募齐。之后，招商局决定再招100万两。徐润又认股24万两，两次累计48万两。唐和徐的贡献可见一斑。
　　　　这种结合表面上堪称完美：一方面唐和徐既懂如何打理生意，又能撬动民间资本；另一方面，招商局独享多个看似业务稳定、利润丰厚行业的政府专营权利，例如漕运。但是，隐患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官督商办”的制度劣势最后逼迫唐和徐都不得不选择黯然离开。尽管，和所有的恋爱类似，一开始，官方和职业资本家的合作还算融洽。
　　　　很快，从事航运的轮船招商局就发现，保险成为束缚自己的第一个瓶颈。此时的中国保险市场为外商或其代理人——买办——独霸，对中国船只及其运载货物，或采取高费率政策（船舶险费率竟高达10％），或借口轮船悬挂龙旗或鱼旗等不予承保。投保难限制了航运业务发展。
　　　　矛盾激化只是硬币的一面，保险行业表面的“利润”（其实是充沛的现金流）亦使得招商局不能忽视。
　　　　1875年11月4日，《申报》刊登一家中国保险公司的募股声明：“中国于保险一事向未专办。现在轮船招商局之船货均归洋行保险，其获利既速且多。是以公司由唐景星（唐廷枢）、徐雨之（徐润）二君总理其事，设立保险招商局，仿照各保险行章程办理，不特商局轮船货物可以酌量保险，即洋商船投局请保者，均可照章承保，以广招徕。”
　　　　“本局今议酌中办法，集股一千五百份每股规银一百两，共成保险本银十五万两。”
　　　　“议自光绪元年十二月初一日（1875年12月28日）起至二年十二月底止，试办一年。每号轮船只保船本一万两，货本三万两为度。如投报（保）之数，逾此定额，余向洋商保险代为转保（即为再保险），庶有划一限制。至各局账目总归上海保险招商局，周年汇算结总，倘有盈绌，集众公议，照股均派，各无异言。”
　　　　1875年12月28日，保险招商局落地。同日，《申报》发表《华人新设保险局》的评论，为之鼓与呼。保险招商局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保险业的先行者。
　　　　保险招商局的开局颇有气魄。
　　　　保险招商局公布的第一批办理保险业务的地区，包括镇江、九江、汉口、宁波、天津、烟台、营口、广州、上海、福州、香港、厦门、汕头等13个国内口岸；第二批为台北、淡水、基隆、打狗这4个中国台湾口岸，以及新加坡、吕宋（菲律宾）、西贡、长崎、横滨、神户、大阪等国外口岸。
　　　　初试啼声的保险招商局即引起外商的警觉。英国上海领事麦华陀在1875—1876年商务年度报告中指出，在保险业有两件大事值得注意，其中之一即一家与中国招商局有关华商独力筹办的保险公司成立。
　　　　翌年7月，唐廷枢等再次筹集25万两白银，创办了仁和保险公司，开办一年利润率高达30％～40％；两年后，即1878年，又集股20万两白银，开办了济和船栈保险局，后增资扩股改名为“济和水火险公司”。
　　　　不过，这两家公司以及之前的保险招商局，其全部的股款均存入轮船招商局。“官督民办”的体制下，轮船招商局长期占用这两家公司的资金，同时其人事间多有争斗。
　　　　最为激烈的斗争发生在1883年。这一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军舰驶抵吴淞，上海人心惶惶，爆发了金融风潮，商号、钱庄接连出现倒闭。
　　　　依靠钱庄借债度日的轮船招商局资金链几近断裂。据《中国保险史》记载，恰在此时，徐润挪用公款16。2万两，投机地产失败东窗事发，轮船招商局另一个总办，洋务运动的风头人物盛宣怀借端发难，向南、北洋大臣力诋唐、徐主持下的轮船招商局。
　　　　据相关史料，招商局成立后半年（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7月18日），盛宣怀奉李鸿章委派成为该局总办之一。此前一年（同治十一年）9月，招商局尚未正式成立，李鸿章已先委朱其昂为总办。同治十二年6月又委唐廷枢为总办；7月中徐润、盛宣怀同时加入，唐、盛虽然职掌略有不同，名义俱为总办。但是，到任之后，盛因和其余总办“积不相能，时生齿奇龁”，被李鸿章调往鄂皖赣一带办矿。
　　　　不过，这一次危机让盛宣怀抓住机会，重回历史的中心。
　　　　这次斗争的结果是，徐润被清政府革职，唇亡齿寒的唐廷枢于1885年夏引咎离开招商局，盛宣怀主持轮船招商局和保险公司，同时成为轮船招商局举足轻重的大股东。
　　　　令人颇为唏嘘的是，1892年，花甲之龄的唐廷枢病逝于天津，身后“家道凋零”、“子嗣靡依”。招商局从公积金中拨银1。5万两，“以示格外体恤”。
　　　　盛宣怀掌握局面之后，1886年2月仁和、济和两家保险公司并为“仁济和保险公司”。新公司拥有资金100万两白银，成为当时具有相当规模和影响的华资保险公司，其业务范围也开始从海上转向陆地口岸，承办各种水险与火险业务。
　　　　但是，制约仁济和发展的公司治理问题未能解决，从1888年起轮船招商局由“官督商办”进入“官办”阶段，公司股金仍然为轮船招商局占用。
　　　　随着轮船招商局的整体衰落，仁济和受到很大影响。到了1920年，轮船招商局亏损达2000万两白银之巨。仁济和几经改革未见成效，遂缩小业务范围，停办火险业务。1934年10月2日，仁济和退出上海保险同业公会，迁至上海北海宁路56号，停业清理，就此落下帷幕。
　　　　尽管招商局创办的保险公司未能逃脱历史的淘汰，但是这样的抱负却在20世纪80年代激励了另外一批创业者，他们缔造的保险公司20年后居然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保险公司之一。尤其巧合的是，创办之初，他们面对着与仁济和类似的治理困境。幸运的是，通过巧妙的股权腾挪，又适逢国策变化，他们没有重蹈覆辙。
　　　　链接：1919年之前的上海华资保险公司（1805—1911）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外商云集，洋行林立，上海一跃成为中国商业保险的中心。
　　　　清同治四年（1865），华商首创上海义和公司保险行。光绪元年（1875）保险招商局成立。
　　　　截至1911年（宣统三年），上海先后有华商保险公司33家，其中在上海创立总公司的有22家，占总数的67％；总公司在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