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谁在不高兴-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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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退民进”
　　*在为国企体制辩护的同时，旗帜鲜明地大肆抨击中国的民营企业，打压本来就生存困难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这一点，倒与左愤和左派们鼓吹回到计划经济的全盘公有制、消灭资本家高度一致，这也难怪左愤和左派们都想拉*入伙。
　　*在反对“国退民进”上是明确无误的。
　　然而，即使是*也认为，只有在物质资料或财富极大丰富的条件下，才能消灭所谓剥削、阶级等不平等现象，而财富的增长依靠的是经济增长。正如诺斯所言：“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西方世界的兴起》第3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经济增长则依赖于有效的经济组织，而有效的经济组织则在于有效的制度安排。简单地说，经济增长需要依靠追求自利而进行创新的人们，有效的制度安排就是一种经济活动的社会收益率接近私人收益率，这样才能激励人们从事社会所需要的经济活动。从经济学上来看，诸如交易成本理论、专有资产理论、剩余与准剩余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在此不做赘述，但无论什么经济学理论，最终的结论都是殊归同途：只有当产权制度建立并实施之后，产权所有者所获得的收益足以激励其活动之时，人们才会有动力去从事那些有益于促进社会福利的活动。
　　从历史来看，无数史实都证明了产权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对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性。比如17世纪的荷兰，不过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小国。然而，由于荷兰在1500年就废除了封建庄园制度，劳动力得到极大解放，可以自由支配与流动，土地又实现了私有化，中小农场主不再受到公田制的限制，可以迅速对市场信号做出有效反应。同时，荷兰当时的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如提倡国际自由贸易，抑制封建行会的排外与垄断行为，鼓励外国工商业投资与金融投资等。当然，最关键的仍然是产权制度的建立。正是由于有效的经济组织形式即产权安排，尽管在当时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技术进步，但专业化分工与有效的资源配置形式仍然使得荷兰成为当时的超一流强国，荷兰在整个17世纪都一直保持着对国际商业与运输的垄断地位。同样，如果英国没有在16世纪建立推广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制度改革，产业革命的发生不可想象，“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并称霸全球数百年。
　　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30年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公有制企业、外资企业等企业组织形式由于在企业治理结构上具备产权优势，从而可以轻易地击败同行业的国有企业。
　　可是，*如此强烈地反对“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这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结果不外乎有两种情况：其一，国企改制停滞不前，亏损日益加大；其二，国企垄断现象日趋严重，市场化改革倒退，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无论哪种情况，都会使社会福利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倒退。
　　尽管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存在着贫富差距拉大、贪污腐化等令人诟病的种种现象，但这些现象的出现并非是因为市场化的结果，恰恰是国企长期存在的弊病暴露出来的结果。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郎咸平：蛊惑人心的经济学法西斯（4）
当企业所有者聘请代理人即企业管理者来帮助他们行使企业控制权时，往往存在着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类问题称之为委托代理问题。国有企业最根本的问题正是委托代理问题。从法律上讲，国企所有权属于全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但由一个个独立的国民到国企经理人之间存在着一条多级代理链，这条多级代理链则会引起所有者的“廉价投票权”问题。所谓的“廉价投票权”是指对投票后果不承担责任的投票权，即不能体现最终所有者实现国资保值增值的目的。这使得国企在经营管理中弊病丛生，效率低下，更近似于低效的官僚机构而非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比如，国企管理者由于只有在实际控制企业之后才能谋私利，于是企业控制权争夺的勾心斗角就成为常态。同时，国企所有者权利由政府官员代理，而他们没有替企业选拔高能力管理者的动机，最终，争夺企业控制权管理者与拥有代理权利的政府官员为实现各自的收益最大化而形成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各种*现象。
　　因此，如果不对国企产权进行制度变革，仅仅依靠*所谓的“信托责任”这样的道德约束，我们所能见到的不过是——国资流失变得更加严重，官员变得更加*，社会变得更加糜烂而已，直到国企垄断拖垮中国经济之时。这就是*的主张带给我们的最终后果。
　　政府与市场
　　无论是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还是实业市场，只要发生问题，*的解决方法始终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则——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
　　比如房地产市场，*不断地老调重弹，一再强调房地产市场发生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炒作，因此解决的方法就是政府政策的调整并加强政府管制。然而，房产价格猛涨、市场失序的根本原因恰恰是由于政府权力过大，监管过多。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收入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财政收入则急剧下降，而其开支却未降低，因此地方政府普遍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这样就导致了地方政府寻求开源渠道增加财政收入。于是，土地公产是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资源，土地资源在很多地方成为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例如，通过土地批租，50年或者70年的土地租金被一次性收取，而一届政府的任期只有3到5年。在一些地方政府，土地直接税收及城市扩张带来的间接税收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40％，而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
　　另一个原因是，许多地方政府将房产列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支柱性产业。在许多地方，房产已经成为地方政府GDP上升的重要支柱。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在同级人大监督不力的情况下，经过成本收益权衡，其最优策略是将主要精力用于上级政府可观察的政绩显示，如GDP增长、市政建设等。加入任期限制，地方政府的行为由于中央政府难以监督与约束而愈加具有强烈的机会主义冲动和倾向。
　　就资本市场来看，*说中国股市的混乱是因为企业缺乏信托责任，政府没有强力监管。因此，解决中国股市问题的方法应该是加强政府管制，对企业家进行道德输灌。但是，中国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的产生，恰恰是股市是为国企解困而设立的制度选择的结果。
　　像*这样一面大肆鼓吹公平正义，一面却开出错误的会导致不公平非正义结果的药方的专家学者，藏的是什么心？看来只能是包藏祸心。
　　圣人不死，大盗不已
　　一个真正有良知的学者不应像*那样鼓吹支持国企垄断，鼓吹扩大政府权力，鼓吹所谓“严刑峻法”的残暴专制统治，而应鼓吹正义，鼓吹现代政治与经济制度，鼓吹社保、社会救济等国家福利制度，更应鼓吹*宪政，因为只有*宪政才是体现正义的根本制度，才是遏止滥用权力的根本性制度安排，才能体现出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对国家权力的控制，才是支撑*、法治和个*利。
　　*本人从来就自称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与内地左派划清界限，奇怪的是，内地左愤、毛愤却一厢情愿地拉郎入伙，在左派知名网站上开辟*专栏，显然是把*当成了日渐被社会抛弃的极左派的救命稻草。
　　*，一个所谓敢言的“专家”，一个貌似天真的“作秀者”，一个大言不惭地自称为经济学界“刘德华”的“芙蓉姐姐”。
　　*，一个研究“公司治理”的学者，却可以在国企改制、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以至于劳动法等诸多社会热点问题上大放厥词，成为无所不通的“全才”和超级“大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一直以来，中国学术界都弥漫着一股泡沫泛起、浮夸盛行的学术不正之风，而投机取巧的*恰恰钻了此空。正因如此，他在美国和香港没有成为“世界顶级经济学家”，而在大陆就转眼一变，成为著名经济学家了。
　　*本是打着为民请命这样冠冕堂皇的旗号，其实是利用国人的爱国心来进行炒作以达到敛财之根本目的。可是，无知者无畏，*现在竟然发展到产生某种认知障碍，在媒体与大众的追捧下自我膨胀到竟然寡廉鲜耻地这样吹捧自己，即本文开头引用的那段话——“我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国家的改革方向。如果我失败的话，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我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我这一次一定要成功，如果我失败的话，那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多么大的危害。”就算*的某些言论有那么几分道理，却也成了变味的隔夜饭。
　　老子曰：“圣人不死，大盗不已。”所谓的“圣人”、“君子”，表面上是“为万世开太平”，其实是蛊惑人心、争名逐利，并会造成极严重的社会灾难。其实，*这样所谓的“圣人”、“君子”，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愿本文能让更多的人认清*实为“芙蓉姐姐”的真面目，则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