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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问诊中国-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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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程序,如果这个评估的价格,拆迁户仍然不能接受,仍然是漫天叫价,那怎么办呢?那么就要有替代方案的论证,另外换一个地方行不行,是不是可以有替代的选择。如果替代方案论证也认为不行,公益需要这个地方,那么在走完这些程序以后,可以实行国家最终定价,按照公平、合理的价格来给予拆迁补偿。这个过程应该说是相当复杂的,因为这个过程不是那一个领导一拍脑瓜就能够做得出来的。
  奥斯曼以后的城市拆迁和改造更加重视贫民的权利。一方面,政府不能强行驱赶他们,另外一个方面,反而有越来越多的责任要为穷人提供服务。这是*国家的两个发展趋势,权力越来越受限制,责任越来越可问责,也就是说,政府想做就能做的事越来越少,政府不想做也得做的事越来越多。政府不想做也得做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帮助穷人,而不是驱赶穷人。这就涉及到贫民区、简陋住房的改造问题。
  隔离型贫民窟:约翰内斯堡-索韦托
  南非的一些城市比如约翰内斯堡在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以前是很漂亮、很安静、很整洁、治安也很好,但前提是不准黑人进来。可是,白人又需要黑人给他们打工,怎么办呢?南非白人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在城郊划一大片地方,让黑人自己在那里盖房,而不给他们提供福利房,这就是索韦托贫民窟的来历。到1980年,索韦托已经发展到160万人口,比约翰内斯堡主城区的人口还要多。这两个地方紧挨着,但却是天壤之别,如果说约翰内斯堡是天堂,那索韦托就是地狱。

城市化与贫民权利——近代各国都市下层社区变迁史(3)
索韦托不但建筑的房子比较简陋,而且犯罪率很高,比纽约还要高11倍。而且,索韦托也是一个革命摇篮,南非几乎所有的黑人反抗组织都在这个地方活动,包括非国大,曼德拉本人也在这个地方生活过。
  索韦托可以说是黑人的伤心地,但在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以后,情况发生很大的改变。今天我们看到索韦托不再是地狱,而约翰内斯堡也不再是天堂,黑人开始大量的移居约翰内斯堡,开始盖起一些不是太漂亮的房子,城市也就出现了脏乱差了,更加重要的是,南非隔离种族制度废除以后的这几年,约翰内斯堡的治安状况可以说是每况愈下。
  虽然现在很多人对于南非的现状不满,但在索韦托也可以看到很乐观的景象。因为索韦托的房子虽然还是不怎么样,但是比上世纪60年代好很多了,而且索韦托的公共设施这些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索韦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地有一个据说是非洲最大的公共汽车站,每到圣诞节(相当于我们的春节),就会出现大量的人涌到这个公共汽车站坐车回家过年。不过,南非的这种景观和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那些回家过年的人,基本上是外籍劳工。因为南非是非洲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很多*的其他国家的黑人都来南非打工,南非的跨国劳工很多。而南非本国的黑人劳工,一般来讲都是全家住在一起,尽管索韦托的条件不是很好,但至少他们是可以在那里过正常的家庭生活,也不存在回家过年的问题。
  尽管现在的约翰内斯堡变得比以前脏乱差了,治安也比以前糟糕了,但是人们普遍还是认为今天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在约翰内斯堡的市中心有一个曼德拉广场,也就是纪念种族隔离制度废除给他们带来的进步。当然,南非现在面临的问题也还是很多,但南非人绝不会用恢复种族隔离的办法来解决这种问题。
  今日第三世界都市的贫民窟
  (1)印度的贫民窟问题
  在殖民时代,由于英国人的“城管”相对较严,尽管当时的农民远比现在更贫困,印度大城市中的贫民窟却并不多。独立后印度实行*制度,对穷人迁徙限制放宽,大城市不可能“贫民与狗不得入内”,于是农民进城的过程加速。
  同时,1990年代以前印度“政治学英国,经济学苏联”,政治上不仅搞*而且承认公民迁徙自由权利,经济上却实行“马哈拉诺比斯社会主义”,被前苏联定义为“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这种体制虽然也号称*社会主义,然而却不是学瑞典搞福利国家、二次分配,而是学前苏联以国家财政投资搞了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实行“计划经济”,这样一来,用于社会保障的钱便严重不足。名义上尽管国家对公民的教育与卫生承担责任,但实际上除了左派执政的一些邦外,那时印度多数邦中的乡村公立医疗与教育网点量少、质差、经费缺,而大城市里对穷人的保障就要好些,虽没有发达国家那种住房福利,教育、卫生条件还是远比农村强。在迁徙自由状态下,这更加速了乡村中最穷的那部分居民迁入城市。
  而另一方面,这种“社会主义”的国家垄断也导致民营中小企业发展不足,难以做到充分就业,进城人口中相当一部分难以脱贫。尽管他们并不比进城以前更穷,但在现代化大城市中,他们的棚户区的确触目惊心。这些因素的综合,便使得印度在独立后的几十年内都市贫民窟大为扩张。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城市化与贫民权利——近代各国都市下层社区变迁史(4)
不仅贫民窟在独立后比英国管制时大大扩展,左派执政下也比非左派执政下更为扩展。
  西孟加拉邦自1967年起至今的40年绝大多数时间是印度左派(有人说还是极左派,即比印度共产党更左的印共(马))执政,是印度“左派三邦(西孟加拉、喀拉拉与特里普拉)”中左派连续执政时间最长、也最左的一个。但就在这左派执政的30多年间,该邦首府、印度第二大城市加尔各答的贫民窟人口增加四倍,占全市人口的比重也明显增加,超过了许多“右派”执政的邦。这当然不是因为左派更喜欢“贫民窟”,而只是因为他们作为左派更不能对穷人动粗!
  (2)拉美贫民窟现象:开发商给穷人让路
  中国人到拉美,往往觉得有一些事情是不可思议的,比如在拉美就经常看到一些靠近市中心的地方,都是大片大片的贫民窟,而房地产商往往在一些开发条件很差的地方,比如50多度的陡坡,搞商品房开发。于是中国人很惊奇,这么好的地方你们怎么不圈呢?如果问拉美的开发商,他们就会瞪眼睛,你们真是有本事啊,能够把他们搞走?
  其实,拉美的城市周围也有圈地运动,可这不是政府圈老百姓的地,而是老百姓在圈政府的地:一帮进城农民,进城后要找地方盖房子,于是找一个政府公地拉起一道铁丝网,自己盖起了房子,政府说这是违章建筑,但整个社会的舆论都是支持他们的,折腾了半天,政府也就说,算了算了。比如BOSCO合作社区就是这样的, 百姓征了官家的地。
  老实说,我觉得拉美的贫民窟有一点比美国好,那就是他们的组织性要比美国强,他们往往有的是从农村整村地往城里迁,保持了农村里原有的人际关系,社交活动也比较多,像我看到的BOSCO,他们就组织起来自己盖了一些房子,BOSCO盖的一些房子看上去灰头土脸,不是什么豪宅,都是二居室的,很简陋,里面也没有什么好家具,可以说近乎家徒四壁,他们是穷人,而且进城的年限不过是五年十年,基本上是来自山区的印第安人。但是这些人,这些房子最大的好处就是特别便宜,为什么便宜呢?土地是圈来的,也没有开发商的利润,基本上是自己合作盖房,钱就是建筑材料,据说这一套房子才花2000多美元,基本上就是建筑材料了。
  *福利国家的贫民区改造
  在奥斯曼时代,巴黎虽然大拆大建,建了很多豪华建筑,但基本上没给穷人盖什么房子。但到了*共和时期,这种现象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从二战前到战后,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法国先是在巴黎周边贫民区比较集中的地方,比如伊夫里、苏瓦希、楠泰尔等地,建立了以高层廉租为特征的第二代福利房。这种福利房引起了很多的批评,尤其是来自左派的批评,他们认为给穷人盖的房子还是不够好,建筑密度太高、绿地太少、居住太拥挤,人们在里面缺少自尊心。在这种批评的情况下,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法国开始大量兴建所谓第三代福利房,也就是以低楼层、低建筑密度,绿地和公共设施配套齐全的街区为主。
  那么,什么是福利房呢?福利房有两个特征,第一是由政府的房政部门面向全社会盖的,而不是像我国那种各单位给自己内部人盖的。第二就是它的分配标准,唯一的分配条件就是贫困(低收入)。西方国家形形色色,有左派掌权的福利国家,有右派掌权的自由放任国家,福利房覆盖面也有很大的差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福利都是从最穷的人开始覆盖的,从来不是从最富的人开始覆盖的。

城市化与贫民权利——近代各国都市下层社区变迁史(5)
中国的“负福利”住房制度
  由政府房政部门兴建,以贫困(低收入)为唯一分配条件。此种制度在西方普遍,在剧变前一些东欧国家也有。但我们从未有过。国共鼎革初,政府曾把一些没收房交由房政部门安置社会贫民,但从未新建此种住房。此后房政经费维修旧房且远不足。国家的住房建设资金都拨给“单位”,按“负福利”原则实行“单位分配制”,有特权的“好单位”收入高房子更好,无特权的“差单位”收入低住房差(往往无房)。在单位内部同样按“负福利”原则:官大工资高,“住房待遇”更高;官小工资低,“住房待遇”更低。而最穷的农民和“无单位者”不仅完全没有分房资格,自己盖个“窟”也被指为“私搭乱建”而要被惩处,处于典型的“无福利也无自由”状态。
  后来我们搞住房改革“取消福利房”,其实是把过去的“特权房”予以变现、赎买。真正的“福利房”制度,我们过去从未有过,现在也不是“取消”的问题,而是要新建一套前所未有的福利房制度。
  中国的“集体工棚”问题
  中国其实也有“贫民窟”,但更多的“进城农民”无疑还是住在工棚里。中印工业化进程都导致大量农民进城,但不同的是:印度农民往往卖掉土地,举家进城后占地搭建简易住房,形成为人诟病的“贫民窟”。但是这些新移民相对易于在城市建立家庭生活,同时形成社会保障压力。而中国农民没有地权,不可能卖地,但可能被“征地”而赤手空拳流入城市。他们不能在城市占地,政府不许建立简易住房,又租不起更买不起常规住房,造成大量成家的新移民只能在城过集体生活,形成表面上比贫民窟好看的集体宿舍(工棚),并把家庭留在农村,而且自己也不可能扎根于城市,通常在“出卖青春”之后便回乡度过余生。
  中国因此表面上避免了贫民窟问题。但是,集体工棚与贫民窟对于农民工而言哪个痛苦更小姑且不论。但前者的“优越性”在于:城市不但因此更好看,而且可以把养老和社会保障负担留给农村,农民工工资中不包括这些部分,因此劳动力价格可以更低。
  其实,中国真正的“奇迹”并不是没有贫民窟,如果说这是一个“奇迹”,也不是中国唯一的,巴黎在奥斯曼时代就已经做到了,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也做到了。但是,中国现在真正的“奇迹”是什么呢?真正的“奇迹”是一方面城里有数亿农民工住在工棚里,另外一个方面,农村出现数亿的留守人口,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这一种现象造成的问题,还不光是过年回家交通的问题,这个问题太小太小,如果今年不是雪灾,也不会闹到这么严重,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大的问题是这些人35岁之前没有家庭生活,35岁之后没有社会保障,这样的现象如果持续下去,会比贫民窟引起的问题严重得多。
  不要让中国农民再做“两栖人”
  我记得重庆有个官员说过,重庆“永远不会有贫民窟”,原因是中国农民习惯做“两栖人”,不像你们印度人喜欢全家进城。恰恰就在这个城市,2007年3月重庆市沙坪坝区有关部门进行的专项调查中,有5%的男性民工坦承自己找过“小姐”。调查还显示,已婚夫妻打工而两地分居,长期没有性生活时,24%的男性、33%的女性“整夜睡不着”。39%的男性、55%的女性民工通过“给家里打电话”来度过漫漫长夜。调查报告指出“这说明,性压抑已经成了民工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35岁前没有家庭生活,35岁后没有社会保障”长远下去会怎样?别的社会问题且不论,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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