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平的-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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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凌志汽车”和“橄榄树”（6）
关于“凌志汽车”欺诈“橄榄树”的故事。可见1997年8月11日出版的《体育画报》刊登的一条小消息。消息说，有38年历史的威尔士“兰桑特弗赖德足球俱乐部”被一移动电话公司以40万美元收购，改名为“全部网络化”。
关于“凌志汽车”与“橄榄树”共同协调的故事。1997年9月21日《华盛顿时报》刊登的一个不寻常的故事很能说明此点。该报道说，俄罗斯反间谍官员抱怨他们要比对方多付双倍的价钱才能招募一名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克格勃的继承者）的一名官员，在不愿透露姓名的情况下告诉俄通社、塔斯社，买通一名俄国间谍仅需要100万美元，而策动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名间谍为另一方工作则需要200万美元。
与此相隔不久，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在以色列的《新消息报》上出现了，我也似乎是头一次感到情报网在自由市场上得以体现。《新消息报》的编辑们去莫斯科买回俄罗斯间谍卫星拍摄的叙利亚部署的最新“飞毛腿”导弹照片。然后，《新消息报》从民间雇用一名美国卫星照片专家分析这些照片，得出结论后，《新消息报》就把叙利亚新的导弹威胁作为独家新闻全部发表，此事甚至没有涉及任何一位政府官员。当你有了大口袋时，还用得着放开肚皮装吗？
最后，我最喜欢的在全球化时期“凌志汽车”战胜“橄榄树”的故事。这是关于阿卜·贾哈德儿子的事。1995年，我在约旦安曼参加中东经济问题首脑会议，我独自在安曼的旅馆阳台用午餐，突然，一位年轻的阿拉伯人来到我的桌边问道：“你是托马斯·弗里德曼？”我回答是。“弗里德曼先生，”年轻人继续有礼貌地说：“你认识我父亲。”
“你父亲是谁？”我问。
“我父亲是阿卜·贾哈德。”阿卜·贾哈德，其真名科哈利尔·阿尔…瓦茨尔，巴勒斯坦人，与亚西尔·阿拉法特一道创建了“法塔赫”组织，随后接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有“战斗之父”之称。阿卜·贾哈德是其化名。当我任《纽约时报》记者驻黎巴嫩时，他是巴勒斯坦人在贝鲁特和西岸的军事最高指挥官。我与他是在贝鲁特相识的。巴勒斯坦人将他看成战斗英雄，以色列人认为他是巴勒斯坦恐怖分子里最危险的一员。1988年，以色列一个暗杀小组在突尼斯的卧室将阿卜·贾哈德杀害，他身上中弹数百发。
“是的，我非常熟悉你的父亲——我曾经访问过你们在大马士革的家，”我告诉这位年轻人。“你在干什么？”
他递给我一张商业名片，上面写着：“贾哈德·阿尔—瓦茨尔，巴勒斯坦加沙，世界贸易中心执行总经理。”
我读着名片，心里想道：“这真是不可思议，从杰西·詹姆斯转到迈克尔·米尔肯仅仅是一代人。”
在全球化时期，国家和个人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保存个人、家庭、团体的特征以及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在全球化中生存和保持很好的平衡。今天，任何希望经济繁荣的社会必须不断努力建造一辆高标准的“凌志汽车”并将它开出去，走向世界。但任何人都不应该心存幻念，认为只要参加全球化经济活动，他的社会就会健康了。如果这个参加全球化经济活动要以国家被同化为代价，如果参加的个人认为他们的“橄榄树”根被全球化体系破坏了，或被冲掉了，这些“橄榄树”根就会被激怒，他们就会起来反抗并阻止全球化的进程。因此，全球化作为一个体系要生存下去将取决于，至少部分取决于我们大家如何完美地控制它的平衡。没有“凌志汽车”的国家绝不可能强大，也不可能走得太远；没有健康“橄榄树”的国家也绝不可能有牢固的根基或全部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所以保持它们之间的平衡要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
或许，那就是为什么你在本书读到的许多我所喜爱的小故事出自我大学的老朋友维克多·弗里德曼的原因。他现在以色列的鲁宾学院任经济管理教授。一天我打电话向他问好，他对我说，很高兴我给他打电话，因为他把我的电话号码丢了。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解释说他的笔记本电脑出了问题，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包括朋友的地址、电子邮件、电话号码和两年内的日程安排，然后告诉我事情的经过。
第三章“凌志汽车”和“橄榄树”（7）
“我家里一台笔记本电脑损坏了，我将它送到赫德拉（以色列中部城镇）的计算机商店去修理。数周后商店打电话告诉我说电脑修好了，于是我高兴地将袖珍计算机放进公文包，驾车到赫德拉取修好了的笔记本电脑。我提着大的笔记本电脑和装着袖珍笔记本电脑的公文包离开商店，来到汽车旁，将皮包放在人行道边，打开后备箱，非常小心地将刚修好的笔记本电脑放进去，在保证平稳后，我就开车走了，手提包留在行人道上。这下糟了，当我一回到办公室，就找皮包，马上意识到出事了——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情况——我立即给赫德拉警察打电话：‘千万别炸掉我的手提包。’（以色列警察通常将遗留在路边的行李箱、皮包和可疑物品炸掉，因为曾出现许多这种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平民的炸弹；为反对此类事件，以色列人都经过严格训练，如果你将包留下数分钟，就有人给警察打电话。）我知道无人偷此包，在以色列，就是小偷也不动留在路边的任何物品。但我的行动太晚了。特警告诉我说爆炸小组已经赶赴现场并‘处理掉了’。当我来到警察局，他们递给我一个正中央子弹穿过的漂亮的公文包，唯一被直接击中的是我的袖珍笔记本电脑，Genius OP9300型电脑。我一生的心血都在里面，造成的损失至今没法挽回。我告诉警察对出现此类事感到非常害怕，而警察说，‘别难过，此类事在每个人身上都出现过。’一连好几个星期，我提着有子弹洞的公文包在院内散步，总是思潮滚滚，难以平静。管理学院多数学生都在军队服过役，只要他们一看到有子弹洞的公文包，就哑然失笑，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件事。”
维克多讲完他的经历后说，“顺便提一下，请把您的电子邮件告诉我，我要重新整理通讯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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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华尔街在震颤中衰败（1）
1998年夏天，我在巴西访问时，用了一整天的时间与巴西主要工矿企业家、巴西大型矿产公司凯米矿山冶金公司董事会主席吉列尔梅·弗雷林交谈，弗雷林讲述了巴西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内发生的难以置信的变化，他用这样的词来描述过去：“正如你知道的那样，这儿的柏林墙也倒塌了。柏林墙倒塌不仅仅是欧洲的地方事件，也是全球大事，它波及到了巴西，就在柏林墙倒塌的同时，巴西的经济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了论证他的观点，他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1988年10月，由巴西政府控制的国家钢铁公司所属的军用特种钢厂工人在厂区罢工，该厂在里约热内卢北部沃尔塔雷东达，是南美最大的钢铁厂。2500名愤怒的钢铁工人控制了厂区，要求提高工资，将工作时间从每天8小时减少到6小时。工人与当地警察的冲突不断升级，以至于不得不召来军队弹压。在争夺厂区的战斗中，3名工人被打死，36名工人受伤。巴西军方指责工人进行了一场“真正的城市游击战”，工人们为保卫国家给他们的职业和福利，用石头、莫罗托夫燃烧弹、铁棍和轻武器反击。直到1985年才结束了经过长达21年的军事统治，执政的军事长官对该大型钢铁厂的控制看得非常敏感，把沃尔塔雷东达市看成“涉及国家安全之城”，而且将城市市长由政府指定。弗雷林为我讲述这一切后，突然加了这么一段话：“差不多在那次流血罢工4年后，也就是柏林墙倒塌后，同是那些国家钢铁公司的工人们提出要求——是他们要求——将工厂私有化了，因为他们懂得，这是保持工厂的竞争力及让他们多数人保住饭碗的唯一出路。现在国家钢铁公司已完全私有化，并以一家主要股东的身份参加了对巴西其他国有工厂的私有化改造。”
弗雷林的谈话像一道闪电划过我的脑海：他说得太对了！柏林墙不仅是在柏林倒塌，它在东方、西方、南方和北方都倒塌了，几乎在同时对所有国家和公司都造成冲击。我们看柏林墙的倒塌主要集中在东方，因为它的戏剧性，后果也变得非常明显：一道水泥墙在晚间新闻中崩溃了。但事实上，类似的不明显的墙在世界所有范围内都垮了。世界各地所有的墙一垮就垮出了个全球化时代，使世界结合成整体成为可能。于是这就引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力量推倒了墙？或者像我的小孩问的：“爸爸，全球化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这样开始回答：冷战世界犹如一个广袤无垠的平原，但被无数纵横交错的栅栏、城墙、深沟和绝壁分割得支离破碎。在那个世界，有柏林墙的阻挡、有铁幕的间隔、有华沙条约、有关税壁垒和资本控制，不可能走得太远，更不能走得太快。在墙和栅栏的背后，国家可以找到许多隐藏的地方，以便保存他们独自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使他们能在第一世界、第二世界或第三世界中生存。他们有非常不同的经济体系，一个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一个福利社会的经济、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或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他们同时也保留形式多样的政治体制——从某种方式的民主体制到独裁或开明的权力主义到君主制和极权主义。不同的体制有不同的方式，甚至黑白分明，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墙在后面保护着他们，而他们要冲破这些墙也并非易事。
随着墙的倒塌，出现了三个基本的变化——我们如何通讯、如何投资、如何了解世界的变化。在冷战期间这些变化就开始形成并受到培育，到80年代后期才得到长足进展，并最终形成一股强大到足以将冷战期间建造的所有墙壁摧毁的旋风，使世界可能成为一个单一、完整、开阔的平原。现在，这个平原每天都在加宽，变得更平坦、更开放，将更多的墙摧毁，将更多的国家吸引。那也是为什么现在不再有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而只有一个“快速世界”（一个宽阔平原的世界）以及“慢速世界”（就是那些被抛在路边、或有意选择通过筑高墙挖深沟与平原隔开的国家）的原因，因为他们觉得快速世界太快了，使人害怕，让人感到不公平，提出的要求太多。以下讲述它是如何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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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华尔街在震颤中衰败（2）
技术民主化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曾告诉我关于1988年他在迈克尔·杜卡基斯总统竞选班子里的事。某天他被派到芝加哥城代表杜凯迪斯发表演讲。在芝加哥，杜卡基斯竞选班子派给他一辆车，车子里传出“你坐好了吧”的声音，像是电话里传出的声音。
“在1988年，我想，如果能在车内装有一个微型电话就好了，”萨默斯回忆说，“我可以给妻子打个电话告诉她，我是在车里给她打的电话。”
9年后，到了1997年，萨默斯因财政部的事而出访西非的科特迪瓦。他此次官方访问的部分内容是出席在首都阿比让河流上游一个村庄的卫生项目的奠基仪式，该项目由美国政府资助，村里正在打第一口饮用水井，外人只能用掏空树木制成的独木舟方可到达该村。萨默斯，这位从美国来的大人物，被村民看成是最尊敬的贵宾，穿上非洲长袍。但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在他从村庄返回的路上，正要踏上独木舟顺水而下时，科特迪瓦的一位官员递给他一个手机：“华盛顿想与你通话。”萨默斯从希望在芝加哥他的汽车里装有一部电话发展到他在阿比让的独木舟里有一部电话，仅用了9年。
萨默斯的电话传奇可以认为是由冷战培育出来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变化——此变化就是我们怎样与其他人的沟通。我称此变化为“技术民主化”，它能让越来越多的人，用越来越多的家用电脑、调制解调器、手机、光纤系统、因特网站点到达越来越远的地方，联络越来越多的国家，连接手段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发展得都快，程度也越来越深、价格也越来越便宜。在华盛顿特区有家银行，名为“春之谷”，该行为顾客提供各种各样的因特网和电话服务，银行带诗韵的广告词是对技术民主化的最好概括，广告词说：“让我们把银行开到您家里去。”多亏了技术民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