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平的-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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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那份广告，我自言自语：“真不知柯达公司的人对此想法如何？”但当我在广播里听到柯达公司的一个广告，十分起劲地推销新式计算机化照相技术，在我听来，柯达公司的声音特别像一家计算机公司。这又使我感到迷惑：康柏公司和戴尔公司的人们不知对柯达公司也大谈计算机一事如何看待。当我看到康柏公司和戴尔公司所做的广告，他们自称已不再只是出售计算机——那只是一种商品，他们现在出售“商务办公”，就是通过计算机，把贵国或贵公司遇到的新问题都解决。这更使我感到迷惑，普华的人们听到此的感受如何，因为我曾见过这家大型会计咨询公司的广告，说他们现在正在向客户提供商务办公的软件，而不仅仅是经营退税问题。我在普华公司的朋友一天对我说，他们并不担心PC计算机公司，而是担心戈德曼萨克斯公司，这家投资银行也正在做如何减税的业务，开发一种新型特制的适合于金融界使用的产品。于是普华担心他们的税收咨询业务，现在可能被这家投资银行抢占。我朋友建议我读点这方面的书，我只得盘算挤点时间去一趟“边界书店”找点什么文献资料，但我夫人提醒说她已不再逛书店，因为我们已经有个“无边界书店”，就在我们的地下室，叫亚马逊网站。于是我来到地下室，按了一下亚马逊网站的网址，我发现这不仅是家书店，而且还卖CD盘。于是我对自己说：“嗨，那是索尼的业务吗？”
　　

第五章微芯片永远有需求（6）
这更使我开始纳闷，都是这样的话，我将如何出售我写的你们现在正读的书呢。我到纽约去找本书的出版商施特劳斯和吉劳克斯，联系书的发行问题，一屁股坐在了公司最高销售代表之一的马克·盖茨的旁边。我们开始谈论书的生意情况，盖茨有些不知所措。为什么？他告诉我：“我刚刚到布鲁克斯·布拉泽斯去买一件上衣，进入服装部，看到桌子上一大堆迈克尔·乔丹最新出版的《因为我喜欢这场比赛》，布鲁克斯·布拉泽斯服装部正减价出售此书，与各种服装堆在一起！于是我找到售货员对他说：‘您这儿不是书店，如果我告诉书店，让他们也出售服装，你们会怎么样？’他笑了，虽然有点难为情，然后对我说，‘看过你的最新电子账单吗？康蒙威尔士·爱迪生在圣诞节假日期间正减价拍卖，他们将乔丹的书打4折，你只要用电子账号付款，他们就会邮寄给您！’我真有些绝望，我才46岁，我没有提前19岁退休的打算。但我自问，其余19年是否还要另外一个账号？从我心底里说，我并不这么想。可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显得有些模糊不清。”
　　就在此时，《纽约时报》刊登的一条标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关于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如何进一步开拓多种业务的事，该标题是：“AT&T：可解除妈妈所有的烦恼。”今天，每个人要么成为一个舒适的精品店，要么解除妈妈所有的烦恼。
　　难怪在这个时代首次被缺乏芯片免疫综合症击中的，是像前苏联、IBM这样头重脚轻、过分庞大、行动缓慢的国家或公司。接下来可能会感染病毒的是——如国有企业比重过大的拉美地区、福利事业过分膨胀的加拿大和西欧以及北美那些被层层严密控制的大公司。到90年代后期，缺乏芯片免疫综合症扩张到亚洲，袭击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甚至韩国和日本那些头重脚轻、国家管理的经济部门。
　　“我经常想，为什么计划部长、联合大企业在同一时期都陷入巨大的困境之中，我想这并非偶然事件，”美国财政副部长拉里·萨默斯一次对我说，“因为个人电脑和微芯片，个人能够更有效地获得更多信息，应该由他们自己更快地作出决定，而不是由某个人高高在上驾驭一切。”
　　MIDS的第三阶段
　　匹夫有责
　　“缺乏芯片免疫综合症”最后阶段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政府和公司要么利用三个民主化的有利条件重建自己，要么向缺乏芯片免疫综合症屈辱投降。此期间我们可以看到第四个民主化——决策民主化和权力与信息的分享——由于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国家和公司可以避开缺乏芯片免疫综合症或很快从感染中恢复过来。
　　民主决策和权力分散就避免了此种中央集中控制。中心的概念不明确，作决定时就上下一致，传播信息可上下贯通。每个成功的公司都会根据自己所占市场份额大小、人口寡众、地理位置和发展水平用不同的方式重组中心。戴尔公司就将它欧洲所有的账目支出、存货管理、商品调拨集中于爱尔兰一个称为中心的地方控制，这实际上也是中央集权，不仅便于控制，还利用优势大幅降低商品管理和调拨的成本。与此同时，戴尔公司又将许多决策权分散给欧洲各国的销售和服务中心，因为此类中心离消费者最近，对他们的特殊要求和欲望可提供特殊服务，对任何变化可做出适当的反应。
　　在今天这样一个高速发展、情况复杂、阵营庞大的全球化体系中，可解答多数问题的多数信息，现掌握在该组织外围的人们手里，并非由中央独享。假如你的公司没能做到决策民主化，没有让所有人分享并行使权力，公司就处于真正的危险之中。正如沃伦·本尼斯在他的著作《组织天才：创造性协作的秘密》中指出：“我们中没有任何人能比大家精明。”约翰·钱伯斯描绘在他自己的思科系统实行民主决策情况时，赞成此观点：在今天的经济发展步伐里，我只能做出这么多决定，也只能搜集到这么多信息，我只能提出些大的带战略性的决策，但假如我将决策权交给那些最接近实际的人，假如我将获得的同样信息交给员工们共享，那么我就有了1000名决策者为我工作，这是我抓住市场的最好时机。从上往下指示，只能适应市场活动的缓慢性，领导能够时刻把握事态发展脉搏的时代，这样的情况现在已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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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微芯片永远有需求（7）
我们不妨将这种转变描绘成这样：每个冷战时期的领导和高级行政官都坐在写字桌边，旁边写着：“责无旁贷”，冷战时期这是一句符合实际的箴言，因为所有信息都汇总给最高领导，所有的指令都从上往下传，市场为等待某个人的决策而缓慢行动。但今天最好的总工程师办公室是那些知道怎样将他们的工作与公司的总体规划结合在一起、能建立起合作文化、让球在正确轨道上运行、能贴近消费者并用他们掌握的情况迅速适应市场变化的人。
　　因此，全球化时期，坐在桌边最成功的总工程师办公室将不仅是“责无旁贷”，它还要有“匹夫有责”的精神。我，作为老板，责任是建立宏观战略，使每个人都结合在一起，让球正常运转，但你们雇员也应尽量搜集信息、分享信息，尽可能多地做出决策，更快更贴近市场。
　　美国孟山都公司的总经理罗伯特·夏皮罗，为所有的总经理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他改组了公司核心机构，以便职员懂得在何处应尽职尽责，而何处则要义无反顾。“过去，某些事情看外表就能产生效果，”他在一间没有单独隔开的小斗室对我解释说，他的工作室与秘书的一模一样，公司低级别的工作人员经过这里时往里一瞧实际上就是进行监督，当然，多数低级别人员走过时可以看清这儿的情景，这种监督与你的顾客和竞争者之间也存在某种联系。低层人员从外边看到的这种现象的价值，可以超越等级——在认为它是有意义的人中广为传播，此类消息对他人没有威胁，因此不要封杀他。实际上，可以由处于高层有决策权的某人出面证实。但到了全球化时代，此类只言片语的信息就不起什么作用了，它还可能扰乱人心，更有甚者，某些相信此事的人还可能根据他或者她15年前在最底层工作时的老经验作出判断：“啊，是的，”他可能说：“很久以前我曾经遇见过类似情况。”现在大家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对某些起步较慢、规模较小、离顾客稍远的人来说并没什么优势可言，大家都平起平坐。有优势的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于是，我们重新给孟山都公司下定义，”夏皮罗继续说，“我们并非事事分权，也不是让大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并不说总部无关紧要，而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重新给中心命名，在千变万化的市场中采取更快更积极的行动。过去，我可以根据事实（我的领导地位）作判断，是因为我掌握着最大范围的信息，因此，我具有公司其他任何人都不会有的那种判断力，我在自己作决定的过程中增加了价值。但现在随着电子邮件、内部网、因特网的发展，在一线的每个人掌握的信息都比我更多、更广。假如我需要，我就接受他们提供的信息。任何否决来自公民和雇员提供信息的等级制度，都不可能正常运作，更何况现在有许多专业团队。我现在随时倾听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因为我知道他们掌握大量信息，他们的观点都以事实为据——比他们以前的观点更充实，比我以前的观点也充实。我听到后就立即与曾在基层工作的某人联系在一起，某人曾有此观点或者从顾客那里积累了此方面经验，他就是利用这种经历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上来的。作为公司的领导，我必须保证，我的经理们在文化上，对公司的价值和战略都得到很好训练，因此，当他们得到什么信息，知道如何适当衡量，如何证实其真假，或者不让它成为我们前进路上的障碍。要做到此，我们必须让所有人知道我们前进的总目标是什么，必须时时掌握所有的信息，我的工作就是确保这点。”
　　我岳父马修·巴克斯鲍姆是一家大商业发展公司“通用增值公司”的总裁，他有意检验此观点。他的公司总部设在芝加哥，但在全美国各大城市共有130多家商务中心，每个中心有一位住在当地相对独立的经理。每年他都将所有经理召集到一起训话，1999年的会议上，马修穿着一件上面写着：“匹夫有责”的上衣，而130位商务中心经理的上衣却写着：“责无旁贷”。
　　

第五章微芯片永远有需求（8）
这就是马修预防他的公司染上缺乏芯片免疫综合症的方法，所以柏林墙的倒塌对他没有影响，每家公司都有其对付病毒的独特手段。
　　三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我一直在搜集各行各业中避免因柏林墙倒塌造成损失的不同事例——其一是明尼苏达州的农民，另一位是巴尔的摩的一个小业主，还有是因特网上的医生。
　　农民的故事
　　44岁的加里·瓦格纳与他两个兄弟，在明尼苏达州与北达科他州交界处的克鲁克斯顿外边的红河谷腹地共同拥有4200英亩土地。在90年代，随着时光的流失，加里对农业领域里的发展趋势有了清醒的认识：你要么发展成一个大公司，利用有利的经济条件在全球农业市场上搏一搏，要么就被某家能兼并你的公司吞兼掉。瓦格纳兄弟不希望被别人吞并掉，于是他们寻找时机，或许因为瓦格纳父亲死时让他照看农场，他仅24岁，对新鲜事物接受稍快些，比如1993年某一天，专门从事农业研究的农业指导公司带着一项稀奇古怪的技术找他时，他就接受了。该技术是项以微芯片为基础的传感器，将此传感器与他的联合收割机连接在一起，当瓦格纳开着机器收割时，传感器可以测出每一英尺土地上收割到的小麦实际数量。与此同时，瓦格纳的机器可与外层空间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相连，随时知道他在地里的确切位置。当他将传感器上每英尺土地上收割到的数据与从卫星上传来的联合收割机每走一尺得到的数据结合在一块时，瓦格纳很快知道他每英亩土地上能得到多少小麦的准确数字。
　　要将整个测量系统调好还需时日，“软件设计者就坐在我的联合收割机的后座，”瓦格纳对我说，“当我们前进时，他用笔记本电脑编写程序，然后回到旅馆里进行修改，再上收割机试验。”如果该系统正式投入运作，它测出的信息将很有价值和实际意义。
　　“我发现有些让人吃惊的事，”瓦格纳说，“放眼一瞧，你这块地与那块地没有什么特殊差别，用肉眼看，你的地与所有的地是一样的。但用这套装置绘出一张准确土质分布，我们就会发现同一块地的不同地段都存在巨大差别，有的每英亩值150美元，在这种地上如何操作对赢利与赔本就大有讲究。一旦我获得信息，对我来说可以比金子还贵，因为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季节播种不同的农作物，使用计算机土壤监测器，我们还可以确切知道那块地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