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与鬼-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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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与用混凝土将国土覆盖掉的建设省、持续破坏国家森林的林业厅、给长良川建造没用的河口堤坝的通产省相比，大藏省给日本带来的损失可以说望尘莫及。
　　内藤洋介给《日本时报》撰文写道：“看家狗是不是真的在看家？这是对现在环境厅提出的严厉质问”。这是一个是很好的质问——为什么环境厅唯唯喏喏地同意谏早湾、博多湾那样的潮浸区遭受破坏？而且，知道这些错了的时候，环境厅为什么没有阻止那些破坏？或者也可以质问，又为什么无法控制恶英和石棉的使用——难道就不能有做个试验，检测一下是否有二恶英和石棉吗？肆无忌惮地非法丢弃有害废弃物的是无法阻止的吗？这些质问又会产生另一个疑：：为什么厚生省对使用非加热血液制剂造成1　400人感染艾滋病毒袖手旁观？各个省厅都有各自的腐败，但其理由是相似的。追求私利和固守过时的想法是公务员的大染缸。
　　第三次革命
　　这几年，提日本的“第三次革命”很流行。最初的一次革命是1853年培理司令率“黑船”迫使日本开放之后发生的。此后仅20年间，日本就抛弃了将近800年的封建制度，转变为由军队和强大的资本家集团来统治的近代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了第二次革命。这次是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元帅率领的驻日盟军指导下进行的。麦克阿瑟使日本军队解体，削弱了战前大资本家的权利。为填补空缺，官僚登场了，而且诞生了如今的日本。
　　许多人认为，第三次革命应该现在发生。前两次不是日本人自发产生的革命，而第三次革命有个重要的不同：不存在黑船和元帅的指令。外面的人谁都不在意日本山川的命运，也不会有人派军舰前来要求：拍摄更好的电影，救助破产的养老基金，开展培养孩子们创造性的教育，让国民住上更舒适的住宅。这次革命必须是来自内部的革命。其可能性并非没有。从本书引用的许多愤怒和焦虑不安的声音中就可以想像到这样的革命。
　　也有朋友担心：作为外国人如此批判日本，合适吗？但是，我不会这么担忧。前面提到的福田喜一郎将日本称作“幼儿园国家”，电影导演黑泽明说日本电影公司没指望了，关门更好。经济记者浅井隆给自己的著作起了一个《该死的，官僚！》这样的书名，大前研一评论道，住专的失败大藏省负有直接责任。宫本政于将日本教育称作“阉割”，作家猪濑直树将环境破坏和不良债权危机比作20世纪30年代走向战争的时代。京都市民奋起反对艺术桥（PONT　DES　ARTS）的建造。总之，日本国内存在发现诸多弊端而具有发言权的阶层，这里大有希望。但，光有不满情绪是能否获得左右日本进程的势头呢？。
　　现在，革命的要素齐备了。同时很遗憾，还要继续一段时间停滞不前的因素或许更强。在政治领域里，总算在2001年春自民党中也是不满四起，选出了改革派总理，诞生了小泉政权。但是，如同阅读本书也能明白的那样，日本官僚体制错综复杂，在社会上盘根错节。同时，虽说是改革派，但在自民党的政权下，到底能否突破政界和建筑业的关系等是一大疑问。现在说其成绩还为时尚早，但现阶段可以说的是，维持现状的维持派政治家为1分，改革派还是0分。
　　卡雷尔·范·沃尔夫伦尖锐地指出：日本官僚制度为了维持其权力，没有必要依靠国民的支持。其作用在与民主进程相去甚远的其他层面里运作。就像长野县知事的放弃大坝建设宣言和德岛县吉野川可动式堤坝的事例里所看到的那样，即使大多数当权者支持地方上的反对运动，议会和省厅对此还是若无其事地漠然视之。海外新闻记者一听到从日本国内媒体上涌现的批评和一般市民的怨声载道，就会产生错觉，以为这会反映到政治行为中去，就写道：“义愤填膺的日本国民一齐奋起，会把权力夺回到自己手中！”但是，迄今为止，那样的事件一次也未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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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革命可能吗：煮青蛙（2）
德伐日太太的披肩
　　虽说那样，但暗流还在涌动。与马克思理论所教导的不同，在日本，大众革命是罕见的。鼓动革命的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和怀有不满情绪的下级官吏，他们被称作“精英阶层中的阿喀琉之踵斯”。而且现在，阿喀琉斯之踵正在发痛。
　　《美丽日本的残像》出版以来，我有时会作为专题讨论会提问人出席会议，受邀写专著，甚至被委任为政府机构的顾问。于是，我注意到，许多组织的中间层（几乎是40~50岁这一年龄层）对现状感到破灭，因无法产生变革而焦躁不安。关于“中间层的幻灭感”，由于没有统计，行进在出人头地的仕途上的官僚和企业干部也不会写书和写论文，因此，从文献中引用较难，只有凭自己的经验来谈。
　　1994年，我写了一篇报道，批评上野国立美术馆寒碜的展示和粗陋的内部装修。就在此后，在展览会开幕式席位上，我碰见了经营那家美术馆的某位高层官员，原本以为对方会对我的报道表示愤怒，我也对此做好了思想准备。但是，从他的口中让我听到的是这样的话：就个人来讲我认为日本的美术馆管理之差是国家的耻辱。但是，即使像他那样处在较高的地位，对现状也几乎无能为力。
　　为了就现代化的美术馆运营得到建议，该官僚从史密森博物馆（Smithsonian；美国国立博物馆）成功地召集来了专家小组。但是，要实现专家的大部分忠告，必须等待时机。同样，日本全国的中层干部也在等待时机：思想老化的上司退休，或者省厅陷入戏剧性的困境，这样自己就可以掌握领导权。未来改革者们的这个团体就像狄更斯《双城记》里的德伐日太太，她几年如一日地默坐在酒吧里，将憎恨的贵族名字织入披肩，是个暗地里的革命家。革命终于爆发时，她在断头台旁占了个位子，当人头落地就把织入披肩的名字拆掉。即使在日本，也有许多人正在等待拆毛衣的那一天。
　　革命的脚步声正在临近。随着日本与欧洲，以及与新近得到财富的亚洲各国之间的差距扩大，日本国内怨天怨地的情绪日益高涨。从古到今，作为社会结构之一，日本存在上下级关系，在国民的意识中，上下关系不仅是人际关系，也适用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国家的排行榜中，日本人当然想让自己的国家列于首位，因此在与海外的比较中一旦显现出落后，日本人的不满程度就会激增。
　　几百万日本人去海外旅游，从新加坡漂亮而有效率的樟宜机场，回到令人不快的成田机场。其差别巨大，无法忽视。在金融界，东京证券市场凋敝，2001年时价总额跌落至纽约的1/4以下。中国电影导演正在世界上争夺票房收入，而日本一大成功之作是“口袋妖怪”海外的明亮光芒、激动人心，与日本国内的灰色平凡形成强烈对比，日本人对此感到羞愧。这既是耻辱，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发动一场惊天大改革的原动力。
　　革命难行
　　近年来日本高谈“改革”，特别是在金融和贸易领域，官员也开始战战兢兢地朝着改革行进。然而，日本的改革概念有一大欠缺，就是没有向前看的姿态。改革的目的大体是停留在维持现状上，不是以常见的“犬与鬼”的方法，积极处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而是找到了一种浅尝辄止的方法：仅仅表面有变化就罢手。
　　20世纪90年代，为了回应国民的批评，日本政府高举改革大旗，但根本性的改革没有进展。比如，“狗”，也就是作为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政府想出了这种规定：官员不得从各省厅管辖下的事业中获取营利。如果想在几年内处理公务工会等的储备基金，解决公务员在那些事业中的特权，那么政府部门就必须马上进行改革。但是，日本政府却花费大量精力去变更各省厅的名称，这是“鬼”原则的典型例子。2001年各省厅撤并的结果，只是名称的更改，增加了“厚生劳动”、“文部科学”等四个字的省，对此，也有政治家批评为“平庸无奇”。至于激烈的政治策略中到底花费了多少精力，那是无法估计的；而且换牌子、合并后省厅的搬迁费也需要花费巨额资金。然而，中央省厅的工作内容却一点没变。如果在其他国家，这种“改革”也许会被称作“停滞”。
　　煮青蛙
　　坊间有“煮青蛙综合症”这一说法。在沸水里放入青蛙的话，青蛙马上就会跳出来。但是，把青蛙放入温水里青蛙心情就好多了，即使水温慢慢地上升，青蛙也不会注意到发生了什么。青蛙就这样被煮熟了。
　　在金融界，飞账手法就是保持煮青蛙的水温，掩盖失败。由于靠国家的钱支撑着，倒闭的公司和无能为力的政府机构的负责人没有机会来反省错误。另一方面，政府为了哄国民入睡，继续哼着悦耳的摇篮曲。榊原英资的《作为文明的日式资本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认为，日本优越于颓废的欧美。
　　在大海、山川、市镇和城市景观的可悲状况背后，也是煮青蛙综合症。乱七八糟的开发、标志性工程、稀奇古怪的公共工程糟蹋了国家的文化财产。但是，煮青蛙的水热得还不到烫伤的程度。因为是“古代文化”和“爱自然之心”这一摇篮曲让日本国民迷迷糊糊了。
　　如果发生急剧变化，那就是变成一个无法忍受的时代。不过，对日本来说那日子还在遥远的未来。粗看一下日本财政危机，即使银行破产、股价大跌，也不可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几乎所有的国民都没有失去冰箱和汽车。从这一角度来看，日本现在还是一个过得去、容易生活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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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革命可能吗：煮青蛙（3）
即使说“容易生活”，也并非说它是一种欧美人和东南亚中产阶级所羡慕的生活。对日本人来讲，狭小的房子、很少的自由时间、城市和地方的环境恶化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甚至想像不出还有其他选择。借用一下历史学家麦考莱（英文？？）爵士的话：“人们知道奢侈和赤贫，却不晓得舒适”。的确，这就是日本的形象。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日本人所设定的拥有电视机、烤面包器和汽车的目标被固定下来，直到如今成了日本现代化的极限。只要有烤面包器，如今是只要有手机，那么买房子即使有些困难，加班即使增加，环境即使变丑，也几乎没人发牢骚。因为那样的事看上去极为理所当然，就像难以回避的宿命一样，所以即使重新考虑也毫无意义。人们一边忍受困难，一边不去考虑回避或减少困难，特别是在困难悄悄来临之前。
　　亚洲之梦
　　日本有这样一种梦想：东南亚与日本携手，作为产业增长的新引擎而发挥功能。如果那样的话，日本将再次跳到舞台中央，以往政策的正确性将得到证明。倡导这种新型共荣圈的理论家典型是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白石隆教授。据白石教授说，作为其样板和具有主导地位的合作伙伴，20世纪90年代末的东南亚必须“选择”美国或日本。而且，其选择当然应该是日本。
　　至于外国对的日本批判，尤其是对认为日本模式和开发至上论如今都要破产的英美胜利主义论调”，　白石隆教授表现出了愤慨。他讥讽地论述：“以法律为基础的契约、公平的规则、透明性这些自由市场的想法都很好，这些大概都是投资家所必需的投资组合吧。”“但是，作为工业化、技术开发、以及最为重要的人力资源开发的长期投资法，依靠市场行吗？”
　　白石隆教授的疑问——应该依靠什么呢？——与本书所提到的许多疑问有关。自由市场的价值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官僚的作用、正确的信息这一类问题堆积如山。搞清楚其答案需要的是时间。
　　东南亚到底“选择”美国还是日本，对于21世纪的日本是一场豪赌。赌赢了，日本就会恢复往日的霸权。在以此为基础的新产业的支撑下，日本的学者和官员不必担心国内荒芜的城市、混凝土覆盖起来的乡村、娃娃脸式的文化。各种牢骚和不满都作为“英美的胜利主义”而被收拾得干干净净，日本或许能回归迄今为止一直忙忙碌碌的工作。
　　但是，日本也有赌输的可能性。其一，东南亚各国或许并不认为除了美国和日本二者选一外没有其他选择，因为还有尚未完成统一的欧洲，也有强大起来的中国。并且，在亚洲本身，也存在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富裕起来的四小龙。那里的精英人士开始意识到，日本不是迄今所设想过的文化和经济天堂。他们质疑，理想的“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