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离世界还有多远-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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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契约维护制度较弱时，个人还可以通过采用其他替代的正式和非正式机制以避免其影响；而当制度不能有效保护个人财产，以避免政府以及强势集团的掠夺时，却没有可以替代的机制。如果民营企业遭受到来自政府的不公时，可以选择的余地并不多，但是外资企业可以通过本国政府外交、国际舆论等方法施压，比如重庆沃尔玛出售冒牌绿色猪肉被罚反而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谷歌中国因为市场竞争退出中国但却把事情政治化等。

　　　　四、民营企业面临的司法风险

　　　　近年来，由于地方公权力仇富灭富、打黑扩大化、财富权力化转移、经济行为政治化等因素，使得民营企业面临着极高的司法风险。一些案件中的企业家纷纷被以“参与黑社会”罗织罪名，旗下财产被公安、司法机关以各种借口剥夺、非法没收，财富资源以司法权干预的方式被重新分配。而当前一些“司法抱团腐败”，使法院丧失了中立和客观，无法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很多案件以表面上的“依法”，实现了实质上的非法剥夺。

　　　　最近财新传媒在北京召开的一起民企司法风险讨论会上，详尽地展示了一批案例和证据。其中湖北黄冈中级法院在审理的武汉万全城房产项目楼恒伟案、江苏牧羊集团许荣华案、天津渤海集团朱梦河案、黑龙江伊春光明集团冯永明案、湖北荆州天发集团已经平反的龚家龙案、南阳奥奔公司杨金德“涉黑”案（注：2011年10月16日，唐河县看守所委托南阳市中心医院，针对杨金德控诉南阳警方使用15种刑讯逼供手段逼其认罪致残进行全面体检及刑事医学鉴定。南阳市委、市政府成立联合监督组全程监督，并全程录音、录像，但杨金德辩护律师被拒绝参与监督。鉴定结果表明，杨金德除因为下肢不活动，“存在废用性肌肉萎缩”外，目前无失明、耳聋、皮肤及肛肠损伤、脊髓性损伤等临床证据。并称“有关律师和媒体报道称犯罪嫌疑人杨金德因遭受刑讯逼供导致左眼瞎、右耳聋、双下肢瘫痪、指甲遭受钳子夹拔、肛门塞啤酒瓶等均属谎言。”——笔者注）等案件，显示出对民企的剥夺手法都非常恶劣。

　　　　其中只有天发集团一个案例，已得到完全平反纠正，宣判无罪。天发集团董事长、全国工商联石油商会会长龚家龙2006年被抓后不久，荆州市政府紧急出手，由荆州市主管经济的副市长牵头组成“风险化解小组”全面接管天发集团。龚先被判刑一年七个月，经过申诉，法院改判无罪，但其上市公司S*ST天颐的所有财产已经被剥夺。龚家龙和天发工会分别所持的天发集团65％和35％的股权，在2006年11月22日转让出去。等他放出来时，财产掠夺已经完成。

　　　　江苏牧羊集团案，事实也很清楚。检察长到看守所逼企业家签低价出让股权的合同；纪委出手把其他股东双规，逼他们让出股权。民营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其股东大会，不是政府和党委，这种违法干预民企经营自主权和财产权的行为，已是严重违法。《法制日报》发表了《公权力如此介入民企家事为哪般》，曝光了这个干预民事企业内部的股权争夺，当地工商、公安、检察、纪委，都在党委一把手的指挥下出动。

　　　　这些案例说明，动用司法权力，进行变相的掠夺，在今日中国已经是非常严重的现象。有的学者形象地说，过去是“打土豪、分田地”，现在是“打土豪、归政府”。打了以后，财产没入国库，政府富了，企业家完了。有的地方上百亿打黑查扣财产收归政府。发个文件，赃款赃物不依法由法院判决后进行拍卖处分，公安直接就拍卖处理掉，还说这是打黑的重大成果，搞打黑展览会。这就是第二次土改，对富人的再次剥夺。把富人都灭了，赶跑了，经济的动力没有了，资本没有了，回到改革开放前的老路，两三年就会出现严重的后遗症，社会欠债会很厉害，“均贫富”的结果，就是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实现共同贫穷。

　　　　民营企业的这些风险会带来哪些后果呢？（一）导致大量的冤假错案，产生大量破坏性案例。像湖北天发集团冤案，武汉万全城案，江苏牧羊集团案，天津渤海集团朱梦河案，中国家具大王、光明集团实际控制人冯永明案。其实追远一点，还有一直在申诉争论不休、看似已经有定论的牟其中案、仰融案、江苏铁本案、黃光裕案，对其财产的处理和罪名的定性，都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二）引发大量企业成功人士移民和资本外逃。对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不确定性，使得很多民营企业家纷纷移民海外。（三）民企没有安全感，就没有长远打算，制造业和创新产业、长线产业萎缩。没有一个企业感到自己是安全的，合法财产是能够保住的。这导致民营企业主的短期行为和投机心理，没有心思搞长线的产业和基础性产业。金融投机类、短期暴利型、权力获利型盛行，企业短期行为严重，都是短期投机竞赛，而不是效率竞赛、创新竞赛。（四）国民经济缺乏长久稳定的支撑。中国民营经济已经占有国民经济重要的比重。有的沿海省份财政收入的70％以上依靠民企私企税收。而国有经济营利模式主要靠垄断权、许可权、定价权、自然资源独家占有权才能够获利，真正自由市场中靠自身的经营能力获利的，基本上都是民营经济。（五）引发社会短期行为示范效应。社会成功人士和中产阶级思想意识不稳定，对国家没有效忠精神和归属感，对整个社会心态产生的消极影响非常大。社会缺乏稳定的中坚，社会心态浮躁，短期行为泛滥。//节选自“《经济观察报》观察家评论：中国民营企业司法风险正在加剧”作者陈有西有删减
中美经济对比（4）
　　　　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吗？

　　　　郎教授有本书叫做《新帝国主义在中国》，主要讲述的是外资在阴谋论下对中国进行的经济殖民。外资在一国经济结构中占据比例过高，除了它们自身的优势外，还需要有政府政策的支持。和中国一样位列“金砖四国”的印度，同样对外资开放，但它对民营企业一视同仁，所以它们国家民营企业的发展并不比外资差（详见中信出版社：“中国模式”有多独特？黄亚生）。郎教授指出了外资在中国强大这一表面现象，却用“阴谋论”来解释它，并未提及背后的真正因素——来自政府的因素造成中国民营企业薄弱、发展缓慢。

　　　　依书中讲述的“中国大豆市场定价权的丧失”为例，2004年出现的“大豆危机”导致国内压榨企业损失惨重，大量企业倒闭，尤其以大豆主产区黑龙江省最为严重。而此时，控制全球粮食生产运销的四家国外公司趁机低价收购、参股中国大豆压榨企业，完成了对中国大豆产业链的控制。

　　　　中国大豆以及粮油产业在最初并不是这种局面，就算国外粮油企业比中国更具有竞争优势，比如转基因大豆出油率高、具有规模化优势等优势，竞争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会这么快一败涂地。大豆定价权丧失的主要责任在政府，中国大豆加工企业密集赴美采购大豆原材料，是在政府主导下为解决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中国长期贸易顺差、美国长期贸易逆差，中国又是美国主要贸易逆差来源国）。在采购团未行动之前，美国芝加哥市场大豆价格就开始走高，后来发布大豆产量因天气因素被调低，再加上中国大豆采购团的消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暴涨。在中国完成采购后，大豆产量数据被重新修正发布——产量并未下降，大豆价格下跌了约一半，“讲政治”的代价造成中国大豆加工企业巨额亏损，被外资大规模兼并。
中美人口对比（1）
　　　　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体和人类社会存在的载体，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做为社会生产和消费的主体，人口数量的多寡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

　　　　美国能够长期成为世界霸主，持续不断增长的人口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当前，美国是仅次于中国和印度的世界第三人口大国。2010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人口总数为3亿八百多万，从人口总量上来看仅有中国的1/4左右，还不到世界人口的1/20（2011年8月世界人口约为69亿5千万左右），但是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美国的人口是最多的，拥有最大的人口规模效益。

　　　　美国作为发达国家中人口总量最多的国家，其庞大的人口数量为美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国内市场和人力资源基础，这是维系美国全球影响力最重要的因素之一。1900年美国人口有七千六百多万，到2010年增长了约4。5倍，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仅有1918年、1944年、1945年因为战争人口略微减少，其余年份全部净增长。美国的高人口增长率在发达国家中也占绝对优势，这为美国在未来保持世界人口大国进而维持和巩固其全球优势地位提供了可能。美国已经连续五十年人口增长率保持在8。0％以上，根据美国统计局的数据，具体增长率为：1960~1970年为13。4％；1970年~1980年11。4％、1980年~1990年为9。8％，1990~2000年13。1％，2000~2010年8。46％。＇当代美国经济p25~p26＇较高的增长率，使美国没有而没有像其他发达国家陷入人口老龄化的困境，主要归功于大量的移民以及移民带来的较高生育率。持续不断增长的人口，除了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外，也缓解了社会养老压力、战争兵役等问题。

　　　　美国众议院议员的选举，是按照每个州人口数量按比例分配，所以美国的人口普查是每年一次，误差率极少。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人口在十年间增长了9。7％，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我们知道，伴随着受教育水平提高、生活的富裕，人民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会减弱生育意愿，政府对生育进行的奖励都很难阻止生育率的下降，由此带来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成为发达国家必须需要面对的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45岁至64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在十年间增长了二千万，达到八千多万。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平均人口寿命普遍在80岁以上，也就是说，在十年后，美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会突破一亿。美国自1970年以来，十年间平均人口增长率在10％左右。据此估算，2020年，美国的人口大概在3亿5千万，其中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将超过25％。这在福利保障相对比较完善的美国，养老、医疗费用将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也是为之前的“人口红利”埋单。

　　　　数量众多的人口是美国做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消费国的基础，人口总量的减少和人口的老龄化，会使经济增长放缓涨甚至衰退，进而削弱它在全球的影响力。为了应对这些危机，美国主要通过移民来调整人口年龄结构，避免人口老龄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出现的“婴儿潮”（babybomb）改变了美国人口年龄结构，带动了战后地产行业、汽车行业的繁荣（注：美国战后经济的繁荣另外一个因素是不断上涨的军事开支），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1965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7191亿美元（挂钩2005年美元购买力），至1981年美国的31268亿美元。1980年后，美国的经济增长遇到瓶颈，再加上受日本、西欧等国家的竞争，出现长期的贸易逆差，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在全球的影响力也开始变弱。这个时候吸收移民的数量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1980——1989年吸引的移民数量比上一个十年增长了46。99％，1990年——1999年，增长了56。55％。同样的事情在2008年后又发生了，在次债危机后美国又放低了移民的门槛，因为移民带来的消费在增加美国就业和改善美国资产负债表方面具有相当显著的作用（美国2008年次债危机救市政策分析详见第三章“日元国际化”部分）。所以，这种现象的出现绝对不是单纯的巧合，在美国高移民门槛下，大量的移民带来了巨额的资本和人力资源，可以弥补了美国实力的衰退，为美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样位居发达国家的日本社会，在进入老龄化后，虽然鼓励生育，但是成效并不大，它又严格的限制移民，造成内需疲软，在日本经济失落的十年中，一直依靠政府大规模投资基础建设来维持国内经济。

　　　　美国兰德公司2008年发表了《美国的科学技术竞争力》报告，指出美国是移民的受益国。报告说：美国科技队伍的扩大多数来自外国出身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曾经在美国学习或者在本国完成学业后移民到美国。美国是外国科技人员流入的受益者。自1980年以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