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如是说-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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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俞敏洪对徐小平的忍让是因为他的一连串的角色所致，那么对于钱永强的忍让则是一种对新东方新生力量的寄予厚望和包容。
说起来，钱永强最初还是俞敏洪的学生。钱永强1990年考进北方工业大学，1993年他参加了俞敏洪办的一个GMAT班，从此与新东方结缘。大学毕业后，他把俞敏洪堵在“大发”车门口，大胆地提出试讲要求，从此开创了新东方“英雄不论年龄”之先河。钱永强先是教GMAT，再是GRE逻辑，他讲的逻辑课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注重从学员的错误观点切入分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与杨继、宋昊作为当时最佳魅力组合，被人并称为“新东方三少侠”、“GRE三剑客”。
1997年，钱永强赚够了出国留学的钱后赴美国耶鲁留学去了。2000年他毕业后又重回新东方。这番回来，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更何况是从耶鲁回来的钱永强，他一回国就负责新东方斥资5000万与联想合作的新东方教育网站，并且在学校首脑排位中，成为八个副校长之一，是新东方当时最年轻的副校长，可谓少年得志。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成为串起珍珠的那条线（2）
从耶鲁回来的钱永强是新东方对外宣传的一面旗帜，人们会因此而惊叹：“原来是新东方的老师，耶鲁毕业后又回到了新东方。”他在新东方的地位多少与此相关，他也明白这一点。但钱永强就是钱永强，他的耶鲁出身和耶鲁头脑确实也让他有恃才傲物的资本。而且此人敢于直言不讳，常常以他不容动摇的“耶鲁标准”衡量周围的人和事物，杀伤力很大，所以，徐小平送给他“耶鲁匕首”这一称号。很多时候他和徐小平之间的唇枪舌剑激烈到不管不顾俞敏洪的感受，拿着新东方存在的不足说事，而且是句句见血，毫不留情。
1999年5月8日凌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新东方因此也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轰炸的当天，北京某所高校的学生在网上发表言论，大肆攻击新东方和俞敏洪，说俞敏洪是“卖国贼”，说新东方是“卖国学校”，“让中国人才流失美国”，等等。新东方成为了一部分人发泄民族主义情绪的目标，造成了新东方在读学员的惊恐和慌乱，新东方作为一个民营培训机构，不得不面临着如此复杂的政治问题，这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
新东方立即做出了反应，由徐小平代表新东方校长联席会议宣读了一封表明新东方办学立场和对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愤慨态度的信，以安抚新东方学员，表明新东方和其他中国人是同一立场的态度。这一篇急就章为徐小平的得意之作，钱永强却将之贬得一文不值，说网上有人对此评价为“笑话”，引起徐小平的气急败坏，两人之间的激烈争辩由此展开。
这时，俞敏洪开口了：
永强我们做任何事情，不可能让百分之百的人都说好。我尽量让更多的人说好，越多越好。新东方在这里干事儿不容易。我们面对着最激烈、最狂妄、最爱幻想，也最渴望新知识的学生。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还得面对政府。新东方是个民办学校，我们并不能得到政府的政策保障，政府时时都在，你做了什么好事，它未必说你什么，但是，你一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它就会把你关掉。所以，新东方在这两个夹缝中求生存，我不能为了满足学生而得罪政府，也不能为了满足政府而遭学生唾弃。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东方是一个伟大的成功。你回国应该有这么一种成功的思路。你不能说某个学生不喜欢就是肏蛋的东西，或者政府不喜欢就是傻子的东西。这种思路不对。这就是中国特色。
俞敏洪既是一种启发式的阐述，同时也是对新东方能有今日之成就的一个总结。创办新东方的过程只有他自己最清楚，而少年得志、年纪轻轻就已经是百万富翁的钱永强又怎能理解其中的酸甜苦辣呢。俞敏洪用劝导的方式，就是希望这位耶鲁才子能明白，新东方能走到今天，虽然仍然有许多不足，但是它能存活下来，能聚集如此之多的人才，就是一大成功，就是值得肯定的事情，也是值得大伙儿共同珍惜和呵护的成果。
这样的争辩历经多次，俞敏洪总能针对每一个人的特点，或是隐忍，或是开导，或是认错，目的就是为了保持整个创业团队的大团结。
这就是俞敏洪的度量。他像一根耐磨的线，将这些光华耀眼的一颗颗珍珠紧紧地串联在一起，构成了新东方令人惊叹的璀璨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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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鳖”与“海龟”的组合
对于任何一所英语培训机构来说，教师资源就是它的核心优势。新东方之所以在1995年后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离不开它的那支由徐小平、王强等“海龟”组成的人才队伍。而俞敏洪也常常说自己是“一只‘土鳖’带着一群‘海龟’奋斗。”
包干队队长与队员
平心而论，俞敏洪当初说服这帮“海龟”回国，尚没有要将新东方做成多大规模的野心，也没有想到大伙儿可以一起做出多大的事业。那个时候，俞敏洪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孤独。他虽感到了英语培训市场的可作为，但是当时弥漫着急功近利的风气让他很苦恼，他渴望能有人理解他，能和他一同分担这份孤独。所以，他才会在1995年踏出国门，亲自邀请他那些留学北美的好友们回国加盟新东方。
按照俞敏洪当初说服大伙儿加盟新东方的初衷，就是在“新东方”的这一品牌下，把新东方划分成几块，每个人负责一块或几块，各人负责自己的“自留地”，相当于一个小型公司，自负盈亏，这种发展模式类似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包产到户”。
我采取的是非常原始的，也非常简单的，跟邓小平的包产到户的那个制度是一模一样的制度，就是我说我把新东方划分成几块，比如说口语一块，听力一块，阅读一块，每个人就去承包一块，你去负责聘请老师，你去负责寻找教室。也就是说，你去负责所有的费用和成本，最后剩下的钱都是你的。
在这种合作情形下，俞敏洪本人就相当于是一帮包干队成员的队长。当时的新东方没有正规的财务报表，也没有规范化的管理模式，由于是各自负责各自的业务，实际上连最基本的控制体系也没有，主要依靠个人的自觉性。新东方的这一段发展时期，后来也被人戏称为“草莽英雄时代”。
这样，徐小平主管留学、签证、移民和咨询；王强回来主管的是面对“0岁到99岁”的基础英语培训，即后来的基础英语学院；从美国通用公司回来的包凡一则主管新东方出版业务……这些人名义上是新东方的副校长，但不在学校拿工资，在自己的地盘上，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而俞敏洪本人仍然坚守着他的老本行——出国考试培训，呈现出一种“诸侯割据”的格局。
1996年徐小平、王强加盟新东方，使新东方在学校的形象和产品的开发方面，显然比当时我一个人干的时候更加令人振奋，让人感觉到方向性更加明确。我自己开始只是搞出国TOFEL、GRE这一块。徐老师一来，学生的人生设计工作有人做了，学生到新东方培训，为什么留学？留学的过程中感到迷茫怎么办？今后这条道路怎么走？徐老师带过来的这个东西，比某一个专业的培训更厉害，因为他是思想上、精神上的一种东西。王强老师带回来了美语思维的概念，就是让大家真正意识到，学语言还要学它的思维。新东方的基础英语培训事业因此得以展开，现在参加培训的人数已经超过留学方面。
经过在海外多年的打拼，这些“海归”身上都积聚了巨大的能量。这批从世界各地会聚到新东方的个性桀骜不驯的人，把世界先进的理念、先进的文化、先进的教学方法带进了新东方。俞敏洪经常调侃提到的“一只‘土鳖’带着一群‘海龟’干活”，其实指的就是新东方从1995年至2000年这一松散合作时期，他和新东方各位副校长之间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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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艇与滑雪板（1）
从2000年到2004年，是新东方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俞敏洪和他的合作伙伴经历了无数次激烈的争吵，无数次地在前进还是后退中艰难抉择，终于在挣扎、撕扯中一点一点向前行进，完成了新东方二次创业的变革。
新东方这些年来的发展都是新东方所有的这些管理层不断推动，思想不断进步的结果，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基本上感觉是被推着往前走，就像前面的摩托艇拉着后面的滑雪板往前走这种感觉。摩托艇就相当于新东方整个团队，我相当于站在滑雪板上的那个人，我要跟着摩托艇一起往前走，但是我是被他们拖着往前走的，有时掉到雪里去，摩托艇还要停下来救我一下，再重新开始往前开。
在新东方的“包干到户”时期，俞敏洪、徐小平和王强三人成为了著名的团队组合——“东方马车”。在最初几年，“出国”之风正浓，徐小平负责的出国咨询业务和俞敏洪负责的出国考试需求旺盛，自然而然形成了联合之势，成为新东方最具竞争力的“组合拳”，所以新东方虽然有好几位副校长，但私底下，大家都默认徐小平为第一副校长。
1999年，“东方马车”之一的王强创办了新东方基础英语学院。他认为，参加出国考试只是学习英语的诸多目的之一，学习英语最终还是为了掌握一门重要的交流工具，所以他提出了一个至今在新东方仍然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口号——给“从0到99岁”的人培训英语。随着王强的势力范围扩大，他在新东方的分量逐渐加重。而出国考试培训市场渐趋饱和，促使新东方的未来扩张势必集中在基础英语培训上面。俞敏洪与王强之间的个人横向合作已成必然之势。而徐小平的东方之星翻译咨询公司业务止步不前，旧的利益格局正在被打破，众人的心里都有了微妙的变化。
就在这个时候，资本市场运作专家、人民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王明夫给新东方带来一个新思维：“为什么新东方不值50个亿？！”王明夫擅长公司战略策划、资本运作、收购兼并等，长期以来为政府、上市公司和机构投资者担任经济顾问和经营策划。他认为，新东方各校长一年赚个五十万、一百万，根本就不叫钱，如果新东方上市了，至少值四五十个亿，那么校长们能获得的即便只是百分之一，也有五千万。这样一说，就把大家的这种热情和积极性鼓动起来了。
王明夫提供的上市思路，让除了俞敏洪以外的其他人都热情高涨。但俞敏洪积极性不高，因为他知道新东方到2000年时连公司结构都还没有，更甭谈什么上市了。如果要上市，必须将原来松散的各块业务整合为一个大概念的公司，这种整合他们谁都心里没底，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如果失败了，新东方现有的摊子就很有可能散架。这当然是俞敏洪所不愿意看到的。
俞敏洪的不积极态度，也与当时的国家教育政策有关。当时的政策环境对于新东方的进一步发展还是有障碍的。俞敏洪在某一次访谈中谈到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新东方属于社会力量办学。国家有规定，当这个学校不干的时候，所有的资产，国家可以用于重新分配。不是说给你个人，而是说给其他的教育机构。
这样，我们觉得只能多拿一些奖金、多拿一些工资，反正向国家交完税，大家能努力在这儿干就可以了。从1997年开始，我陷入了这样的思考，一直到2000年。所以，某种程度上，新东方只不过是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几个个体户。大家当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反正肉煮在锅里，饿的时候每人盛一碗回去。大量的肉就在锅里放着，我不想关这个学校，国家也不能把我们的学校关了，肉应该还在锅里。但是在锅里是谁的，不知道。
也就是说，“新东方”如果算是一个事业，那么这份辛苦做大的事业所有权却不能明确归属于俞敏洪等创业者。也因为这样，曾有一些券商来找过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