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贵族-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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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设罢了。因而，大陆会议的手必须牢牢地握住国家的‘钱袋子’。”
　　汉密尔顿提议要重整美国的政府结构，按照他的想法，国会在战争、和平、贸易、财政以及外交这些方面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力。其中财政方面的主权尤其重要，只有国会才拥有像铸币、设立银行这些方面的特权并负责像拨款这种与一国的财政相关的事务。至于收入方面，大陆会议可以通过征收像土地税、人头税这样的税基广、征收便利的税种为国家提供充足的财政资金，再加上只有大陆会议有处理贸易和土地交易的特权，这样才能保证国家财政的充足和政府的长久稳定。
　　在汉密尔顿看来，建立一个中央银行迫在眉睫。事实上，不久之后他就真正成为了美国银行界的权威。尽管当时他对于银行业的了解并不多，也仅仅局限于历史的学习以及自己对于其他国家该行业管理方法的借鉴罢了。但这些知识却让他深信一点，那就是“设立中央银行，而该银行完全隶属于一个依照宪法设立的中央政府，不仅可以在国家处于良好形势时锦上添花，还会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雪中送炭”。国会通过发行债券和纸币来为战争筹资。而债券的发行情况既要受到国民爱国心驱使下的认购热情及外国人对美国战事的预期的影响，又要受到作为信用支持的资产数量的限制。否则就可能带来恶性的通货膨胀，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会让国民本不富裕的生活雪上加霜，而这同发行债券的初衷是相悖的。
　　但中央银行的设立会让上述的问题迎刃而解，它可以以金银这些资产作为信用支持的银行券的形式进行信贷业务，而这些中央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是可以起到一国货币职能的。汉密尔顿认为银行家做事要比政客们慎重周到，尽管他并不把银行制度成败的“宝”压在这些银行家们身上。银行家一般做不出一些“过头”的事情来，因为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非常注重时刻保持资产的流动性。中央银行就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利益而设立的，关系国家的未来——这也是汉密尔顿设立新银行制度所秉持的重要一点。而当时的情况是，每个人都不想持有国债，因为这些国债在他们眼皮底下贬值了。对此汉密尔顿认为：中央银行的作用就是吞进吐出这些债券，保持这些债券信用的唯一方法就是使它们尽快成为债券市场构成的全部或一部分，尽快升值，并让一部分人成为既得利益者，分享国债带来的利益，这样就有人愿意为这些国债埋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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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美国没有对汉密尔顿提出的政府机构改革的事情做好充分的准备，当然也包括银行方面的改革。因为整个国家都投入到战争中去了，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事情。在美国取得萨拉托加战役大捷后法国政府参与了进来，但这时却发生了一件令美国人沮丧的一件事，那就是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将军叛变了。当这件事被传开的时候，汉密尔顿组织了一次同阿诺德的妻子和华盛顿之间的见面，其间阿诺德的妻子也带去了她那年幼的孩子。后来汉密尔顿在写给妻子伊丽莎白·斯凯勒的信中这样描述当时的阿诺德夫人：“这是我见到的最令人悲伤的一幕，她是一位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她的外表和行为使我们确信她是无辜的，对丈夫的事情事前是一无所知的。”［10］
　　但后来的种种事情表明阿诺德夫人在揣测别人的想法方面比汉密尔顿要厉害得多，她欺骗了所有的人，因为从一开始她就参与到了丈夫的计划之中。汉密尔顿遇到了尴尬，看来他也有看人走眼的时候，再后来他同华盛顿之间就起了一些摩擦。汉密尔顿尽管崇拜华盛顿，但不会刻意地去迎合他。这并不难以理解，因为华盛顿就是一个出了名的冷淡的人。有件事让汉密尔顿感觉很不舒服，他不满足于仅仅做一名抄抄写写的文职人员，当看到别人都能立战功时这种感觉就尤其明显。1781年在给岳父的一封信中他这样谈及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3年里，我已经不觉得同他之间有什么友谊了，尽管我从没流露出这一点。”＇11＇在这封信中他还提及了自己已经不再为华盛顿做事。
　　辞职一事显得很仓促，起因只是汉密尔顿一次开会迟到而已。“汉密尔顿上校，你让我足足等了十分钟。我必须告诉你，先生，你这样做是对我的极大不尊敬。”汉密尔顿转述华盛顿当时说的话。说实话，汉密尔顿早就不想干了，只是苦于没有理由，这次他终于找到了借口。“我没有反驳什么，只是说出了我的想法。‘对不起，先生，我不是故意的。但是既然你对我这么不客气，我们还是分道扬镳吧’。”后来华盛顿想要和好，但汉密尔顿却不干。他对一位朋友说：“总统先生亲自安排了一次约谈，但我拒绝了。我敢以自己的信誉向你保证，总统先生总有一天会发现我是不可或缺的，他要为一时的过失付出终生的代价。”＇12＇
　　华盛顿后来确实后悔了，但汉密尔顿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几个月的时间他写了好多信，也找了很多人，希望能到前线去奋勇杀敌，立下赫赫战功。1781年盛夏的时候，这场战争即将结束的最后一战终于到来，汉密尔顿也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到前线指挥战争的机会。汉密尔顿受命统领一个步兵团，负责支援在弗吉尼亚战斗的华盛顿，在那里英军统帅康沃利斯勋爵统领的英军已经被美军团团围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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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汉密尔顿并没有直接去找华盛顿，而是去找了他以前认识的现与美军并肩作战的法军将领马贵斯·拉法叶（Marquis　de　Lafayette）。拉法叶后来去了华盛顿的指挥部转告汉密尔顿想要将自己领导的军队投入战斗的请求，要不是汉密尔顿向老上司请求的话，这种要求是不会被批准的。华盛顿最终同意汉密尔顿率领一支先遣部队到约克镇去攻击英军的堡垒。他表现得很英勇，也许是受到了老上司的启发，他以很小的代价就攻下了敌军的阵地。
　　美国的独立战争结束了——尽管从真正的意义上说，1783年英美《巴黎条约》的签署才标志着这场战争的结束——这也迫使汉密尔顿不得不寻找其他的方式来施展自己的抱负。伊丽莎白·斯凯勒的财富使得汉密尔顿摆脱了世俗的生活，使他可以勾画自己成功的未来。
　　政坛在向他招手。大陆会议太弱小，是一个从战争一开始就困扰着整个国家的问题，汉密尔顿对于政府结构的批判是众所周知的，为了巩固自己在该领域的权威地位，他在报上写了一系列文章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些文章就是著名的《大陆主义者》，它用一个又一个的事例指出美国面临的所有问题的症结就是“国会缺少权力”［13］。汉密尔顿一再强调自己早期关于机构改革的措施，并一遍又一遍地回答关于财政领域的问题。国会要有征税权，这样才能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汉密尔顿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征税权的话，一切政治团体都只是空有一个名字罢了。”
　　在《大陆主义者》还没有写完之前，汉密尔顿就当选为纽约的国会议员。根据《邦联条例》的规定，国会是一院制的，所以汉密尔顿就和其他议员坐在一起。新成立的国会中有几位杰出的人物，如军队里的华盛顿将军，远洋留学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及约翰·亚当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托马斯·杰斐逊。但是以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也崭露头角了。麦迪逊是一个小个子男人，但却对制宪理论很有研究。“他爱与人辩论，并总是充当最有学问的人”［14］，这是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包括对美国局势的不满以及都在设法改变这些局面。
　　虽然有同盟者的支持，而且汉密尔顿要做的事情是很重要的，但结果却有些让人沮丧。他曾反复地强调税收的必要性，但他的话却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有些人对他的上任并不看好，这也显示了整个国家财政状况不好的一面。1783年6月，一群愤怒的大陆军士兵由于一连几个月没有领到军饷就包围了费城国会大厦，而当时国会议员们正在里面开会。他们的举动并没有对这些议员构成威胁，但后者却抓住了这个机会。汉密尔顿希望能够利用了这个动荡的局面，他向华盛顿写信阐述自己的观点：“我强烈希望国会能够适度地团结这些债权人——显然他们没有被支付本息——当然军队的士兵也是这些债权人的一部分，还要说服那些州权主义者也接受这种看法。”［15］到这个时候，汉密尔顿才忽然感到自己在做一件很容易引火上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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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要想强盛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避免国家陷入内战，否则就会亡军、亡国。”
　　这次军队的过激行为使得汉密尔顿更加坚信，现在美国的政府系统是没有指望了。汉密尔顿提出，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应尽快召集一次修订《邦联条例》的会议，但他一直苦于没有合适的时机促成这件事。于是他离开了国会开始专心地研究法律。
　　1784年，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在读了汉密尔顿关于成立国家银行的计划后，提议成立一家纽约银行并邀请汉密尔顿撰写一份章程。汉密尔顿同意了，并将“成为该银行董事会的一名成员”作为交换的条件。在银行的董事会里他结识了一些富人，包括起诉要求退回战争期间被征收的财产的反对独立者。他对公司事务的管理给自己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但也给自己带来了“亲英派”的恶名，尽管他也为美国的独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汉密尔顿忙于私人的业务，但他没有放弃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单从麦迪逊劝说弗吉尼亚州的立法委员在安纳波利斯（美国马里兰州首府）召开一个会议，商量涉及几个州的一些贸易问题时，汉密尔顿声明自己支持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
　　1786年9月，他又被众人一致选为纽约代表团的一员，派往安纳波利斯参加会议。但在会议上纽约代表团的其他人几乎没有什么表现，一个资历很浅的人甚至用冷漠的态度来表示对汉密尔顿的不屑，但事实上是汉密尔顿一个人担起了谈判的重担。会后他向外界宣称这次会议是很成功的，并站在谈判人员的立场上倡议一个规模更大、层次更高的会议的召开。［16］这次会议将于1787年5月在费城召开，会议起初以修改《邦联条例》为目的，但最终变成了制定联邦宪法的大会，来解决整个合众国面临的紧急事件。
　　汉密尔顿接着说，涉及《邦联条例》的任何变动都必须提交国会通过并遵循费城会议上通过的相应的修改程序。一开始汉密尔顿认为，修改《邦联条例》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是需要深思熟虑的。但几个月后发生的几个事件让汉密尔顿改变了原先的看法，他意识到还有比修改《邦联条例》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18世纪80年代的美国经济以农业和贸易为两大支柱，当时的制造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农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同贸易比起来可以吸收更多的劳动力；但贸易更被立法者看重，因为那些商人们财大气粗，势力大，并且由于选民资格的限制，他们又是选民中的重要力量。商人们都是债权人，因而他们喜欢稳健的货币政策，低通货膨胀率引致物价下降，这样自己手中的债权也就升值了；而农民们都是债务人，因而他们更喜欢积极的货币政策，高通货膨胀可以减轻自己的债务。但最后还是商人们赢了，于是几个州便实行了紧缩通货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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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们的利益受到了侵害，西马萨诸塞州的农民尤甚。为了偿付战争时的债务，西马萨诸塞州政府决定征收地价税，从而将税收的负担从商人的身上转到了农民的身上，但事实上由于农作物价格的下降农民们早已经苦不堪言了。农民怨声载道，但政府却充耳不闻。
　　后来，农民要求出台法律制止无偿征收土地的做法，但执政者又否决了，农民就只能靠那双可以拿枪的手自己解决问题了。丹尼尔·谢斯（Daniel　Shays）带领数百名退伍的老军人抵制西马萨诸塞州政府的税收政策，强有力地阻止了对农民的起诉和“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实施。
　　谢斯和他的同伴们将自己的行动与波士顿倾茶事件以及其他抵制英国政府压迫的行为相提并论，这样做容易引起其他地方农民和债务人的共鸣。但商人阶层以及他们的发言人却将这一举动视为暴乱，并严厉地谴责以谢斯一行人的做法。马萨诸塞州州长詹姆斯·鲍登（J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