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香槟-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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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合适三位监管和创意性奖励及引导，大力支持研发活动，并努力将大学的发明商业化。
第三，制止非生产性活动。企业家活动的一个罪恶孪生子是非生产性活动，比如侵权、贿赂或合法性的寻租，不仅浪费企业家的时间，而且不利于他们将蛋糕做大。如果一个企业家通过非生产性活动可以增加财富，整个社会将会面临更大的风险；社会市场会更加恶劣。
第四，通过更加开放的政策，抑制垄断，能够使市场竞争的赢家继续保持创新势头；此外，文化、教育、宏观经济稳定以及政治上的*化也对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在中国，在不同时期，同样的被认为对增长有利的文化被指责为经济表现不佳的罪魁祸首（儒家思想被认为与企业家精神和努力工作相矛盾），还有人认为，正是“亚洲价值观”和“权贵资本主义”导致了东南亚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至于*嘛，对抵御寡头型资本主义和大企业家型资本主义中的*和黑暗是一剂良药。
纵观所有这些模式，人们倾向于得出结论（主要基于亚洲小虎们出色的增长业绩，以及更为近期的、中国的可观的增长记录）认为，希望实现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寡头经济除外），应当采取某种形式的国家导向。的确，较富裕国家的存在本身似乎就在诱惑贫穷国家采取某种形式的国家导向，它们似乎只需要模仿那些富裕经济所提供的充满希望的目标，即劳动密集型的经济活动和产业，与那些拥有廉价但易于训练和工作积极性高的工人的本地企业相比，它们在竞争优势上略低一筹，只要这些本地企业能够获得外国技术和必要的资本设备。国家导向对精英集团和政府官僚也具有吸引力，不仅仅是因为当他们好像是在或者实际上的确在“管理”本地经济时，他们的权力得到提升，而且，当国家要求创办和经营企业需要得到许可时，这便为贿赂打开了大门，为这些集团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收入来源。但是，当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要将国家导向作为既快又好的应对增长挑战的手段时，我们劝他们三思而后行。
即便是中国大陆过去20年里经济实力的增长，也不能说明国家导向对经济增长非常必要。从表面上看，这似乎的确不符合中国的情况，因为中国看上去是一个典型的国家导向型经济，在这里，中央政府似乎通过几大国有银行为一些行业中经过挑选的、享受优惠待遇的企业提供投资资金。而且，中国经济的有些部门，主要是能源和农业，是由政府直接管理或所有的，因而保持着中央计划管理。就农业来说，中国政府仍然保持长达30年的土地承包期，没有给农民们明确的土地所有权，这降低了农业生产中的投资和改善的激励，从而也加剧了城市和农村人口的贫富差距。
然而，在过去三十年中，我国领导人已经另辟蹊径，鼓励企业家活动。不管是出于设计，还是出于必需，中央已经将经济和政治的决策权下放给省和市政府，这些政府反过来利用它们被扩大的自由参与生产性活动，以及为某些本地的私营“明星企业”提供许可、激励以及其他优惠（这些好处通常是靠“灰色支付”，或者不太礼貌的说法，靠贿赂购买来的）。但是，重要的是，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官员也容忍了无数其他企业家型实体的出现，这些企业主要在中国较富裕的东部地区大量生产，至少按照一种衡量指标，到2003年，中小企业占到了中国经济GDP的一半。
但是，中国的模式也许是独一无二的案例，因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中央计划的传统。此外，中国尽管并不完全具有我们在前文中提出的、一种成功的企业家型经济所必需的两个要素，但它还是取得了进步：这两个要素是有效实施的产权和合约权，能够为企业家提供资本用于支持其企业的金融体系。中国的法律体系仍在改善过程中，正式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官方的国有银行——不给新企业贷款，但却继续将资金提供给国有企业（虽然这种现象应当改变，因为作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部分承诺，国有银行将在2007年时实现私有化）。结果是，中国的中小企业家们通常靠高利贷或从非正规的金融部门或投资者那里借款（包括家庭和朋友）来支撑自己的企业。非正规的法律和融资将逐渐达到其极限，为了使中国的企业家活动达到新的发展阶段，国家必须发展更为正式的经营企业的方式。外国投资者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随着更多的中国企业与他们打交道，正式的法律和融资应当逐渐覆盖到中小企业那里。
中国的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对外国投资者采取的欢迎姿态。投资者们也做出了回应，向我国投入了大量的、不断增长的资金、人才和技术。到2004年，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的目的地，2004年一年就吸引了超过600亿美元的资金。虽然对合同与产权的保护以及支撑这些制度的法庭都远不理想，而且*现象很普遍，但外国投资者还在继续涌入中国，这一点令人吃惊。我们对这种古怪现象的最好解释是，中国迅速增长的巨大国内市场使这个国家“大的难以被错过”，因此，投资者们看上去很乐于等待法律和制度体系的改善。中国作为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内容，同意做出必要的改变，进一步开放其经济中一直限制外国进入的部分（主要是金融服务），使投资者相信他们的希望能够实现。
谁葬送了华尔街（1）
美国历史上至今发生过六次大的经济危机。
第一次是1907年，美国第三大信托公司尼克伯克举债收购联合国铜业公司失利，传言尼克伯克将破产，华尔街陷入大恐慌。银行家摩根组织银行家联盟，向银行提供贷款，并收购股票。美国财政部动用3500万美元救市，这次救市导致了1914年美联储系统的诞生。
第二次是1929年，在这一年的大萧条中，美国股市崩溃，约有9000家银行倒闭。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银行业歇业三天，签署《1933年银行法》设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运作拆分，设立联邦住房管理局和房利美公司，以稳定房地产业。
第三次是1984年，全美第七大银行——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伊利诺伊大陆国民银行濒临破产。FDIC向该行注入45亿美元，收购了其坏账。联邦政府从此持有该行80％的股权，直至1994年将该行出售给美国银行。
第四次是1986年到1989年，美国众多金融机构因不良房地产贷款或商业贷款而濒临倒闭。美国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FSLIC）关闭或援助了296家。此后，总统老布什主导设立的清债信托公司又接管、清算了超过740家金融机构。
第五次是1998年，这一年的8月17日，俄罗斯政府宣布卢布贬值，并宣布冻结281亿卢布（当时约合135亿美元）国债的偿还。美国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蒙受巨额损失，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恐慌。美国财政部长和美联储组织了一些大的商业及投资银行，共出资亿美元，换取了LTCM的管理权和90％的股权。
第六次发生在2008年3月16日，由于在抵押贷款券市场损失惨重，华尔街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濒临倒闭。美联储向摩根大通银行提供290亿美元贷款，以收购贝尔斯登资产；7月11日，全美第九大抵押贷款提供商被美政府接管，FDIC预计总共将拿出89亿美元；9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接管美国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9月14日，因美林公司预期第三季度减记57亿美元，美国银行宣布以约440亿美元收购美林证券；9月15日，因第三季度亏损39亿美元，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宣布将申请破产保护；9月16日，AIG再爆巨亏后，美联储宣布授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AIG提供850亿美元紧急贷款，美国政府将持有该集团近80％的股份……
华尔街的丧钟已经敲响，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再次出现经济危机。这可能是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将改变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正如一些人兴灾乐祸地说，“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已走到末路，只照顾极少数富人的制度必败”。身处历史的进程中，我们看到的无非是散落的碎片，但是有一个问题却让我们回避不了，那就是——究竟是谁葬送了华尔街？
有人说，华尔街的溃败主要是由于金融界的贪婪和奉行自由市场至上原则的美国制度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有人说，在泡沫膨胀的过程中，投机和欺诈流行，每个人都参与其中，虽然每个人都明知道是投机和欺诈，但没有人想戳穿它，都想从中分一杯羹，正是人人心中的魔鬼和投资者贪婪的欲望酿成苦酒；也有人说，为什么会出现房地产泡沫呢？货币超发，银根过松。这是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的最大失误。而每一个普通公民的错误所在，把格林斯潘当做一个偶像来崇拜，一旦这个偶像出了问题，所有的人都跟着倒霉。在货币超发的情况下，要靠市场监管来防止泡沫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贪婪的银行家固然可恶，为什么一个人身无分文还要买车买房，这难道不比银行家还要贪婪吗？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在每一个经济学家拼命研究“消费者如何达到最大化效用，厂商如何实现最大化利润，投资者如何得到最大化回报”时，主张“居者有其屋”和高福利的美国*制度在格林斯潘连续13年降息后，刺激了每一个人的消费欲望，导致所有环节都失控，最后形成了大崩盘。每一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魔鬼，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速度再快，也没有人的欲望的增长速度快。
谁葬送了华尔街（2）
美国的次贷市场是一个基本上无序的市场。正如《贪婪、欺诈和无知——美国次贷危机真相》一书所言：“如果说次级贷款行业有什么艺术性可言的话，那就是‘无中生有’。”用该书作者的话说，贷款销售人员和审批人员把“鸡屎做成鸡肉沙拉”，最后从中渔利。最可耻的就是美国的信用评级机构，他们收费为债务人评级，结果使对抵押贷款证券进行评级成为一个暴利行当。水涨船高，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美都成了最赚钱的公司。用格林斯潘的话说，这种次贷过程是“风险国有化，收益私有化”，最终一旦市场失灵，所有的参与者都要品尝后果。而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只要有一个环节不出问题，就不会发生次贷危机。此外，美国人超前消费的“美国梦”和为减少贫富差别的《公平住房法》和《平等信用机会法》也为次贷危机埋下了伏笔。从2000年到2006年，美国的房地产价格上升了80％。在这场前所未有的狂欢中，积极推动得义无反顾的金融机构，向所有想买房子的人发出了诱人的呼唤：“来吧，你可以买房，不管你的收入如何，因为房价会永远上升，你可以用升高的价格来借款归还房贷。”而美国的房贷首付只有总价款的5％，次贷借款人一般分为五大类：偿贷缓慢、信用低、生活坎坷、不幸遭遇、高风险，新的次贷产品被设计出来满足这些借款人的需要，这是次贷行业终结的主要原因。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有一个银行大盗叫维力·萨顿，抢劫银行屡屡得手并一再越狱成功。最令其名垂青史的，是他的一句话——当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抢银行，他回答，“因为钱在那里！”你要是想知道“为什么金融界这次捅了大搂子”，诺奖获得者的解释都未必令你满意。萨顿式的直截了当可能更富于启示，钱的确在华尔街。不但美国人的钱，全世界的钱，包括中国打工妹们辛劳积累的钱，都在那里。
金融这个行当，美国最具有竞争优势，几乎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来自美国，举世罕见。有几个数字，或许能帮助我们了解详情：2006年金融服务业的产值占了美国GDP的几乎四分之一，利润则占美国所有企业利润总额的44％（美国制造业的利润仅为10％左右）；美国人的金融债务在1980年为GDP的21％，到2007年则是GDP的116％。
难怪每当有人提出疑问，要求检讨美国金融创新的风险效应，风险到底是在积累还是被调解对冲掉了，就遭*。格林斯潘有句评断经常被人引用——“对专业人士私下安排的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活动进行监管全无必要，这类监管只会阻碍放大（enlarge）生活水平的市场效率”——道出了美国的核心比较利益所在。通过提供高端金融服务，替全世界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