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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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绍兴甬金高速，在公司成立之后，随即将公路的收费权作为抵押从银行取得贷款，再填入公司账户。刘根山出事的缘由，便是甬金高速公路绍兴段出现资金抽逃迹象。
抽逃的背后，是刘根山大胆的资本运作和对自己总能紧急公关、化险为夷的自信。《经济观察报》的报道认为，刘根山可能以购买设备为名，将当时的现金出资抽走，并企图通过其他非现金资产补帐。这种风格，与张荣坤如出一辙：背后有着强大的权力体系支撑，映射出权贵资本的强大背景。
外界猜测，刘根山编织的庞大官商关系网遍布江浙沪一带。一个已经证实的消息是，茂盛集团不仅高薪聘请原绍兴交通局局长蔡继东，且通过蔡继东这条线，搭上原绍兴市委书记冯顺桥（后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已被双规）、原浙江交通厅厅长赵詹奇（2007年被判无期徒刑）等高层人士，而通过这些官员，刘根山获得浙江多项高速公路基建项目。其与江浙沪官场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令刘根山“公路大佬”的名号实至名归。
刘根山在被刑拘前同样已有预感。与他相熟的人士称，刘根山常常去上海的寺庙拜佛。据说刘根山与上海多个寺庙的主持关系良好，而这也是他结识权贵的另一个路径。
连烧香拜佛都能做到一箭双雕，不能不令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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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并没结束
甚为巧合的是，刘根山也是“胡润2003资本控制50强”人物之一。当时他掌控着买壳入主的茂盛控股（，后又弃壳）。
正如前文所言，“2003资本控制50强”简直就是一纸魔咒，上榜的50名富豪，从2003年至2008年的5年间，有近三分之一富豪要么落马要么马失前蹄。
当初张荣坤落马时，有人又发出“百富榜如杀猪榜”的感慨。其实富豪落马非常正常，中国发展与转型过程猛烈，产业和资源都面临横向纵向的大整合，一些企业的剧烈震动在所难免。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关注富豪落马的方式和社会各群体的反应和做法，以此来鞭策经济和社会环境。
张荣坤和刘根山两位“公路大王”两年内先后倒下后，有人拿二人做对比，找出了一些细微差异──
“刘根山和张荣坤相比，刘根山更显精明：一、张投资参与管理的公路里程达200公里（投资超过100亿）；刘控制或曾经参与的高速公路总里程达900公里以上（实际投入不到100亿）。二、张的资金来源是社保资金和银行贷款，刘却没有借过社保资金。三、张的慈善捐款、贿赂金额都很大，刘的贿赂金额相对较少。从这三点来看，刘根山的权力关系网明显比张荣坤‘硬’很多。”
早在2005年张恩照案中，刘根山针对建行上海分行三支行行长章作斌、退休的分行副行长江凤英和一倪姓高管的三笔行贿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查出，幸免于难。然而，刘根山几年来在攀附权贵上不断加码，最终走向不归路。
如何看待这一连串事件？将一切归因于个人道德并不合适，归因于体制掣肘又有些形而上。需要反复自问的是───国有垄断领域在逐步向民资开放过程中，如何防止形成新的利益联盟和权力寻租热潮。
不过，刘根山的能量之大超乎我们想像。就在本书完稿的时候，惊闻原定于7月30日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的刘根山欠贷纠纷案，在开庭前突然宣布“双方都愿意庭外和解”的消息……
悲情富豪李海仓与乔金岭
被杀与自杀，发生在百富榜上榜富豪的身上，令人揪心、扼腕。
2002年的胡润百富榜上，排在第27位的李海仓是山西首富，排在第58位的乔金岭是河南首富。一年后的百富榜单上，这两位首富的名字并没有出现──两人分别于2003年1月和9月被他杀和自杀。
彼时先后听到二人去世的消息，我们非常震惊，感到非常可惜。所以，盘点百富榜十年变迁，特意提及李海仓和乔金岭，为了一份纪念，也为了透视背后的企业家生态。
双双非正常死亡
2002年11月，在中华全国工商联第九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山西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当选为副主席。此前他的职务还有全国政协第九届委员、山西省工商联副会长、运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运城市工商联会长等。
未曾料到，两个月后的2003年1月22日上午，李海仓在其办公室被熟识的同乡冯引亮枪杀。凶手遂即开枪自杀。
李海仓被杀后，其死亡情景出现过不同版本，当天下午，网络上有消息称：“富豪李海仓遭到枪杀，凶手连开5枪。”第二天，媒体的描述五花八门，甚至有报道称，李海仓乘坐的轿车与一辆小轿车相遇，对面的车突然开枪，致李海仓及车内一人死亡……
后来趋于一致的消息是，冯引亮想将自己一块土地高价卖给李海仓，但李海仓一直不肯答应。这成为矛盾激化的源头。
我们在李海仓生前一直没能与他见上面。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们很吃惊。2002年在山西调研时，当地一些朋友给我们讲李海仓的故事，对其口碑多有赞扬。
李海仓去世后，一些媒体记者到山西采访，同样感受到李海仓的低调和良好的企业家形象，有出租车司机说：“在山西闻喜，你可以什么都不知道，但你不可能不知道李海仓。”
8个月后，河南长葛也出现一例非正常死亡事件。2003年9月7日上午，河南黄河实业集团董事长乔金岭在办公室猝死。他的死因比年初山西富豪李海仓被枪杀要玄乎很多──当地有关部门称乔金岭是“因故死亡”，但自始至终对“故”为何物讳莫如深。
于是坊间的猜测也多了起来。有人说他死于脑溢血；有人说他是因为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而自杀；有人说可能与*有关，乔金岭向来与当地政要关系极好；也有人称乔金岭因陷入纠纷、莫名其妙背上亿元负债，上诉无门而蒙冤自杀。
乔金岭生前我们曾到河南拜访过他。得知他热心公益事业，在当地的口碑同样很好。黄河实业集团彼时是当地的纳税大王。
富豪非正常死亡，令2003年前后企业界风声鹤唳。李海仓和乔金岭之死并非个案。2003年2月12日，浙江“皮草大王”周祖豹在家门口被乱刀捅死；8月17日，甘肃“地产大王”刘恩谦在兰州被枪杀……
在2003年，一个好的消息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更为明确地提出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要消除体制性障碍，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制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领域。然而，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在同时加大，“仇富”成为一种常态，李海仓、乔金岭等人成为殉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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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承父业的特殊蓝本
李海仓和乔金岭去世后，均由儿子接过重担。乔金岭有三儿一女，大儿子乔秋生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在父亲去世前，乔秋生已从普通的工厂工人，做到了旗下上市公司黄河旋风的董事长。乔金岭被害后，乔家掌门人自然成了乔秋生，2003年他38岁，正是身强力壮时。
尽管乔金岭数十年在河南打拼积累起来的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等人脉资源，乔秋生完成平稳过渡并非易事。但他过渡的难度与李海仓之子李兆会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了。
李海仓于2003年初被害后，其年仅22岁的儿子李兆会正在澳大利亚读书。听到噩耗后马上回国。不到一个月后，他接任海鑫集团董事长一职，成为这家业务覆盖钢铁、焦化、水泥、房地产、金融、保险等领域的大型企业集团的当家人，澳大利亚的留学生活成了他尘封的记忆。
李兆会上任后，外界及李氏家族不少人都视之为“稚嫩的80后”，认为这位掌门人完成角色转换至少需要两三年时间。然而，他们低估了李兆会的悟性。起初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作为董事长的他确实有点像个“局外人”。但一个月后，他开始发彪。
当时任海鑫集团部经理的李天虎，对侄儿李兆会有所“不屑”，一来李兆会比他要小20来岁，二来李海仓遇难后，不少人认为李天虎是接管海鑫的最佳人选，然而海鑫是家族企业，只能由年轻小伙儿李兆会上台。李天虎的不满情绪越来越明显，李兆会感觉到了这一状况，但由于李天虎在海鑫的势力庞大，他只能伺机而动。
最后李兆会想出来一个办法。他利用李天虎和海鑫常务副董事长辛存海的矛盾，利用自己和常务副总经理李天杰的交情，“抱团”排挤李天虎，当矛盾白热化时，再利用爷爷李春元在家族中的权威，逼李天虎出局。
更有趣的是，将李天虎踢出去后，李兆会又给了他一个“甜枣”──将旗下的海鑫水泥厂送给李天虎。这厢是李天虎在海鑫集团的股份退出，那厢是海鑫水泥厂成独立法人，李兆会把“虎迹”驱逐的干干净净。
在2003年8月，由全国工商联举行的“纪念李海仓暨《有产者启示录》出版座谈会”活动上，李兆会谦卑地说：“我一定会领悟到父亲李海仓‘超越财富’的思想精髓，希望大家能给我一点时间。”
目睹过李兆会清理海鑫旧势力的在场者，无不对他刮目相看。这个时候李兆会的头衔已是“海鑫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
然而仍有人认为李兆会是在玩小伎俩。“称什么‘董事长兼总经理’，说穿了，那只是印名片用的！”此类声音仍然不绝于耳。然而，李兆会接下来在公司内部管理、实业与金融投资、资本市场等方面的运作思路与策略令人叹为观止，海鑫集团的业绩最终令这种声音消逝了──2003年海鑫总产值超过50个亿，上缴利税超过10个亿，成为历年来海鑫发展最迅速、最好的一年。2004年，海鑫完成总产值70亿元，实现利税12亿元。这一年，海鑫纳税额居全国民企之首。
坊间一直以来谈论的民企二代接班人话题，要具体企业具体分析。一些是老爸老妈铺路，自己顺利走到前台，有的则从掌管家族企业一块业务开始，最终掌控全局，而李兆会则是在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形下，灾难之后被急匆匆推到了一家大型企业集团掌门人的座位上。他能将企业推向新的高峰，着实值得我们尊重。
在2007年的胡润百富榜上，李兆会居第78名，家族财富为85亿元。这一年，他也不过26岁，但已是掌舵海鑫钢铁集团近5年的“老将”。
财富品质之辩
再回到李海仓与乔金岭非正常死亡的2003年。当时在企业界、学界和民间都引发了大讨论。有人将当时参与讨论的观点归纳为四类──（1）多行不义必自毙；（2）创造再多的财富，提供再多的就业机会，上缴再多的税收，仍洗不掉自己身上的罪孽；（3）向死者致敬；（4）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值得关注的是，李海仓遇难一周后，《中华工商时报》即发表文章，呼吁“正确认识和评价先富阶层”，文章首先引用了刚刚由*中央*部、全国工商联和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发布的一项调查成果（第五次中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称──
私营企业主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支建设力量，正在健康成长。首先，私企业主队伍是一支富有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的生力军。被调查的业主大都“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他们在改革大潮中响应党的号召，不捧铁饭碗，不吃“皇粮”，艰苦创业，创造财富，提供税收，解决就业。从总体上看，他们开业经营时的资金来源，主要不是靠银行贷款，也不是遗产继承，而是靠在法律许可的经营范围之内做小生意、开小作坊，或农业生产的积累，或靠民间借贷。
文章称，“我们并不讳言先富阶层中，确有有愧于建设者称号的人和事，但这只是极少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正确认识和评价私营企业主，正确认识和评价先富阶层，对于让更多的人尽快富起来，对于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对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不久后，企业界又发生了河北大午集团掌门人*因所谓“非法吸收公共存款”而被刑拘的事件，再度将坊间的讨论推向白热化。
经济学家魏杰称，“中国民营企业应该进入洗礼阶段，对公众讲清楚我不是污浊的，我的整个原始积累是抓住了中国的历史机遇。好多民营企业已经突破了为自己赚钱的阶段，是事业的问题，事业问题就要对历史有个交代。讲清楚了社会才会更好地认同你。”
学者王德峰也称，富豪的暴富和暴卒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涉及到民营资本的起家和原始积累。他们一方面应该看到自己所拥有资本的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