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这个人-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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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融合在一起，不要让自己显得太另类，但心里的那簇火焰始终让自己无法平静。
　　当那件事情发生后，王石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真的是不适应这样的集体生活了，他向往的是个人奋斗，他需要那种个人力量带来的成就感，那种于连式的荣光，他需要离开。
　　那一年，部队请来一个山东的农村妇女做报告，报告的内容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报告的内容大体是：母亲批判自己的思想没有女儿革命，自己有利己的思想，而女儿则是完全的革命的利他主义。比如，母女俩一起去买菜，挑豆子的时候，母亲就尽量挑好的豆子；女儿呢？看见母亲这样做，很生气，把母亲挑的好豆子全部倒回去，然后往自己的筐里全部装差不多烂掉的豆子。然后母亲总结说：自己的思想不如女儿，觉得很惭愧，女儿心里想的都是别人，希望别人都得到好豆子，而自己只想到自己家。
　　王石在下面听着，纳闷无比：如果大家都像那位女儿一样的话，菜农岂不是都不用种出好豆子了？因为反正差的大家都在抢嘛！结果只有一个：越来越差。难道大家都喜欢差吗？进步是不是已经不用考虑了？王石越听越苦闷，觉得完全不能理解，更不能理解的是这样的报告是领导们极为推崇的，强调大家一定要仔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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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压抑（3）
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报告结束后，领导们带着做报告的妇女去食堂的单间吃饭了，师傅杀鸡宰羊地招待领导和做报告的人。当他们尽兴地吃喝谈笑的同时，王石和一班战友则在外间食堂大厅里吃着粗菜糙米。王石至今余怒未消：“这样的环境，难道你不会压抑吗？要去迁就它难道不是很委屈吗？我当然是受不了的！”
　　部队的几年是王石从家庭走向社会的第一步，是他和社会之间一个重要的转折，但就在这个转折点上，他对人生的梦想、对人生无限的憧憬，都遭到了迎头一击。他也许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的性格、自己的理想和社会的契合点在哪里，但部队的几年生活迫使他开始思考更大的问题，他开始想到自己的价值，社会和自己个人的关系，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家里伸手伸腿皆自如的生活已经结束，他要面临整个社会给自己的考验了。虽然这个考验的第一步以他的苦闷和压抑而告终，但毕竟有了第一步，他可以完全确信自己的选择应该是怎样的了！
　　当母亲赶到部队希望王石不要复员回地方的时候，王石表现出了一个成人的固执，他一定要到社会去工作。他明白自己需要什么，虽然他的选择未必是好的选择，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对一个正在彷徨的青年来说，有什么比坚持自己的想法更让人激动呢？
　　所以，在部队待了5年后，王石坚定地对父母说：“我要回郑州。”
　　回郑州无非就是做工人，比起部队的稳定和风光，70年代工人拥有的，也只是一份固定的工资而已。
　　回到郑州，王石有两个工作选择：一是到市政府开车，当时政府需要司机；另一个选择就是到郑州铁路局的水电段做锅炉大修车间的工人。前一个工种好解释，无非是属于政府的小车队，领导或单位要用车的时候就当司机拉人或拉货。后一个工种对于不是铁路行业的人就不好理解了，铁路上的工厂不叫厂，叫段，所以，水电段可以理解成为水电厂，但它不是电厂，其实主要是给铁路上供应水和电的，水主要是热水，锅炉大修车间的工人就是专门维护供应热水的锅炉的工人。
　　这是很明显的比较，前者是比较舒服的职业。在上世纪70年代的最初几年，在基层的生活里，医生、列车员、卖猪肉的、司机是四个令人羡慕的职业。那个时候属于物资短缺并且交流不丰富的年代，列车员可以把北边的果脯什么的往南边带，而南边的蔬菜水果也能通过他们及时带到北边，所以很是吃香；卖猪肉的更拽，那个时候凭肉票吃肉，但具体买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自己会得到一块什么样的肉，全看卖猪肉的手往哪儿下刀，所以，卖猪肉的同志尽管全身油腻起腥，其职业的受欢迎程度和猪肉本身的受欢迎程度绝对是携手并进；医生就不用说了，公费医疗时期，医生拿药看病的优越感比现在拿红包的成就感还要大；司机同样如此，手握方向盘，那就是掌握了运输的大权大利，司机在那个时候都是见多识广的一群人，也是生活得最滋润的一群人。
　　但王石却没有选择做司机，他选择做水电段锅炉大修车间的工人。这让周围的人匪夷所思，因为这是一个明显很吃苦的职业，王石心里是明白这一点的，因为父亲就是铁路系统的人。锅炉有很多钢板，有的重达12吨，大修车间的工人有一项工作就是要卸这些钢板，王石说到这个细节的时候，语气异常沉重：“真的，非常非常非常辛苦！”一块钢板压到人身上，回到家经常是一道一道的血印子，王石感觉自己当兵5年都没有这么辛苦过。在部队的时候，他也有过躺下就不想起来的经历，那是到农村去割麦子，几小时弯着腰不起来，回到营房里躺下去，他觉得自己能躺好几天。而现在这样的钢板压身，他觉得当时割麦子简直就是享受型的劳动。王石用一个数字给我形容这个工作的辛苦：“当兵的配给粮食是每个月49斤，这在当时已经是很高了，但锅炉大修工是51斤！你可以想象是因为有多辛苦才考虑给这么多的粮食。”而当时的王石，完全是一个白面书生的形象，可就是这么一个看着文弱的人，在当时复员转业到水电段的30多个军人中，却是公认为最能吃苦的人。老师傅们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姓王的小伙子，后来，当段里要推荐一个上大学的工人的时候，老师傅们一致推荐了王石。
　　这正是王石所期盼的，他当时没有选择去当司机，除了不喜欢开车这个小小的原因外，最主要的，是因为他知道大学如果要招生，一般会到工厂来招——为了这个，他宁愿去对付那12吨的钢板。
　　这就是王石的性格。
　　这样的经历在他后来去深圳时又重新上演了一遍，不同的是，在深圳的空气里，他的心情是轻松的。而在本应该轻松的20多岁的青春时期，他却只有吃苦的耐心和满心的期待，就像那句话：“学会忍耐，包你喜爱！”
　　王石进入大学的时候，已经是1974年了，那个时候他已经年满23岁。从常规上来说，这个年纪已经是完成学业进入社会的时候了，但那个时代的特点就是让人的经历变得像一个命运的大玩笑，人的命运变得无从把握，快乐的是懵懂糊涂的人，痛苦的是渴望把握自己人生的人。王石就是后者。
　　他有时候想，正是因为那个年代的特殊，让他的每段经历都变得苦涩难言——这对同时期很多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事情，因为，比起周围的同龄人，王石当兵、做工人、上大学的经历简直就是一条金光大道，这么顺风顺水一路走下来，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但是，内心体会，冷暖自知，王石到现在不太容易回想起过去，不像一个步入中年后的人一样拿怀旧当享受。也许，那些年月的确不是他所欣赏和眷念的。他天生就是一个为了激情的变革年代而生的人。
　　

《王石这个人》：压抑（4）
大学其实也改变不了什么。当王石带着在部队自学5年、在工厂里扛过超重钢板的代价，来到他觉得应该是理想之地的大学时，他发觉现实依然不像他内心欢呼的那样乐观。王石读的大学是兰州铁道学院，专业是给排水。这不是王石的志愿，这个专业是基于王石之前在郑州铁路局水电段工作过的工种而安排给他的。这就像一个捉弄，王石本是为了摆脱那样的命运，咬着牙度过了那虽然并不算长的体力生涯，可是，因为他的咬牙，他还是回到这个令他咬牙的专业。
　　王石自然是不喜欢的，但毕竟是正式的学习，他可以尽情地读书看书了，这大大安慰了好学的他。虽然大学3年间充满了“支农”等非学业上的安排，可是，放眼当时的中国大地，这样的机会几人能有？王石的心，已经安静了很多。
　　但环境还是很恶劣，王石进入大学的时候，正是“白卷先生”张铁生风靡一时的时候，学习风气在当时一点不被提倡。王石上的是工科，因为是工农兵学员，本该4年学习的工科课程，被压缩成了3年，大部分老师对教学懒心无肠，基本上采取放牛娃的教学方式，有一搭没一搭地由着学生的性子来。
　　王石依然是苦恼的，但幸运地遇到了两位让他引为知己的老师，使他的大学生涯有了亮点。
　　一个是王石当时所在系的党总支书记，叫郭同章的老师。王石说刚接触郭老师的时候，就觉得很对自己的性格，因为对方说话很自信，对同学们讲话时特别有“煽动”能力，很动情、很有鼓动性。他喜欢这样的人，因为他的个人色彩如此浓厚，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人。然后他就和老师走得很近，因为那个时候王石已经20多岁，在学生中算很成熟的了，所以他和郭老师的家里人也非常地好。那种被全家都认可的感觉让王石觉得很亲近，师生关系变得像朋友的关系了，王石在大学里有了一种找到知己的感觉。
　　从我的采访经验看来，王石本身就是一个极其自信的人，从他嘴里说出佩服一个人真的很难。如果他真的佩服一个人，那么他可以说出实在的理由：“因为这样，那样，所以，我很佩服他。”这位郭老师着实让王石佩服的，也许郭同章老师本人都没有意识到。
　　那个时候，王石和同学们经常要下乡支农，一个班驻扎一个村，甘肃河西走廊的村落都很分散，村与村之间的距离一般都是在四五里路以上。郭同章因为是系总支书记，于是每次都下乡去看学生们，并且，他从不蜻蜓点水地看一两个村就算了，他总是看完一个村的学生，马不停蹄再往下一个村子赶。“一般都是不吃饭的，和学生聊聊天，了解完情况，马上就又走了。”王石说，“并没有人这样要求他，他可以不这么做，但每次他都这么做了，并且很坚持。”河西走廊的路，西北偏远的地区，郭同章走了无数次。王石说：“就这件事情，一辈子都够了，不是任何人都能这样约束自己的。”
　　2000年，王石准备去银川出差，由于银川下暴雨，王石干脆把机票改到了兰州，因为想去和郭老师坐一坐，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很难找了。
　　我无聊地问了一句：“如果郭老师某一天来找你，希望你把他的儿子或女儿安排在万科工作，你会帮这个忙吗？”王石立即回答：“不会，这和我的原则相悖。我可以帮助他其他的，而不是这种方式。”他顿一顿又说：“他也不会提这个要求的。”
　　这就是男人间的交往吧？特别是当做了朋友以后。
　　王石在大学里另一个朋友式的老师叫王梓元，这是一位教政治课的老师。王石上他的课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当时的政治课堂上，老师比较多地讲的是反杜林理论、批判思想家、批判法权，可是，王石却分明听出这个王梓###师是在不动声色地讲经济学的原理，讲价值、讲商品交换，滴水不漏却意思明白。但是，整个班上，王石感觉只有自己一个人听懂了。这样的默契就像一个私下的秘密，有着旁人不知情而自己全部了然的愉悦。比起其他哗啦啦背书的政治老师，王石从王梓元这里得到的快乐不仅仅停留在获得知识的层面上了。
　　于是，王石下了课就去找这位和自己同姓的老师，他像个同龄人一样告诉对方：“你有言外之意，你在教其他的东西。”王梓元笑了：“你听懂了。”以后的交流就顺畅了，王石非常享受这样的沟通，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快乐，他以前很少得到的快乐。王梓元推荐王石看了《政治经济学》，王石看得很辛苦，因为那实在是硬读，但他坚持看了下去并看完了，因为即便辛苦但还是快乐。许多年后，当王石到了深圳，当年硬读的东西一下就活了起来，王石明白，自己的思维方式因为那些书而改变了，而这，都得益于那样一位良师益友。
　　大学的3年很快就过去了，如果拿现在大学生的大学岁月来比较，那样的大学时光实在是太沉重。因为那个时候王石已经过了茫然的年纪，而大学的美好，有时候就在于那样的茫然和失措。王石在大学的时候已经有了成熟的思想，有了社会经验，大学对于他，只是在已经进入社会后的短暂停留而已。
　　王石有时会很遗憾，他的部队生涯、大学岁月都在不合适的时候安排在了他的生命中，如果生命重新排列，重新置放在另一个年代，也许这样两段安排会非常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