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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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公司主演了《女性的呐喊》，然后转入明星影片公司，主演《铁板红泪录》、《同仇》。两年内积攒了将近1000银圆，于1934年３月赴日本东京留学，旅费100银圆，在日本每月生活费50银圆（合７５日元），一年后归国。　　３０年代中，我国许多青年从上海到日本去留学。当时上海是东方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日本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在上海一个月的生活费，到东京可以过上两个月。　　4。　周璇　　周璇，又名周小红。据说原籍江苏省常熟（一说常州），在上海长大。大约生于1919年（一说1918或1920年，难以确定）。　　1932年，大约13岁的周小红参加黎锦晖主持的明月歌舞团，因为嗓子好又善于唱歌，第二年演唱歌曲中有一句“誓与敌人周旋在战场上”受到群众欢迎，故改用艺名周璇。歌舞团刚成立的时候，大家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家俄国餐馆楼上，每天晚上睡地铺，吃大锅饭，生活很清苦；演出票房有盈余的时候一晚上才可以分到5角钱。后来歌舞团解散，周璇参加新华歌剧社，社址在巨泼来斯路美华里2号。　　1935年“新华”又解散了。周璇经丁悚和龚之方介绍，加入艺华影片公司担任配角，处女作是《花烛之夜》；一开始月薪50圆。她曾回忆说：这个数目对当时的物价说来是不算少了（陈注：相当于９０年代的人民币1500—2000元）。1937年初，主演《马路天使》获得空前成功。此后月薪提到200圆，成为公司老板的摇钱树。　　此外她还唱流行歌曲，还有在百代唱片公司灌唱片的收入。抗战期间周璇滞留在上海租界（当时称为“孤岛”）继续演艺生涯。　　5。　蓝苹（即抗战初期到延安后的江青）　　原名李云鹤，1914年３月生于山东省诸城。　　1931年李云鹤担任山东青岛大学图书馆职员，月薪３０银圆。这是目前可以查到的第一个有关蓝苹收入状况的数字。当时李云鹤自留２０银圆生活费，１０银圆寄给老家的母亲。　　1933年４月李到上海，寄居田汉家中。不久参加中国左翼戏剧联盟。　　1934年５月，李云鹤跟着俞启威来到北平，在沙滩租了一间寓所，每月租金２银圆，生活费６银圆，非常贫困。　　1935年初又回上海，以“蓝苹”为艺名，主演名剧《娜拉》。进入电通影业公司，月薪60银圆。（据1935年8月《民报》连载的《蓝苹访问记》）　　6。　舒绣文　　原名舒彩云，1915年生于北京。父母原籍安徽黟县，是中学教员。自幼家境贫苦，她曾改名许飞琼进舞场伴舞谋生。16岁独自离开北京南下上海，被介绍到天一影片公司去教国语，工资每月30大洋。后来参加集美歌舞剧，又到杭州参加了五月花剧社。　　19岁那年（1934年）进了明星影片公司。合同订期三年，基本月薪60银圆。在上海演戏、拍电影之余，她用许慎、苏谦的假名进补习学校努力学文化。　　成为正式演员以后，一连拍了好几部片子，并且从《梦里乾坤》一片起，开始演主角。除了基本月薪以外，每部影片的酬金为300圆左右。有了固定收入后，就先把母亲许佩兰接到上海，后来又把父亲和弟妹都接到上海，一家人住在一起。　　7。　赵丹　　原名赵凤翱，原籍山东省肥城。1915年８月生于江苏省扬州，一年后随父母迁居江苏南通，在南通长大。　　父亲1928年春天以3000银圆开设了一座“新新大戏院”，共800个座位，放映电影（当时叫影戏），每张门票１角５分，一场就收入120银圆。1930年春节聘请上海艺术剧社和摩登社（有赵铭彝、郑君里、王莹等）前来公演，影响了赵凤翱走上艺术之路。　　1930年秋天赵凤翱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2年12月因在美专主演话剧《Ｃ夫人肖像》而被明星公司导演看中，课余参加拍片，以“赵丹”为艺名；1933年试用期月薪30银圆，当时仍继续学业，半工半读。赵丹从上海美专毕业后，跟明星影片公司订了合同：起初月薪50银圆，不久提为70银圆。（又一说：1933年赵丹从上海美专毕业后成为明星影片公司基本演员，月薪60银圆。跟上述说法略有差距，备考。）后来又升到100银圆。　　先后拍摄默片与有声片30部左右，其中以《女儿经》、《上海二十四小时》、《小玲子》受到广大观众欢迎。1936年月薪150银圆。1937年上半年因主演《十字街头》、《马路天使》获得成功，赵丹月薪提为200银圆。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赵丹参加抗敌救亡演剧队，辗转经武汉到重庆。　　电影工作者加入文化人的行列　　1936年9月在上海公布了《中国文化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这个宣言用中、英、法、俄、日、世界语6种文字同时发出，有许多中外报刊登载或报道，当时成为震惊国际的重大新闻。宣言签名者176人，包括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阿英、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冼星海、任光、沈西苓、赵丹、白杨、金山、章泯、陈白尘、郑君里等电影工作者。这176人都是以文化人的身份自居的。这是中国文化人第一次以群体阵容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团结一致要求自由创作的权利。这个宣言，也是中国文化人的精神独立的自白。

戏剧、电影业的兴起（7）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去世。当时各大报刊发表了许多悼念文章。其中，上海《电影·戏剧》１卷2期刊登了署名韦彧（沈端先）的《鲁迅与电影》一文，文中又出现了“文化人”这个概念：现在不论怎样，文化部门里面总算有了“电影艺术”这个名称，一切“文化人”的###团体里面，也算有了“电影艺术家”参加的机会。但是在五、六年之前，情况就和现在两样，“影戏”这种“娱乐品”完全是“文化人”注意圈外的存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章作者认为从1931年以来，进步的文化人开拓了中国电影艺术的新方向，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电影工作者们也就加入了文化人的行列。这是我在30年代报刊里面查阅到的最早使用“文化人”概念的史料之一。　　30年代电影明星们的收入，跟同期的教授、学者、作家、主编们（一般每月200圆至500圆）相当或稍低。经济地位虽然类似，但是文化素质高的人们更受到尊敬。当时在影星歌星的心目中，文化、学问、教育、修养占据很高的位置，普遍地热爱读书，渴求知识。这有当时许多史料和逸闻为证。　　演员们有不少在大学里上课和从事写作的，如陈波儿、王莹、艾霞、凤子、赵慧琛等，她们的文笔风格一再受到文学界的好评。王莹的从艺和留学经历，即体现了当时追求知识的风气。她不仅上了大学，而且后来还写了两部小说。　　以生活日用品的实际购买力估算，1936年银圆或法币1圆约相当于今人民币30元。例如，以主要食物的价格作比较：抗战前夕，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市场上，大米每斤5—6分钱，猪肉每斤2角钱，白糖每斤l角钱，食盐每斤2—5分钱。植物油每斤1角5分钱，鸡蛋每斤2角钱，等等。跟今天相比，几乎都在30倍左右。　　为使大家对于抗战前夕的城市生活费用有个形象的了解，不妨再举些例证：　　以饭店的客饭价钱为例，1936年一份普通西餐2角钱，大菜套餐为5角—1圆2角钱，普通的炒肉一盘1角多钱，一碗阳春面4分钱。　　信件的国内邮资3—4分钱。　　一般的图书定价为3—5角钱，比较贵的是1—2圆；一份报纸3—5分钱；公交车票价5分至1角钱。　　公园门票5分钱。剧场和电影院入场券1角至1圆。　　根据当时经济学家们的几十次社会调查统计结果，从事体力劳动的城市贫民五口之家维持生存的最低开支为每月法币27圆（合今人民币800元），而知识阶层的最低生活费为每月法币50圆（合今1500元），一般每月200圆（合今6000元）。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共合作成立了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归属于中央政治部三厅六处电影科。同时还有归属于宣传部的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参加“中制”和“中电”的演员们多半是当时最著名的左翼明星，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月薪有所增加，现将一次发薪名单照抄如下：　　黎莉莉340圆舒绣文330圆白杨320圆　　张瑞芳300圆顾而已300圆魏鹤龄300圆　　施超280圆谢添250圆陈天国250圆　　吴茵230圆杨露西120圆熊辉100圆　　秦怡60圆　　电影明星们的收入，仍然跟学者、教授、作家、主编们处在同一档次而稍低些。　　1940年以后，席卷大后方国统区的法币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物价飞涨日趋严重，几乎每年涨幅为两倍甚至更多。包括电影明星在内文化人的收入不断贬值，生活受到极大影响，从而激发并增长了他们对蒋介石专制政权的强烈不满情绪。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特别到了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崛起，我国文化人的影响迅速增强，文化人的队伍迅速扩大。　　五四爱国运动是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大中院校联系在一起的。民国初的北京大学封建的陈规陋习“官僚气”、“名士气”非常严重。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北大“在他手上才成为真正的大学，真正不愧立足于世界大学之林，而成为中国现代新思想新文化的重镇”。（见《蔡元培先生象征的学术世界》，引自《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　　追求自由、民主、科学，特别是力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反对专制愚昧，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的灵魂。但是在五四时期，这个阶层的社会基础还很薄弱。旧中国文盲占成人的90％以上；民国初年，80％的就业人口仍在从事千年不变的传统农田耕作，只有不到1％的就业人口在近代产业部门。　　造成人口素质低下的直接原因有二：近代教育事业的幼稚和经济状况的贫困。　　1912年，北洋政府开始统治时，全国有4．1亿人，而学生总人数仅为293万，其中，小学生279万，中学生13万多，大专院校学生不到5000人（估计数字），应届大学毕业生只有490人。　　1928年国民党政府统治时，全国有4．65亿人，而学生总人数仅为914万，其中，小学生888万，中学生23．5万，大专院校学生25198人，应届大学毕业生只有2275人。　　从戊戌变法到国民党掌权，经过了整整三十年。这三十年的进步显著，但仍然处于落后的地位。拿我们的邻邦日本作对比，更可以看出我们国情落后的严重程度：1925年日本国有0．59亿人，是我国人口的八分之一；而学生总人数为1147万，超过我国25％。其中，小学生799万，中学生336万，大专院校学生126842人。按绝对数字，中学生是我国的14倍，大学生是我国的5倍。

戏剧、电影业的兴起（8）
按照每万人口中的在校学生比例数字，日本的中学生比我国多110倍，大学生比我国多40倍。（这还是用日本1925年的数字跟我国1928年的数字相比。）　　况且我国文化分布极其不平衡，20年代知识阶层集中在京、津、沪、宁等大城市，相对说来爆发力很强，他们播下了现代化的星星火种。　　五四期间访问过中国的美国学者杜威，在1919年6月给女儿的家信中写道：“一位曾对五十种学生报纸做过仔细研究的朋友说，这些报纸的第一个特点是有大量的问号，第二个特点是要求言论自由，以便能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一个信仰既定权威的教条、又使得人感觉满足的国家里，这种提出疑问的热潮，预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五四前后，中国知识阶层虽然人数很少，但是能量很大，这在某种程度上得力于他们相当优越的经济后盾。

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1）
蔡元培的“爬格子”情结　　在纪念北京大学百年和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的各项活动中，蔡元培校长的名字格外凸现出世纪的光辉。他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已不用后生赘述。但他早年新思想受孕期的一大关键，似乎所知者不多。这就是他在九十多年以前旅欧留学爬格子为生的经历。　　蔡元培于清代同治六年（１８６８年）阴历十二月十七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县，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年）21岁时就考中举人，光绪十八年24岁时于北京保和殿应试考取进士，入翰林院充庶吉士（那时毛泽东、郭沫若等刚诞生）。甲午年（１８９４年）26岁时授职“编修”。１８９８年戊戌变法维新不久，他目睹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屠杀“六君子”，罢免维新官员数十人，痛感清朝廷“无可希望”，遂抛弃官职回故乡绍兴就任“中西学堂”监督，自认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