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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1章

小说: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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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1)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这是广大读者很感兴趣却很少有人深入研究的一个题目。自从各报刊连续发表了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文章以后,反响强烈,都认为这个课题具有重大价值。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这样看来,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地位,是他们创造性精神生产赖以实现的必要社会条件,也是影响人物性格、历史命运的要素(当然不是惟一因素)。  但很奇怪,现代中国文化史和传记文学的许多著作,却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方面。  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化人,或是出于清高“耻言钱”,或是出于隐私“讳言钱”,在日常经济生活上的记载很少见,能够找到的资料也很零碎,几乎没有人整理过。60—90年前的当事人大多去世,少数现存者也已年迈。所以要进行准确的调查、考证都有很大难度,但也显出这种探讨的紧迫性。  我在本书中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而不用“知识分子”的术语,这是经过考虑的。20世纪在我国,“知识分子”的概念被搅得稀里糊涂;兹不赘述。生活里常用的说法又往往是模糊混乱的,这在严格的学术研究中是不许可的,会带来许多弊端。本书所说的“文化人”是知识阶层的一部分,就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从事文化工作的脑力劳动者。  “文化人”概念的出现与界定  “文化人”是一个现代概念。  自古以来,我国封建宗法社会只有“文人”(或“文士”)的称呼。但在20世纪的中国,新生的“文化人”与旧式“文人”明显不同。人们要问:“文化人”这一概念从何而起?它跟过去的“文人”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呢?“文化人”所指的特定群体,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呢?  在我国的传统经典里面,“文人”这个词出现得很早——至少是在3000年前西周时代的《诗》和《尚书》之中,已经有了特指的用法。《诗·大雅·江汉》云:“告于文人”,按照学术界的研究认为,《大雅·江汉》为公元前9世纪周宣王时期的作品;据《诗经·毛传》的解释:“文人,文德之人也。”朱熹《诗集传·卷十八》说:“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谓文王。”文德与武功相对,说的是礼仪仁义。此处“文人”特指周文王这个人;逐渐意义延伸。在这一历史早期,“文人”的最初形态乃是先王、君主,尚非平民。《尚书·文侯之命》云:“追孝于前文人”,《尚书·孔传·疏》解释道:“追行孝道于前世文德之人”。由此可知,大约3000年前,无论《诗经》或《尚书》里面提到的“文人”,专指“有文教功德之人”。而这里的“文教”,还是指比较原始的“礼乐教化”,跟“武力(暴力)征战”相对。特指礼仪道德方面即政治上“立功立德”的非暴力措施,也就是“文治”;而非专门著书立说、传播知识等以文字工作为主的文化职业。  后来“文人”又指君王在文化方面的专职助手。那么,到什么历史时期,“文人”才成为“读书能文之士、擅长文章之人”的通称呢?我认为是在2000年前的汉代。也就是“文人”“文士”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构成了一种社会阶层之后。王充《论衡·超奇》篇曰:“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曹丕《与吴质书》曰:“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又《典论·论文》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古代“文人”作为“士大夫”的一个部分,与“武士”“武人”相对。“文人”也就是“文士”。《韩诗外传》曰:“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可见,文人的笔杆子,武人的刀把子(近代则进化为枪杆子),辩士的舆论巷议都是能令“君子”畏惧的厉害家伙。而这三者,历史上则都属于“士”阶层所掌握。  “文人”这词条早已载入《辞海》和《辞源》之中。但是,查阅这两大部权威性的词典,都找不到“文化人”这一条目。可见近代“文化人”概念的具体来源(词源)尚待考证。  许多先辈回忆,“文化人”这个称呼在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就已出现,此后越来越通行。据我考证,最初正式公开使用“文化人”这一概念的,是在1936年9月上海轰动一时的《中国文化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  这个宣言用中、英、法、俄、日、世界语六种文字同时发出,有许多中外报刊登载或报道,当时成为震惊国际的重大新闻。签名者176人,包括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余上沅、阿英、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冼星海、任光、章乃器、沙千里、沈西苓、蔡若虹、赵丹、白杨、金山、章泯、陈白尘、郑君里、钱俊瑞、陈荒煤、于伶、钟敬之等。这176人都是以“文化人”的身份自居的。他们中间有作家、学者、诗人、音乐家、画家、记者、大学教授、教育家、话剧和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等等。  这是中国“文化人”第一次以群体阵容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团结一致要求自由艺术创作的权利。这个宣言,也就是中国文化人的精神独立的自白。  此后,1936年11月上海《电影·戏剧》1卷2期刊登的署名韦彧(沈端先,即夏衍)的《鲁迅与电影》一文,以及郑振铎在1937年10月26日所写《失书记》一文等等,也较早地使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2)
[附记]我手边常用的《汉英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里面,却是同时收入“文人”和“文化人”这两个条目,然而英译文很不相同:“文人”的英译是Man of letters(写文章的人),而“文化人”的英译是Cultural worker(文化工作者)。我认为这两个不同的英译名是比较贴切的。  “文化人”的褒贬和价值观  “文化人”即“文化工作者”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我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以“普通人”、“人民一分子”、“工作者”的身份,独立自主地走向社会实践,跟劳动群众相结合。从抗日战争前夕以来,许多年间,大量文章纷纷使用了“文化人”这一带有褒义的概念,表明它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直到今天,“文化人”一直是褒义词。  与之相较,我国社会舆论自30年代以来,经常把“文人”作为贬义词来使用,跟“迂腐”、“懦弱”、“缺德”、“动摇”、“自私”、“寒酸”联系在一起。鲁迅晚年写的《文人无文》乃至《论“文人相轻”》一论、再论……竟然达七论之多!有关“文人”的成语几乎没有什么好话:“文人无行”、“文人相轻”、“御用文人”、“无耻文人”、“反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等等。  所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耻于“文人”的徽号,而自称为“文化人”则好听得多了!从抗战时期以来,“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这个称呼显得亲切、大众化,在老百姓眼里,它不像“知识分子”那么清高甚至“脱离群众”。从抗战时期以来,“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许多前辈常以“文化人”为题著述、讲演,陶行知、邹韬奋都说过:“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老舍宣告:“我是一个文化人、一个自食其力的文化工作者!”新凤霞大胆地公开向吴祖光求婚说:“我爱你是一个文化人”……  老前辈们回忆,许多人曾以“文化人”为主题进行过讨论。盛家伦早在40年代就指出:文化人追求真善美,是通过学问的实践追求真、通过道德的实践追求善、通过艺术的实践追求美。真善美又是随时、随地、不断发展的。今天,“真”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科学研究;“善”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社会民主;“美”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个性创造。那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必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两个字:权和钱。通过社会民主、达到经济繁荣富足。……专制暴力和奸商交易是残害、毒杀文化的刽子手。文化人只有得到“权”和“钱”的保障,才能充分发展个性,自由地创造真善美。(引自《口述历史》,吴祖光先生的回忆谈话)  “文化人”称呼的回溯与扩充  虽然“文化人”这个称呼正式出现于1936年即抗日战争前夕,但一经出现,马上就得到全国文化界广泛的认同。并且新文化界把“文化人”这个概念作历史上的回溯,延伸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有文章谈起胡适之教授说:“他家那时在米粮库。(北京城区的)米粮库不失为一个文化人的区域。短短的一节胡同,一号住着陈垣、傅斯年,三号住着梁思成、林徽音,四号住着适之先生。”也即公认陈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音、胡适之这些五四时期的教授、学者都属于“文化人”之列。  后来还有文章提到“文化人”韦君宜(生于1917年)时说道:“以她这一层次的文化人,不会不读到鲁迅早在30年代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会上讲的一席话。”  但是这个历史上的回溯,不曾跨越到满清封建社会以前,而限于民国以来、五四以来。这就表明:从事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人”,根本不同于旧时代的“封建文人”。  “文化人”这个称呼不仅有历史上的回溯延伸,而且有范围上的扩大。  抗战第二年,沈从文在《一般或特殊》中写道:许多地方“文化人”忽然加多……另外给人一种意义是凡拿笔的通可称为“文化人”,社会进步、战争支持,全少不了他们。在目前,重庆或桂林、长沙或昆明,忽然有许多读书人都被称为或自称为“文化人”。……文化人一多,事情就热闹起来了。“文化人”是在目前唯一有多量时间使用文字的人。(原载1939年1月22日《今日评论》第1卷第4期)抗战中期,《解放日报》刊登田家英《沙漠化的愿望》一文说:“今天……不少必读的刊物,还出现了一大批新文化人的名字。”(原载《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白杨说:过去历史上所谓“文人”,民国以前必须熟读“四书五经”,通过科举考试,具备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等等资格,方能进入“士大夫”阶层。民国初期的“文人”,一般是指有学问有地位的人、文史专家学者、作家教员等等。当时“从艺”或“卖艺”是被人瞧不起的。在30年代许多投身于戏剧、电影的演员、导演、美工师、词曲作者们,自己觉得学问并不高,甚至大多没有大学文凭(学位),只是从事戏剧电影美工歌曲等文化工作。所以乐意自称为“文化人”也就是“文化工作者”,而不愿叫什么“文人”。她还说:五四以来的“文化人”普遍认为,自己是有独立人格的,是要求个性解放的。“文化人”不是主上所戏弄的“倡优”。所以,必须抓紧一切时间努力学习文化,不断提高文化修养,做一个合格的“文化人”。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3)
现代中国文化人的发展  中国现代文化人,其源盖出自清末民初“文士”阶层,但必须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脱“官场、商场”功利之胎,换自由平等独立之骨,从而获得现代化的新面目,以文化创造与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像封建时代士大夫那样清谈“以天下为任”的高调)。  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要阵地有三:  一为以现代出版社为中心的报纸、杂志、图书等,主角是作者、编者、译者等也就是“爬格子”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读者;  二为以现代校园为中心的课堂、讲座、研究会(院所)等,主角是教授、讲师、研究员、学者等也就是从事教学、科研的文化人,对象是青少年学生(知识青年)和同行们;  三为以剧场、电影银幕(近来再加上电视屏幕)为中心的表演艺术场地,主角是编剧、导演、演员等文化人,也就是从事节目创作和演出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观众。  20世纪上半叶,是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现代出版事业、现代表演事业逐步形成并获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  总的说来,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中国的高等学府主要集中在华北的京津地区(北大、清华、师大、燕京、北洋、南开等),其次在江南沪宁地区(震旦、复旦、圣约翰、光华等);京津的文化人大多在学校任职,也有一部分从事戏剧活动。而出版机构的大本营主要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其次在北京;上海的文化人大多专职或兼职写作、翻译、办报、编剧甚至“下海”粉墨登场,所以写作、教研、演出这三大方面是互相交叉融汇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形成期。  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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