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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选择与崛起-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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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生产过剩,长期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根本原因是财富分配不公。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很多,除了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以外,主要是出口导向。
  出口导向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资源配置上,同内向发展争夺资源。出口导向撕裂了中国,将中国撕裂为内地和沿海、内向和出口。在第十六章中我们已经指出出口导向和发展抑制的关系。内地和内向发展抑制,导致工作岗位不足,就业不足,导致收入分配不公。新自由主义强调过程公平。其实,出口导向使内向发展同出口产业,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例如以优惠条件吸引外资,以优惠政策推动出口,实际上就是将内向发展放在不平等的位置上。同时出口导向还导致教育投资不足。出口导向将资源和财富循环到其他国家,严重抑制了中国自身的发展,导致贫富悬殊。
  第二,出口导向推动导致“铁的工资定律”死灰复燃,导致发展中国家普遍贫穷化。全球化通过“三位一体”的专政,保护了发达国家对先进技术的垄断,使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更加严重,更加牢固,在发达国家高科技垄断产品和发展中国家低端可替代产品之间,建立了一条体制和法律的鸿沟,形成了不断扩大的价格剪刀差,带来了不断扩大的剥削,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加速向发达国家流动,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贫富悬殊加速扩大。假如有竞争的话,发达国家在高端(高技术领域)竞争,发展中国家在底部竞争。
  在这种竞争中,中国大量的资源被导向到“发挥落后的优势”的产业上,大量的出口产业处于世界产业链的底部。中国的出口产品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高度的替代性,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在世界产业链底部形成激烈竞争。在全球化过程中,国际资本总是从利润低的国家向利润高的国家流动。在发展中国家间,这种资本的流动就表现为向工资水平低的国家流动。资本的这种逐利,最大化了资本的利润,却导致发展中国家劳动者工资的普遍下降或停滞。为了获得海外的低端市场,增加出口份额,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竞相压低工人工资,降低劳动保护标准。以中国为例,一旦中国工资水平上升,出口产品价格上升,海外市场的订货就会向工资水平更低、价格更低的国家或地区流动。全球化使中国劳动者必须同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的劳动者竞争,同工资收入最低的国家竞争。这种迈向底部的竞争,导致中国出口产品面临价格下降,劳动者面临真实收入下降或停滞的困境。这种产业链底部的竞争越激烈,发展中国家劳动者越贫困。在这种荒谬的体制下,从理论上讲,只有当全世界都实现了充分就业时,当全世界由市场形成的“自然最低工资”相当于中国劳动者的工资时,资本才无法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中国低端出口产业劳动者的工资才会稳定或上升。全世界的充分就业几乎永远不可能发生。也就是说,全球化体制使中国劳动者面临没有止境的工资和收入压力。在这种迈向底部的竞争中,出口导向越发达,世界市场的竞争越激烈,劳动者的工资压力越大,收入越低。。 最好的txt下载网

危机、选择和出路(10)
全球化所推动这种向底部的竞争,使原始资本主义的“铁的工资定律”在21世纪重新上演。在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中,劳动者不仅不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反而是经济增长的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应该由政府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保护最低工资水平。但是,新自由主义者却强调,工资作为生产要素的价格,必须由市场决定。所谓市场决定,在这种向底部竞争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使中国劳动者的工资在国际竞争中由世界上最低工资水平决定,实际上就是要劳动者为出口导向战略买单。
  新自由主义对世界市场的无知和对劳动者的歧视不言而喻。
  这种向底部的竞争不仅导致发展中国家出口利润下降(加剧了剥削),而且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夺发达国家开放的低端市场,而面临博弈论里面的所谓“囚犯难题”。在这种竞争中,几乎每个发展中国家都知道,低工资是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方式。但是,每个发展中国家都担心,假如只有她不维持低工资政策,在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的过程中,她会大量失去发展中国家的低端市场,出口导向战略将面临困境,经济增长将会放慢,失业就会增加。在这种难题面前,最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会选择低工资政策,结果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贫穷。如果说,前全球化时代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共同利益联合奋斗的时代,那么全球化时代就是发展中国家被分而治之彼此竞争的时代,共同面向贫穷的时代。破解这种共同贫穷的关键,是改造全球化。在罗马帝国为奴隶们准备的竞技场里,结局是竞技者的共同毁灭。那是一种面向共同毁灭的竞争。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像不像罗马的国度竞技场?
  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这种危害中国崛起的隐患,必须将国民储备用于内向发展,必须用国民储备创造大量的新的工作岗位,必须提高工人工资,必须大量推动内向发展,必须去出口导向。
  以上是从贫富悬殊的角度看。
  从世界经济的现实来看,中国也应当去出口导向。长期以来,出口尤其是对美出口,实际上是拉动中国GDP的主要引擎之一。现在,即使中国帮助美国反危机成功,这支引擎已经疲软无力,救不了中国经济。雨过天晴,并不是艳阳天。中国希望通过美国反危机成功,帮助自己恢复经济增长的出发点,很难逃出失望的阴影。
  要在出口导向的战略下解决中国经济过剩的问题,恢复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是一种向不可能的挑战。这种战略越成功,内需越萎缩,生产越过剩。在结构不调整的情况下,出口的疲软,将使中国经济同样进入一个新的“正常增长”时期,一个远远低于过去的增长时期。中国反危机的出路,必须以发展战略的调整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为中心。而调整的核心,是去出口导向和培养内向发展的生长点。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危机、选择和出路(11)
中国必须调整出口导向战略,将更大的注意力放在内向和内需发展上,放在调整出口导向的经济结构上。将反危机和发展战略调整结合起来,是中国经济彻底走出危机的需要。结构调整和去出口导向是中国恢复长期高速增长的唯一出路。
  中国目前的反危机举措没有体现这种思路。反危机的着力点放在刺激短期需求而不是结构调整上。依然把中国经济发展和走出危机的希望放在世界出口市场的强劲复苏上;依然放在外向发展或虚拟增长上面。大量的资产继续不断地投向海外,没有过紧日子的打算,没有下力气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没有体现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优化内需经济结构的思路。出口导向战略惯性依然可见。
  目前反危机在刺激短期需求上是相当成功的。4万亿元振兴计划、10多万亿元的新增贷款,有利托起了短期需求,使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一枝独秀。中国2009年,甚至2010年,极有可能实现7% ̄8%的增长目标。
  我们也应当看到,这种反危机思路隐含危机:这种刺激短期总需求的反危机措施,没有回答出口市场将长期疲软所带来的挑战。短期的政策目标,无法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无法解决中国经济将长期面临的过剩难题。不仅如此,许多新增的贷款流向了房市、车市、股市有可能催生一次微型泡沫。在经济衰退期间出现这种泡沫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第一,它表明经济刺激没有起到刺激低收入阶层消费的目的,而这是生产过剩的根源;第二,一旦实体经济没有实质改进,泡沫就会破裂。
  假如世界经济真的在相当长时期内繁荣不再,假如世界出口市场真的在相当长时间内繁荣不再,假如出口真的面临长期疲软,中国怎么办?目前的政策目标,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短期刺激以后,2011年中国怎么办?
  解决长期经济问题,必须调整战略,调整结构。
  假如中国不利用今天相对宽松的财政状况,不利用相对充裕的外汇储备,不利用相对良好的银行资产状况,不利用用于刺激计划的几万亿元投资,不利用几十万亿元的贷款去及时调整发展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在经济刺激计划以后,在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将有可能在世界经济缓慢增长的大背景下,滑入漫长的低水平增长时期,失业率将长期高居不下,大量的产能将无法实现。那时候生产过剩,利润下降,房价下跌,股市下跌,税收减少等等,不是不可能。
  在那种情况下,今天银行体系发放的大量贷款,就有可能成为不良资产。在那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的税收状况,政府债务状况,银行贷款和资产状况,消费者个人的债务状况,就业状况等等,都将不如现在,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要么已经套牢,要么大量消耗掉。在那种情况下,中国再进行内需和内向为主的结构调整的空间将大大缩小,难度将大大增加,中国将面临因经济长期缓慢增长带来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
  如果不改变出口导向战略,中国有可能滑入日本的困境。出口产业、对外投资和虚拟资本相对繁荣,进一步同内向发展争夺资源,导致内向发展进一步抑制,导致二元经济严重恶化,导致经济的低速增长。日本的情况同中国还不一样:日本当时的人均GDP高于中国,日本的收入分配不公没有中国这么严重,日本有良好的福利政策。假如中国陷入日本那样长期的低增长陷阱,出口导向对内向发展的抑制将进一步加重,中国的贫富悬殊将进一步加重,从而产生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要调整出口导向的经济结构,中国应当从刺激总供给的圈子里跳出来,进行微观干预。日本在总需求这个圈子里转了几乎20年,依然陷在经济停滞的迷宫。中国政府要认真研究头三十年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发挥传统优势,直接投资创新企业,投资技术,投资改造,大量改造老企业,大量投资中部和西部,以创造出持续的就业,等等。这些年,出口导向代替了产业政策。中国要在反危机中,制定调整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不能再让出口市场来决定中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一句话,组织起来,妥善运用行政干预,眼睛向内,就可以渡过难关,还可以比较迅速地改变出口导向的经济结构,提升持续的内需。政府干预是必须的,政府的微观干预有时也是必需的。政府不只是服务员,政府也是名正言顺的参与者。同时反危机的重点要放在弱势群体身上,通过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要大幅度增加社会公共福利项目,通过对弱势群体提供医疗、退休及其他福利等方式将他们的一部分支出社会化,由政府承担。
  中国要旗帜鲜明的以社会主义来反危机。
  经济管理和反危机,要实施风险管理。对那些出现概率高的风险,必须未雨绸缪。否则,就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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