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站住,再站高-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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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中国金融体制在暴风雨中的稳定性，躲过了一场后果难以预料的资本灾难，同时也为亚洲金融秩序的复苏做出了贡献。
###副总理的演讲刚结束，就看见很多记者已经飞快地跑去发新闻稿了。他重申的人民币汇率稳定政策无疑将是明天全球各大财经媒体的头条新闻。
接下来是提问时间，原来的安排是，先由听众递条子，再由朱副总理回答的方式。由于现场场面实在太热烈，只好改成举手提问。第一个提问的是中国北京大学的教授林毅夫，他可能是教授当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所以提了一个问题，自己又解释了好长一段，朱熔基副总理幽默地回答他：“你不是提问，你已经把自己的问题给回答了。”言毕，引得全堂大笑。
国内外电视全程转播了###的这场演讲，作为主持人的我也第一次代表世行、代表中国人从幕后站在了前台。我在上海的母亲和在加拿大的老师们都通过电视新闻看到了我。母亲在电话里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你还是站的蛮直的。”
争吵、控诉、抗辨、表白。
1997年的香港年会便在这样的热闹和喧嚣中开了五天。
年会结束的当晚，我专门召开了一个香槟酒会，将筹备会议的世行工作人员聚集在港岛展览中心，感谢他们半年来的辛苦工作，同时也为我们会议的成功而庆祝。
1997年的年会，让中国向世界展示了自己，也给了我…一个中国人…一个世界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登上国际舞台的机会。
香港年会：为朱镕基主持演讲（3）
回过头来看，这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最有影响的一次世行年会，它适时地在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召开，展现出世界银行敏锐的战略视野和强大的影响能力。
背静资料： 没有预料到是，针对香港的金融狙击，就在世行年会不久降临，或许是那些金融投机商想在全世界面前显示一下他们令人恐惧的能量。10月20日，美国华尔街股市上演了“黑色星期一”的惨剧的。同一天，香港股市开始下跌。10月21日、22日香港恒生指数连续两天大幅下挫，累积跌幅近1200点，下跌了9％，被当地市场人士形容为小股灾；23日，香港恒生指数最低曾落至点，跌幅高达1871点，恒生指数闭市时报点，退低点，下跌了％，有人甚至认为这一天的跌幅可和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相提并论。香港的上市公司市值在23日一天就损失了4335亿港元，同8月份市值高峰期的43354亿港元比较，减少了15420亿港元，跌幅达35％。与此同时，香港十大富豪估计损失超过2100亿港元。恒生指数持续暴泻，跌势之猛、损失之巨，震惊世界。
引子 往事回首仍昂然（1）
“你是怎么成为世界银行历史上最年轻的常务副行长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是怎么在那个全球最大的发展金融机构站稳了的？”
这些年，我常常被问及这些问题，他们中有年轻的学生、有政府官员、也有商界精英，无论相熟与不熟，我知道，这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才会引起这般的好奇。
其实，从我1981年留学回国分配到财政部世行处，我和世行的缘分就开始了，从81年…95年的14年间，我从一个跑腿的小科员开始干起，经历了科长、副处长、处长、副司长、中国副执董、中国执董的成长过程，1995年，我正式进入世行管理层，从副行长兼秘书长、高级副行长、常务副行长 到05年底离开【注1】，又有足足十年时间，在这十年里，我参与并经历了世界银行所有重大改革的酝酿、策划、决策和实施，并目睹它从徘徊的低谷中走出，重新焕发出金融巨人的活力。
十年中，我很少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记忆中的两次正式采访还是在毫无心里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次是我刚刚当上副行长时，一位新华社驻华盛顿记者等在我办公室门口很久，总算堵到了我；第二位是北京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的编导，尽管我再三推拖，最终还是被他说服了，他的理由是：“你有责任让世界更了解中国人”。这个节目播出后，编导复制了一盒播出带送给了我，遗憾的是由于制式不同，我至今还没看过。最近几年，我受邀在国内外参加一些国际性会议，偶尔也会在国内外报纸上看到和我有关的报道，但大多不是直接采访。
当我决定离开世界银行的时候，国内的很多朋友建议我，应该把在世行的这段经历写下来，他们说“你的经验，应该给所有想去国际组织工作的中国人提供借鉴。”
朋友们的建议让我开始考虑，是的，当今的中国日益强大，越来越多有才华、有抱负的中国人走出国门，他们在各个领域拼搏，无论在学术界、科技界还是在商界都取得了斐然的成就，形成了一股令人刮目相看的新力量，令全世界瞩目，但是，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贸易组织等这样的国际知名组织中，中国人还非常少，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中国人更是凤毛麟角。经过反反复复的认真考虑，我决定接受朋友们的建议，把我的经历写出来，给更多的，有志于加入到国际组织工作的中国人，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东西。
在离开世行到新的岗位赴任前，我放弃了度假休整的时间，在国内知名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先生的协助下，花了约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本书稿的写作，感谢朋友们的建议，也感谢吴先生的帮助，让我有机会停下脚步回头去看来时的路，让我有机会重新梳理自己的记忆，让我认真审视我的成功与失败，让我为曾经的成功画上一个还算完满的句号，也让我清醒的意识到，一切才重新开始。
我相信，许多人知道，但并一定不了解世界银行，更不知道它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世界银行（IBRD）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发展机构，它与国际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并列为全球三大国际经济组织。
世界银行是一个拥有1万多名员工、管理着3500亿美元资本的非赢利性金融机构，在150多个国家执行着1100个贷款项目，除此之外，世行每年还在100个国家中新增350个项目。自1945年组建成立以来，它一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以此实现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它的主要对象是发展中国家，其项目有教育卫生、农业发展、基础设施，能源建设和环境保护等。它向成员国提供优惠贷款和赠款，用中国话来讲，就是“扶贫工程”，同时还向受贷国提供政策咨询、技术援助、政策制订能力、最新信息技术的学习、机构和人力优势提高等服务。在全球范围内，世行能够做不少双边不易做的事情，实现单一国家很难实现的目标。不仅如此，世行还是全球发展理念、观点和信息的重要提供者，它每年发表的《世界发展报告》、《全球发展金融统计》等，对各国政府的决策走向有相当的影响，被公认为视国际学术界最权威的数据来源和引用依据。
在这样的机构中，我被任命为第一个华人常务副行长，成为世界银行历史上最年轻的“二号人物”。我的经历，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天时，当然是国家的不断强大。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一度是世行最大的借款国，至今仍然是主要的借款国之一，与世行一直保持着高度密切的合作关系。中国的崛起，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机遇。
地利，得益于行长沃尔芬森对我的信任。【注二】在1995年，刚刚到任的沃尔芬森因种种因缘际会，邀请当时担任中国驻世行执行董事的我转入银行管理层，出任副行长兼秘书长。随后，我由秘书长、副行长、高级副行长，到常务副行长，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世行生涯。这其间，沃尔芬森在世行展开了全方位的改革，把这个已现疲态的庞然大物彻底激活，重新担负起一个发展机构应当承担的责任。我不但参与了全过程，更有幸成为沃尔芬森最重要的工作伙伴。
人和，尊重所有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同仁，小到清洁工。世行一万多名工作人员从世界不同的国家汇聚到一起，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信仰，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在人事问题上我采用公开、公平的竞争原则，给每一个职员应有的尊重，让每一块钻石放射的光芒都有机会被发现，高兴的是我找到了，并把他们有机的组合在一起，让光彩更加夺目。
引子 往事回首仍昂然（2）
十年中，我能够在精英如云的世行站住、站高，靠的就是务实、勤勉和努力。在世行的十年间，我每天工作15…16小时，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休假日，十年间跑遍了165个国家，主持及参与实施了世行内部所有的重大改革。尤其是2001年后，我开始全面主管世行。在业务和人事方面，都经历了最严厉的考验，可以说是尝遍了甜酸苦辣。
蓦然回首，十年光阴如潮水般汹涌而过。世行让我遇到很多，学到很多，看了很多，做了很多，也感悟很多。
我是怎么站住的？然后又是怎么站高的？――把这些事实尽量客观而又详尽地写下来――或许对当今的年轻读者有一定的帮助。他们有着比我当年更好的条件、更高的起点、更多的机遇，日后一定会比我站得更高。
在开始讲述之前，我还想在这里感谢一些人，他们即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生活中的伯乐。在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他们的提携，我不可能走到今天。他们是――
费立志先生：当年的财政部外事财务处处长，从他身上，我学到了成为一个称职公务员的专业技能，从文件起草到分析能力；
葛复村先生：当年的外事财务司司长，我去了世界银行才知道是他推荐我到世行中国执董处工作的，没有这第一个机会，也可能没有后来的一切；
迟海滨先生：财政部当年主管国际事务的副部长，我从他身上学习到了如何识大局，顾大体，不极端，讲合作，求均衡；
许乃炯先生：他曾任中国驻世界银行的执董，我是他的技术助理。从他身上，我学习了作为中国人怎样在国际组织中很好的发展、怎样取得成功；
在外国人士中，要感谢的人有很多。有合作的同事，也有我的部下，我们既是单独的个体，又是不可分割的团队。 我们来自世界各地，志同道合，亲密无间。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两个人。第一个是斯万·山德斯壮姆先生（Sven·Sandstrom），他曾任世行常务副行长，是我的前任、长者和师友。这个瑞典人不太容易信任人，少言寡语，但办事严谨，忠心耿耿。我们在工作中建立了互信，成了很好的伙伴。第二个则是翟瑞·莱斯（Gerry·Rice）。 莱斯是英国人，文笔出色，主管银行的新闻宣传工作，还是银行的官方发言人。他专业娴熟，给了我很大帮助。他经常连续工作二、三十个小时，而不知疲倦。他办事任劳任怨，一丝不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永远是工作第一。我们不仅曾在工作中密切合作，至今仍是最好的朋友。
最后我要感谢沃尔芬森行长，毕竟是他给了我这个机会。
《先站住，再站高》这个书名，源于###总理当年对我的一句勉励。
那是1995年，当时的我被沃尔芬森选中，即将出任世行副行长兼秘书长前，财政部长刘仲藜带我去中南海面见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他对我说过的话中，最语重心长的便是这一句：“先站住，再站高。”
【注一：章晟曼先生于2005年12月底辞去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接受世界最大商业银行美国花旗银行邀请――出任该集团的管理委员会成员、全球银行业务副董事长、公共部门业务全球主席】，
【注二：詹姆斯·沃尔芬森，澳大利亚裔美国人，1995年5月――2005年5月出任世界银行第九任行长】
幸运少年：保送·留学·财政部（1）
我隐隐感到，我好象跟它有难解的因缘，我生命中的一次次奇妙际遇似乎都是为了更近地靠拢它。
“我想，路易·普莱斯顿（Lew·Preston）的提议是个好主意。如果可以的话，你愿意来当世界银行的秘书长吗？”
当J·D·沃尔芬森在他的12楼行长办公室突然向我慎重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跟世界银行――这个全球最大的发展金融机构已经打了十三年的交道。
尽管那年，我才只有38岁。
1957年，我出生在上海。那时的中国正在搞“大跃进”，我的父母都在一家国营广播器材厂工作，父亲是车间主任，母亲是财务科长，他们每天都忙着“闹革命”，我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到绍兴柯桥乡下的奶奶家，那是一个独门小院，楼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