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心理学:法国大革命期间各色人群心路历程-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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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那些让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历史之谜就会涣然冰释，我的结论是：除了理性逻辑（rationallogic）这一向来被我们视为行为之唯一指南的逻辑之外，还存在着与之截然不同的其他形式的逻辑：情感逻辑（affectivelogic）、集体逻辑（collectivelogic）和神秘主义逻辑（mysticlogic）。这三种逻辑常常能够颠覆理性，而成为我们行为的深层动机。
如果上述事实一经确认，那么在我看来，大量的历史事件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就不足为奇了，那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只是因为我们在试图解释这些历史事件时，据以思考的理性逻辑对它们起源的影响实际上微乎其微。
所有这些研究工作，在这里可能三言两语便能提纲挈领，但是，想真正有所得，非得数年如一日，孜孜以求不可。在对理性逻辑的修修补补中我绝望了，我不止一次地将它们扔在一边，甘愿回到实验室中做一个力工。在那里，你肯定会围绕着事实的真相进行研究，尽管可能得到的只是一些断片，但那却是真实的。
导论历史的修正（4）
尽管发掘现实世界中的物质现象是其乐无穷的，但破解人类行为之谜更加令人神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又回到心理学上来。
虽然从我的研究中所推演出的某些原则看起来似乎可以取得累累硕果，但我还是决定将它们应用于具体的实例。由此，我开始致力于革命心理学的研究，特别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心理研究。
在分析这场伟大革命的过程中，大部分纸上得来的观点均被我一一放弃，虽然以前我曾对它们坚信不疑。
同许多历史学家一样，我们在解释这一时期的历史时必须把它视为一个整体，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它虽然是由一系列同时发生的现象所组成，但它们各自之间却是相互独立的。
法国大革命每一阶段中发生的事件都是由心理学的法则所决定的，它们就像时钟那样有规律地运行着。在法国大革命这一宏大的戏剧中，演员们粉墨登场，但其角色却是早就由剧本决定了的。每一个人都说他必须说的话，做他必须做的事。
当然，革命戏剧中的这些演员毕竟不可与按照剧本进行演出的演员们同日而语，因为他们并没有研究过剧本，揣摩过角色，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受着冥冥之中某种神秘力量的支配。
更准确地讲，这些革命人物服从于某种不可避免的逻辑进程，这一进程甚至连他们自己也不能理解。所以，尽管他们是当事人，然而，对于这一进程，他们的惊讶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我们。他们甚至从未察觉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鬼使神差地左右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狂怒无以自制，弱质不能自持，皆源于此。他们以理性为标榜，声称受理性的支配，但实际上，推动他们行为的却根本不是理性。
革命者比约…瓦伦写道：“现在备受人訾议和诟病的那些决议，即使在事先一两天都不是我们所打算或希望作出的；只不过是在危机时刻，为形势所迫，才不得已通过。”
倒不是说，我们非得把大革命中的事件看做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天命所做的安排，本书的读者将会看到，我们承认在那些优秀人物身上，具有某种改变命运的能力；但他们只是在少数几件事上能够摆脱命运的束缚，而对于那些在一开始其后果就难以控制的事件中，他们是回天乏力的。科学家知道如何在细菌感染之前就将它杀灭，但他却不能阻止作为其后果的疾病的发作。
导论历史的修正（5）
当任何一个问题在观点上引起激烈冲突时，我们都可以确信，它属于信仰的范畴，而不是知识的范畴。
在先前的一本著作中，我们业已证明：信仰源于无意识，并且独立于一切理性之外，它从来不会受到理性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是信徒的事业，它很少为信徒之外的人所理解，对于这一事业，有人切齿痛恨，有人高歌盛赞。时至今日，它依然是一种教条，要么为人所全部接受，或是为人所通盘摒弃，这一切都与理性逻辑毫无瓜葛。
虽然，宗教的或政治的革命在其刚刚兴起之时，很有可能得到理性因素的支持，但革命只有借助神秘主义或是情感要素的力量才能继续发展，而这些要素同理性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历史学家通常根据理性逻辑来理解法国大革命，结果面对林林总总的革命事件，他们陷入了困惑。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种逻辑并不能给他们以启示。既然连革命的亲历者自己都无法正确地理解这些事件，所以，这么说就不会离事实太远，那就是：大革命这一现象既为它的发动者所误解，也为它的记述者所误解。这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阶段像大革命时代的人们这样，对当前知之甚少，对过去不屑一顾，对未来盲目崇拜。
法国大革命的力量不在于它试图传播的那些原则——这些原则在实质内容上毫无新颖之处；也不在于它试图建立的制度——人们对制度的关心甚至不如对教条的关心。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它让法国承担了暴力、谋杀以及由一场可怕的内战所带来的毁灭和恐怖；在军事上，它最终成功地对抗了整个欧洲从而捍卫了自己，所有这一切与其说归功于它所建立的一个新的政府体系，不如说归功于它所建立的一个新的宗教。现在，历史业已向我们证明，一个坚定的信仰是何等地强悍有力：战无不胜的罗马人不得不拜倒在游牧部落的军队面前，那是因为这些牧羊人为穆罕默德的信仰所指引；同样的原因，欧洲的君主们无法抵抗法国国民公会派出的装备极差的军队。像所有使徒一样，革命者为了传播他们的信仰，创造一个梦寐以求的新世界，他们随时准备牺牲自己。
由此建立的（革命）信仰如果不看持久性的话，比起其他宗教信仰来，在力量上毫不逊色。非惟如此，只要这一信仰还未能走出历史的怪圈，它的力量就不会减弱；并且，时至今日它的影响依然鲜活有力。
导论历史的修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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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的使徒相信法国大革命是对历史的一次大扫除，对此我们万不敢苟同。我们知道，为了实现他们破旧立新的目的，他们公开声称要与过去的一切遗迹彻底决裂，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
但过去并未因此而消失，它反倒更加真切地融入了我们的血液。与他们开天辟地的意图相反，大革命的改革者们依然沉浸在过去之中，并且君主制的传统在改头换面之后继续保留着，而旧制度中的独裁政治和中央集权甚至变本加厉了。托克维尔轻而易举地就向我们证明了法国大革命除了推翻了行将崩溃的制度之外，几乎乏善可陈。参见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译注
实际上，法国大革命除了破坏之外几乎无所作为，它对此后继续发展的某些思想成果也贡献甚少。大革命所弘扬的博爱和自由从未对人们形成多大的吸引力，但它所倡导的平等却构成了他们的福音：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支点，是整个现代民主思想演进的枢轴。因此，我们可以说，大革命并没有随着拿破仑帝国的到来而终结，也没有因为继之而来的一系列复辟而终结。大革命不管是明里还是暗里都在逐渐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且它依然影响着人们的心灵。
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占去了本书的大部分篇幅，它将向读者表明，叙述法国大革命历史的书籍实际上包含了大量与事实不符的传闻，这或许会消除读者的一些幻觉。
毫无疑问，这些传闻比历史本身更富有生命力，但对此我们不必过于遗憾，或许还有几个哲学家对了解真相颇感兴趣，但人民总是宁愿选择幻想。由于这些幻想聚合了人们的理想，所以它们常常会成为行为的有力动机。丰特内勒曾经说过，人们如果不为虚幻的理想所鼓舞，则往往会失去勇气。圣女贞德、国民公会之伟人、拿破仑皇帝的伟大事迹等等，所有这些令人炫目的关于过去的形象，在经历失败之后的消沉黯淡的岁月里，常常会成为人们希望的源泉。这些形象是我们的父辈留给我们的诸多幻觉遗产的一部分，这些幻觉通常比事实拥有更为强大的力量：不管是梦想、理想，还是传闻，总之，只有不真实的东西，才是历史的塑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