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量-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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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奇怪的是，作为“坚硬铁匠”的儿子，从小就被排除在体制外的楼忠福，对传统体制不但没有抵触情绪，更没有认识上的障碍，相反，在处理与传统体制力量的关系时，显得轻车熟路、游刃有余。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感叹企业家才能往往是天生的，而非在学校教育出来的。
如果将楼忠福对体制力量的理解、接受和游刃有余的处理能力，从源头上梳理，则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前的上世纪70年代。1973年，郭懋阳当城关公社（1980年恢复为“吴宁镇”）书记。他是共产党基层干部中一个比较实事求是、想干敢干而又颇有魄力的干部。就任书记后，他就到各个乡村去蹲点，了解农民生活和生产的情况。蹲点期间，他发现了当地农民在传统建筑业上的优势，结识了南门塔乡书记杨文清，也发现了楼忠福这个与众不同的“拼命三郎”。尽管当时“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还在全国各地开展，但城关修建社就是郭懋阳当书记的时候，重新组建起来的公社集体性质的社队企业。
蹲点时期的郭懋阳曾到过楼忠福家几次，也对他乐观开朗、聪明敏捷、不服输的个性有深刻印象。楼忠福对这个实事求是的“父母官”也格外有好感和信任，因此这个过去一直遭遇“体制”排斥的“黑五类家属”从郭懋阳身上第一次感觉到了“体制”的温情。他对郭懋阳格外感激和信任，跟郭懋阳的交往也从此开始。
郭懋阳在1977年升任东阳县委副书记，继续大力支持东阳农民建筑业和城关修建社的发展。1978年城关修建社更名为城关建筑社，楼忠福也在这年加入城关建筑社。1980年郭懋阳出任东阳县委书记，城关建筑社更名为城关建筑公司。1982年郭懋阳被调到东阳旁边的兰溪县任县委书记，并在那里大展拳脚抓乡镇工业发展。但郭懋阳是东阳人而不是兰溪本地人，所以尽管他有魄力、能做事情，但也因此触动了当地势力，施政上遭遇阻力、反对，甚至恐吓，情感上比较苦闷。此时的楼忠福已经是城关建筑公司的材料科科长，经常为了采购而到处走动，因而也时常顺便探访老前辈郭懋阳。
此时已经出任吴宁镇工业办主任的原南门塔乡书记杨文清，也时不时探望在兰溪的老领导和老朋友郭懋阳，这样楼忠福跟这位现任“父母官”的关系也牢固起来。作为年轻人，楼忠福在感情上是很尊重和信任这两位领导和前辈的，所以很多心里话和想法都会跟他们说，向他们请教。而这两位“体制内”的干部，也颇赏识这个年轻人，认为他虽然读书不多，但是做事风风火火、扎扎实实，为人处事大方得体、敢拼敢搏、上进心强，是一块不错的料子★。
1983年，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展开，实事求是、敢闯敢干的郭懋阳得到浙江省领导赏识，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出任金华地区（金华1985年撤地设市，东阳县属金华）党委副书记，主管东阳。他再次大力鼓励东阳通过发挥传统优势，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和提高生活水平。东阳建筑业，特别是城关建筑公司——他亲手创办的集体企业，自然也格外赢得他的关注与支持。
1984年，城关建筑公司老经理陈福根任期届满，楼忠福作为公司材料科科长也在历练中成熟起来，毛遂自荐地表明要挑这副担子。郭懋阳虽然不直接管辖这个企业，但当时全国万象更新、一日千里的改革开放大气候，也确实让他觉得这个企业应该有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带头人，就算有风险也应该试试，所以他就向吴宁镇工业办主任杨文清等领导人大力举荐楼忠福。杨文清是郭懋阳的老朋友、老部下，对楼忠福的才干也熟悉、了解和赏识，但是这些还不足以让他就作出决定，他还得考虑别的因素，也得考虑其他有决策权的镇领导的意见，因为当时还有别的人选。
在这种犹豫不决的局面下，楼忠福果断地“生米煮熟饭”，上演前面的“夜取帅印”和“三刀定军心”的场面。这种非常规的接班方式，虽然是楼忠福个人胆量和魄力的展示，但如果没有郭懋阳的举荐、支持和杨文清的默认，没有“体制力量”的承认和支持，即使他拿到了“帅印”，这个经理还是落得个“名不正而言不顺”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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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体制的河道行船（2）
出任经理职位后，楼忠福更加积极地适应和顺应体制的惯性，并主动依靠体制和融入体制，而并不是脱离体制发展。当然这些努力只是为企业赢得最好的生存条件，把阻碍前进的摩擦力减到最小的限度，而不是通过企业把自己化进体制之内★。
他在出任经理后立即着手完善公司党组织及工会建设，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也就是1985年，楼忠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公司更名为东阳三建后，11月即加入中国集体建筑企业协会。1985年东阳三建还隆重举行了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会员大会，邀请金华市、东阳县和吴宁镇的相关领导到场讲话。第一年承包经营的成功，加上楼忠福对体制的顺应、适应和融入，进一步赢得了当地政府官员的信任和支持。继卢宅工程队之后，城北工程队也在1986年并入东阳三建，东阳三建的“木筏舰队”也由两艘变为三艘。
1986年东阳三建党总支部成立，同年楼忠福被评为东阳建工系统先进工作者，1987年出任公司党支部书记，接着东阳三建公司党校成立。1987年开始，楼忠福开始依靠党委组织，采用录像、黑板报和学习班的形式来开展思想和业务教育，提升职工素质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同年，楼忠福因为东阳三建的业绩而被评为浙江省第一届“十佳”经理和金华市优秀共产党员，他在体制的阶梯上不断攀升，在行业内名气日增。
当然，融入体制的过程，对于曾经满脚泥巴的楼忠福并不是一帆风顺。1987年他被评为金华市优秀共产党员的时候，在表彰大会上，其他的优秀共产党员绝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经理或者政府中的干部，惟独楼忠福是个“发于畎亩之中”的年轻乡镇企业经理。尽管楼忠福出任经理后非常努力地补课，并参加过一些大学进修班，但其他人并不怎么看得起他，对他这个“体制外”的优秀共产党员也不服气。
而楼忠福对于这种体制内的大雅之堂，当时也还不是很习惯，所以在表彰会上多少有点心理紧张。不过发言的时候，他非常坦率地说：“我楼忠福出身穷苦，文化程度低。作为东阳三建的经理，我个人也没有多大本事。不过我记得历史上有个刘邦，出身很低，本事也不大。他自己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不如韩信’。但他却会用人，信任人，所以他打败了能力比他强的项羽。我楼忠福不敢比刘邦，但东阳三建却是人才济济，我信任他们、尊重他们，所以他们也干得很出色。我这个经理没有成绩，东阳三建的成绩都是他们干出来的。”
这番说话未完，会场内掌声雷动，大家都对这个结实粗壮、只有小学学历的乡镇经理刮目相看。此后，这些体制内的人士也不再认为楼忠福没有文化，他也很快就融入他们当中，并顺利地把这些体制内的朋友“织入”自己事业的“合作秩序”当中。
这些与企业经营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看来是莫名其妙的，即使在以引进外资为主的“珠江模式”下的广东人看来，也觉得陌生。但是这些“二胡旋律中的太极功架”，却是完全依靠自身力量从零开始的“浙江模式”必不可少的生存之道。没有这些“中国功夫的招式”，浙江人的企业家天赋根本无用武之地，乡镇企业也无从“扩展合作秩序”，实现做大做强的梦想★。
楼忠福在承包经营期间，正是凭借这些主动适应体制和积极融入体制的举措，赢得了政府官员的信任和支持，也为企业的发展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东阳三建在上世纪80年代的很多具体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当地官员的支持和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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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象能跳舞（1）
激动人心的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方生未死、新旧共存、乍暖还寒的年代，新与旧的碰撞不仅存在于整个社会，甚至在同一个人的头脑中存在。
改革开放的过程，本身就是利益格局和社会秩序的重组过程，加上渐进改革本身必有的不公平性，所以冲突和矛盾自然是无法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利益的得与失和观念的新与旧，不仅在部分人的头脑中融合成思想的迷雾，还在部分人的心头上暗结成情绪的冰雹。这样的“气候条件”是悲剧最容易上演的时候，很多在体制的边沿上创新的改革实践者，一不小心就被送上“姓资姓社”的政治审判台。1987年发生在辽宁并轰动一时的所谓“关广梅现象”大讨论，就是这种例子的典型。其实关广梅只不过是承包了几家公司，并取得了让部分人觉得不舒服的成功而已★。
在这样的时刻，作为“掌握改革探索生杀大权的判官”——地方官员，他们意识观念的指向和实际行为的表现，在这历史骨节眼上就极为关键。中国的南与北、沿海与内地以及各个不同地方后来经济发展上的差异，大致可以从这个阶段地方官员在表现上的分野看出。
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虽然是中国各地政府官员头上“共同的雨伞”，大家所面对的都是一样的旋律和节拍，但是如果把体制内的官员都比喻成大象的话，浙江的地方官员显然是一群能够跳舞的大象。
而楼忠福所遇到的一批官员，郭懋阳、童德成、吕朝昀等更是“能够跳华尔兹的大象”。楼忠福个人的成长、成熟以及东阳三建发展中很多具体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他们的引导、鼓励、支持和保护，特别是在新旧观念激烈碰撞、“姓资姓社”还相当有杀伤力的20世纪80年代。
郭懋阳可以说是楼忠福在体制内的启蒙者和领路人，是他发现了楼忠福这匹改革年代的“黑马”，也是他的赏识与支持把“黑马”送上改革的竞技场。楼忠福能够在精神意识上脱胎换骨、在体制文化中“洗脚上田”、在风高浪急时不沉入海底、在功成名就后不阴沟翻船，或多或少都得益于这位“导师”的调教。
郭懋阳是一个清醒的共产党干部，他知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本身就是一种不断“试错”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对一个企业、一个改革实践者责备求全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对那些乡镇企业和刚刚“洗脚上田”的农民企业家。郭懋阳是属于有点“脾气”的官员，而不是以追求“政治正确”为最高目标的干部。他坚定地认为，作为改革开放年代的地方官员，必须用开放的态度对待探索和实践，不能总以老一套观念和标准来衡量新事物，哪怕是顶着压力也必须这样。他明白，要做点事情，不可能不面对各种看法和言论。
作为金华市委书记，郭懋阳当然不可能直接过问楼忠福企业经营中的具体事务，他主要以提醒、督促、鼓励和必要的保护等方式来表达他的支持。他曾对别人说：“我对东阳三建，对楼忠福，只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一点工作。要说领导对楼忠福的帮助，主要是东阳县和吴宁镇的领导，他们真正是为东阳三建做了不少具体工作。”郭懋阳所说的领导就是东阳县（1988年撤县改市）县长童德成和吴宁镇书记吕朝昀。
1987年，宁波市一位负责发包工程的官员被查出贪污问题，宁波建委利用这次机会对外地工程队下令清退。因为东阳三建宁波工程队的一名副队长牵涉到这宗贪污案，所以东阳三建也成了被“驱逐出境”的对象。这种“一刀切”的处理办法，是中国行政中常见的手法，而在地方上，这种措施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在中国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的文化心理。
面对被赶出宁波市场的命运，楼忠福作为公司负责人除了作出相关应对外，还必须寻求体制力量的支持，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最有效、最主流的对话还是体制渠道的对话。一个外地的乡镇企业与一个市政府之间的对话习惯还没有形成，所以作为东阳县长，童德成亲自出马到宁波找相关部门协调和求情。经过各方努力，后来东阳的农民子弟们总算避免了被逐回家的命运，而东阳三建也因此保住了宁波的滩头阵地。
宁波清退风波刚过，东阳三建在杭州又因一项工程中的一个技术问题遭遇整个公司“减少一半施工面积”的处罚。童德成再次出马，风尘仆仆地去找杭州建设管理局的官员解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