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量-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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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值得深思的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私）营经济只用了20％的国家资源，创造了60％左右的产出，而国有经济用了80％左右的国家资源，却只创造了40％左右的产出。
面对这样的数据和事实，熟悉中国国情的《交锋》作者之一、《人民日报》前评论员马立诚曾深有感触地说：“回顾20多年来民（私）营经济走过的曲折过程，你会为它顽强的生命力深深感叹。”★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私）营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张厚义；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实践表明，哪里的民（私）营企业数量多，规模大，哪里的综合经济实力就强，人民生活水平就高。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前列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和北京，民（私）营企业户数就占全国总数的，中、西部地区之所以欠发达，重要原因之一是，那里的民（私）营企业户数只分别占全国总数的和。东部地区的今天，就是中西部地区的明天。民（私）营经济作为又一支异军，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将以不可阻挡的势头迅速占领着或开拓着新老市场的空间。”
放眼整个中国经济的大棋局，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哪个行业最早对民营企业开放，或者说哪个行业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那么这个行业的发展状况就最好、与国际水平差距最小、中国消费者得到的实惠也最多，相反则结果也完全相反。
民营经济力量对于中国的影响是超越经济的，是全面的、深远的。这股生机勃勃的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存在和经济的发展，更是一种自我负责、讲求效率、优胜劣汰、平等自愿的文化和社会形态的存在和发展。
如果放宽思维的视野，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民营经济力量不仅是中国社会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一支力量，同时也是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支力量。他们不仅在重塑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同时也在重塑着世界经济、文化和政治影响力的大棋局。
既然发达国家可以把正在转型的中国看作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市场，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把正在自己身边成长的企业家群体，看作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支还没有完全成长的市场力量呢？难道在现代文明的世界中，中国人永远只配做一个引进者和追随者吗★？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不知道中国人是否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不过一直看好中国经济改革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早就对中国表达了美好的预期。他说：“中国是全球最有活力的经济体，我希望，通过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重塑中国的经济体制，而且能够重塑全球的经济格局。”
作为市场的主体，企业家群体永远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能够重塑中国经济体制，并重塑世界经济格局的，除了中国企业家群体，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指望。如果有指望，就是指望我们的社会和文化能够与时俱进地转型——转变为尊敬和鼓励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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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与爱心一起流动（1）
2003年初夏的一天，在浙江省电视台的直播间里，三个来自希望小学的孩子正在接受主持人的现场采访。旁边的大电视屏幕里正播放着一个资料片：
“在浙江兰溪市水亭乡，大雪纷飞的冬天，水遥和年迈的奶奶蹲在街边卖腌萝卜。不到10岁的水遥还是个孩子，可她身上单薄的衣衫和长满冻疮的双手却无声地表明：她，是一个和别人有着不一样遭遇的孩子。”
“水遥童稚的眼眸中透着与其年龄不相符的忧伤。自从父母在两年前相继病逝后，她和年仅5岁的弟弟就靠奶奶售卖腌萝卜维生。她的学费已经欠下两年了。眼看着再也不能欠下去了，学校的老师也为品学兼优的水遥面临失学而深感惋惜。然而这个小村子太穷了，老师们也爱莫能助。她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幼小的心灵因而陷入前所未有的茫然。就在水遥不得不离开学校的时候，一双温暖的手向她伸过来了。浙江省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代表楼忠福将第一笔‘忠福慈善基金’的款项送到了水遥的手上……”
看完这个资料片，直播间内没有一丝声音。水遥的眼里泛着泪水。观众席上人们的眼睛也湿润了，主持人身旁楼忠福的眼睛也湿润了。
水遥用颤抖的声音说：“感谢党和政府，感谢楼伯伯给了我们重新走进课堂的机会……”
这是浙江电视台在录制《帮助》节目时的一幕，这个节目是专门为展现“忠福慈善基金”的首批受助孤儿的学习和生活而摄制的。“忠福慈善基金”是2002年底在浙江人民大会堂由广厦控股董事局主席楼忠福宣布设立的。楼忠福为这个慈善基金捐献了1500万元，每年资助300名品学兼优的孤儿，直到他们读完高中。这是浙江省“慈善助孤”项目设立以来，民营企业最大的一笔捐款，同时也是多年来楼忠福多次出资捐助失学儿童的其中一笔。
多年来，楼忠福一直以一颗感恩的心来看待自己的事业和回报社会。他说：“我出生于东阳的一个农民家庭，生活的艰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记。企业的发展，我认为离不开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环境，二是自身努力，三是社会支持，三个缺一不可。积极投资、捐助社会公益事业，不仅是拓宽企业发展领域的需要，也是企业家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企业不回报社会，肯定违背了规律，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我一直对员工说：‘广厦人一刻也不能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一刻也不能停止对事业的追求。回报社会是广厦人的天职！’”
多年来，楼忠福的广厦集团已向慈善机构和弱势群体捐款3120万元，而捐助和投资社会公益事业的资金累计超过8亿元。2003年，楼忠福因此被评为“中国十大公益事业之星”。
作为先富起来的群体，中国企业家群体中像楼忠福这样慷慨地回报社会的企业家不在少数。据中国工商总局统计，仅在2003年的“非典”期间，私营企业主向社会捐赠就达8个多亿。
而在中国内地民营企业家群体的财富和社会地位都尚不彰显的1994年，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发起了到老少边穷地区进行投资性扶贫的“光彩事业”，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先富帮后富”的经典案例。到2003年底，累计已有8846名内地民营企业家和港澳台同胞投身光彩事业，实施50万元以上的光彩事业项目5744个，投入资金229亿元。这个事业已帮助259万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光彩事业项目从农村扶贫开发，发展到参与城市国有企业改造、下岗职工再就业、农业产业化、环境保护、国土绿化、移民安置、教育和高新技术等领域。2000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授予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特别咨询商地位，把光彩事业作为一种新型的扶贫模式向国际社会推广。
信奉“积善之家有余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中国文化，从来不缺少“积善”和“兼济天下”的情怀。中国商人（企业家）无论是太史公《货殖列传》中的财富英雄，明清的晋商、徽商，晚清的红顶商人，还是漂洋过海的近代华侨富商，不管他们身上有什么样的缺陷，在慷慨捐助、热心社会公益方面几乎都有同样良好的记录。
其实在中国的社会中，难的不是富有者的“兼济天下”，而是富有者的“独善其身”——财富安全其实才是中国社会的最大难题。
而这个由来已久的难题，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创富者及他们手中的财富的错误认识有直接关系。司马迁之后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错误地以为，商人（企业家）在捐出财富的时候才是“兼济天下”，而他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则是一副“奸商”嘴脸。
其实在司马迁和哈耶克眼中，企业家无论是捐出财富还是赚取利润，都属于“兼济天下”。因为他们是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世界里通过纠正大多数人的判断错误、市场信息错误来获取利润的。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也可以说是“为人民服务”，因为他们的企业家行为满足了社会的需求，有利于市场的运转，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资源利用的效率，当然也就能增进每个人的福利。这正是哈耶克所说的伟大的社会伦理规范中的“社会贡献”。这大概也是为什么阿马替亚？森论证说“严重饥荒从来不发生在自由的市场经济社会”的重要原因吧。
一个人的衣食住行总是有限的，真正的守财奴毕竟是人群中极端罕见的异类。个人财富超过一定的数量之后，财富的“社会属性”就完全超出了它的“所有权属性”了。或者说，个人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自然变成了社会财富——这当然不是指“吃大户”，而是指财富实际的社会效应。这就是为什么部分中国民营企业家会说“财富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数字符号”。
财富与爱心一起流动（2）
据说美国的各种慈善基金总额约占GDP的９％，而在中国，即使是较早发展慈善事业的上海，这个比例也仅为千分之一。
不过，如果我们只简单地据此断定中国富有的民营企业家群体对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的热心不如美国富人高，而不去看看美国的文化和社会环境是否比中国更适合人们创造和拥有财富，那么我们一定错了。
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艾丰先生说：“我认为中国只有造就一个不仅自己创造的财富能够安全地在这里存在，外边有钱的人也觉得你这儿安全而到你这儿来，这个国家才能富。就像土壤一样，你能把财富这个养分留下，而不是一下雨全冲走，这个土地才是肥沃的。所以一定得把群众这个观念转变过来。”
人都是需要道义承担和责任分担的，不过对于企业家来说，最首要的责任往往并不是捐钱捐物，而是首先要经营好企业、为市场提供最好的产品或者服务、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后者对于社会的贡献其实并不比前者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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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林则徐到吴敬琏
鸦片战争一役，大清能臣林则徐并未能为满人的大清帝国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中华文明打出一个海晏河清的局面。文明板块的撞击，倒是很快震裂了中华的苍穹，一块巨石从天而降，化作一个“三千年未遇之奇变”的参天问号。
斯时至今，大凡有点家国情怀、历史眼光的中国人，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只要开始迈开思维的脚步，就都无法绕过这块落自苍天的问号——“如何结束灾难，如何复兴中国”。
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华民族可以说是灾难接着灾难，屈辱连着屈辱，危机跟着危机。对亡国灭种的忧与惧，对中华文明的痛与恨，曾深深折磨着中华的仁人志士★，林则徐、魏源奇变一代如此，康梁戊戌一代如此，孙黄辛亥一代如此，陈独秀、鲁迅五四一代也依旧如此。而绝对孤独中的陈寅恪和顾准同样绕不过“娜拉走后怎样”的天忧。
“结束灾难，复兴中国”成了中国这一百多年来最基本、最核心、也最紧迫的问题★。改革开放后活跃起来的知识分子，如袁伟时、吴敬琏、茅于轼、朱学勤等，在谈起自己的学术生涯的心路历程时，也大多把对于“结束灾难，复兴中国”的追问和求解，视为自己学问研究的第一、同时也是终生的推动力。
1945年之后，亡国灭种的危机总算缓解，但是神州大地上的灾难却仍未见减少。其后，一个旧世界被砸烂了。一切“牛鬼蛇神”、“害人虫”和“资本主义尾巴”也被横扫净尽了。但是这个灾难原本就深重的民族和国家，也被推到了奄奄一息的边缘。浩歌狂热之后，面有菜色的中国人终于看见天上的深渊——与天、地、人“其乐无穷”地斗了几十年的国人突然发现，自己的口袋和脑袋也被斗得“一无所有”。
此时，一个并不算高大、也没有多少“帝王相格”和“帝王习气”的身影正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沿向中心回归，这次真是“事情正在起变化”了——中国的国运正到了否极泰来的转折点。在后世的史家眼中，这一幕必然悲壮如摩西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一次真正是“时间开始了”，但是太多的灾难、太多的屈辱、太多的险恶、太多的绝望、太多的自相残杀和太多的“无端狂笑无端哭”，已经让这个民族清醒地体味到“结束灾难，复兴中国”的艰巨、复杂和欲速不达了。
走过1989年，走过1992年，走进新的千年，也走进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