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量-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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缛业ノ还餐⑵穑炊ㄏ蚰技姆绞缴枇⒄憬阆媒ㄖ殴煞萦邢薰尽９煞莨镜淖芄煞菔�1亿股，其中广厦集团以其全资子公司——东阳三建全部经营性净资产折成万股，浙江省信托投资公司和东阳信用联社以现金认购万股；内部职工认购2000万股，另外还有一部分公众股。
1993年6月，浙江广厦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这样，广厦集团不仅是浙江第一个建筑企业集团公司，现在又成了浙江第一个股份制建筑企业集团公司。经过这番运作，广厦集团立即筹集了1亿元资金，集团的成员企业也增加到28个，横跨建筑、建材、地产、影视等四大行业。集团的治理结构得到很好的规范，成立了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董事会、监事会，任命了总经理。此外还增设了证券部和内部银行，对财务部加强了管理。
这番魔术般的变化，如果从邓小平南巡讲话算起，到这个时候，不过是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那时候中国人常常说“政策就是机遇，机遇就是金钱”，这话看来一点都不假。不过很多事情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就跟把一个鸡蛋立起来一样简单，不过在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把鸡蛋的一头打破并把鸡蛋直立起来之前，那些讥笑哥伦布的人还是不知道鸡蛋是怎么才能够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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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自由的大门（2）
楼忠福新一轮的魔术表演其实才开了个头。在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后，楼忠福立即申请参加法人股流通试点。1993年底，浙江省证券委员会批准广厦集团参加法人股流通试点的申请，并向中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STAQ）发去推荐函。北京标准股份制咨询公司也为广厦发了推荐函。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如果法人股无法进入法人股市场，广厦集团股份制改造还不算完成，融资问题还不算完成，产权问题也不能解决。但能否进入中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的市场，决定权在北京，不在杭州，更不在东阳。北京对于楼忠福和广厦集团来说，可是一片水深浪大的陌生海域。尽管广厦的股份制改造每一步都严格按照规范进行，但是中国的事情并不这么简单，问题的关键有时候不在规则之内，而往往在规则之外。这一关能过得去吗？
果然，事情并不顺利，1994年1月7日，楼忠福派去北京办报批的人碰了钉子，尽管楼忠福在总部遥控指挥，但事情仍无进展。1月14日，楼忠福亲自飞往北京，直接找中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的负责人磋商，也还是无功而返。怎么办呢？楼忠福身边的骨干们在看着，浙江信托投资公司和东阳信用联社也在看他。
机会终于来了，1994年3月29日，浙江省政府举办中国法人股市场现状与发展高级研讨会，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北京标准股份制咨询公司总经理刘纪鹏到论坛演讲。楼忠福立即赶去参加研讨会，并在第二天会议结束的时候找到刘纪鹏。
1月份的时候，楼忠福在北京曾经拜访过刘纪鹏，并向他详细介绍过广厦申请法人股流通的准备情况。现在刘纪鹏到了杭州，楼忠福想无论如何都要邀请他到东阳走一趟，实地考察一下广厦集团的情况，并请他提出如何进一步整改的意见。可是作为中国证券市场早期不多的知名专家，刘纪鹏却是个大忙人。从北京来杭州的时候，他就订好了返程的机票，准备论坛一结束就飞回北京，哪里还有时间在浙江逗留。
但楼忠福显然不是一般人，他就是有本事让当时很多人都想求见的刘纪鹏退了机票，然后当天下午高高兴兴地跟他到东阳去了。一番实地考察，广厦的方方面面确实给刘纪鹏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东阳毕竟是一个小县城，而有关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的知识，在当时对于全中国人来说也都是“短缺品”，刘纪鹏既然以“导师”的身份来了，想必也不会辜负主人的盛情和期望，少不了要面授机宜一番。临别前他对楼忠福表示，会尽早促成广厦的法人股进入STAQ系统流通。刘纪鹏虽然不直接掌握着审批权，但是他作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影响力还是不小的，他能够这么看好广厦，事情自然会好办些。
1994年底，广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批准确认为规范化的股份有限公司，广厦的法人股随即进入了中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的流通市场。紧接着，广厦通过合理的估算，将原来归镇政府所有的资产折算为股票，然后赎买回来。
至此，广厦集团的产权关系彻底理清，当然一起被理清的还有广厦集团与当地政府的政企关系。另外，这番股份制改造工作也使广厦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管理基础。这一番脱胎换骨的变化，又让广厦集团锦上添花——在1994年12月顺利地升格为浙江省级企业集团，并被浙江省体改委确定为“浙江省100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广厦是唯一的非国有企业。
1994年底的楼忠福像一只出笼的雄鹰，露出前所未有的会心微笑，因为从这时候开始，他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在正在形成而还不够自由的中国市场上，他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在这些步骤完成之后，楼忠福向多年来一起打江山的弟兄们兴奋地宣告：“这是我们广厦集团历史性的一刻，在资本和发展的问题上，我们从此完全进入良性循环！作为一个企业，我们从此进入了自由的境界！”★
这时候的中国，不仅像楼忠福这类解决了产权问题、理清了政企关系、赢得了发展自由和空间的民营企业家们体会到自由的快意，而且整个中国都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了。因为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具备了让个人作出更多自由抉择的产权基础。
虽然国有经济在1989年到1991年期间度过了一个回光返照式的“小阳春”后，但终于在一片“砸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的声浪中，再次显露出气数已尽的疲态。到1994年，国有经济前所未有地出现了负增长，而非国有经济的增长率则达到空前绝后的。在1994年的GDP里，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变成了4∶6。在中央政府预算财政收入中，1994年也是国有经济贡献比重超过非国有经济贡献比重的最后一年，而这还是没有扣除国家财政对国有经济补贴的数字。从此之后，非国有经济不仅在各个贡献方面都超越国有经济，而且双方的盛衰变化趋势还在加速中继续。
中国经济活动的决定权，随着产权的明晰和越来越分散，从而掌握在越来越多的人手里了。再没有人可以掌握整个国家全部经济活动的控制权，并进而掌握中国人生存的命脉了。“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的微观基础不复存在，中国人吃香喝辣的选择自由，不用再寄希望于谁的仁慈了，而更多寄希望于自己的工作和勤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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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食”非为霸气
1992年后的几年，是广厦集团和楼忠福捷报频传的几年，各种荣誉也一个接一个地飞来。1993年1月，东阳三建获得“中国500家最佳经济效益企业”称号，楼忠福则获得全国优秀集体建筑企业家称号。1993年11月，他第三次从浙江省委书记手中接过“浙江十佳青年经理”奖牌。1994年，他又被浙江省政府评选为浙江优秀建筑企业家。
春风得意的楼忠福，这段时间像以往那样，继续频频在东阳赞助文化活动，而且手笔越来越大。1993年4月，《浙江日报》、《钱江晚报》找到广厦商量，希望在杭州赞助一次足球邀请赛。楼忠福连价钱都不怎么谈就满口答应，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独家赞助。赞助只做独家，这是楼忠福以往一贯的风格。对方本来不愿意，但看豪气的楼忠福如此坚持也就答应了。
1993年中国足球特别受关注，因为这时是中国足球历史上第一位外籍教练在执教鞭。尽管后来中国人知道施拉普纳只是一个不入流的足球票友而已，但作为一个开路者，施拉普纳当时还是被中国球迷寄予很大希望，也极受大众追捧。
比赛开始前两个星期，“广厦杯”足球邀请赛的广告和广厦集团的广告一起被高高挂起来。杭州城内的街道、广场、车站，到处都可见到有关比赛和广厦字样的横幅标语、气球条幅。穿着印有“广厦杯足球邀请赛”T恤衫的行人，在杭州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这个广告效应，让杭州和浙江省其他地方的企业都看得眼热起来，很多企业都想分享这个难得的宣传机会。他们找到主办的《浙江日报》和《钱江晚报》，得知广厦不同意别人来分享这次赞助机会后，他们仍不死心。他们又找到广厦集团负责这次活动的赵学飞商量，看看能不能通融一下，将球场内的26块广告牌转让出一半来。
他们出了一个让赵学飞心动的价格，万一块，这在当时同类广告牌中是最高的价位。赵学飞盘算，如果转让场内一半的广告牌，并不会影响广厦的广告效应，而且还可以收回十几万。这样整个赞助活动，广厦等于不用掏钱而大赚了广告效应，这不是很合算的事情吗？况且这些企业都是浙江知名的企业，大家并不陌生。赵学飞算完这笔账后很高兴，立即请示楼忠福，把情况向他汇报。
但楼忠福还没有等赵学飞把话说完就一口回绝了：“一个也不转让。广厦不缺这个钱，26块广告牌也不多，我们有28家成员企业，一家一个都不够分。广厦要做的就是独家，任何人都不用商量。”
这次活动的效果自然是相当的好，因为杭州的报纸非常热情地爆炒了整个活动台前幕后的消息，不仅广厦在杭州大大地出了一回名，楼忠福的霸气也让部分杭州和浙江企业家好好地领教了一番。
给人才的软肋补钙
总部在1995年4月搬迁到杭州后，楼忠福所做的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面向全国招聘高级管理人才。新形势下的楼忠福，显然清醒而及时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和广厦集团高层管理人才的不足，“迁都”杭州的重要目的之一正是为此。
在1992年集团成立后，广厦曾招聘过一批人才充实到中高层管理队伍中。不过当时的招聘范围只是东阳，吸收了一批东阳的科局级政府官员和教师。很显然这些人只是见过世面、有点才能、经验和知识的能人，并不是在改革开放后接受过专业的经济、管理和投资理论训练的专业管理人才。这些能人比广厦原来从建筑队中成长起来的管理层可能素质要高，但是他们的知识结构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他们也不能填补广厦决策层的思维薄弱区。这样，整个集团的投资决策，继续依靠楼忠福一个人的大胆、敏锐来判断就跟不上形势发展了，至少会存在思维上的“盲区”。
事实上，广厦集团成立后几年，虽然解决了产权、融资和企业制度变革等非常关键的问题，但是在投资决策上，特别是多元化问题上，广厦并没有什么很成功的案例。
除了海南和北海的教训，这一时期在东阳和金华兼并或者参股的一批工业企业都乏善可陈。这些砖厂、水泥厂、门窗厂、电焊条厂、制衣厂、汽车配件厂、珠宝首饰商行等等，除了在名义上为广厦实现了多元化外，并没有给广厦带来多少利润收益，反而没有过多久就一个个成了包袱。
1992年后中国企业的多元化阶段，实际上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很多原来很成功的企业，就是在这个阶段因为多元化问题而倒下了一大批。很多原本很成功的企业家，都被一句富有诱惑性的“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口号蒙住了双眼，以致看不到隔行如隔山的陷阱。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个阶段也是正在成长的中国企业家队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第一场“资格考试”或者“能力测验”。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跟上世纪80年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个明确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阶段，是一个鲜花与陷阱同在的阶段。这时候中国的机会更多了，市场变化的速度更快了，同时，市场的风险也更大了。在市场变得越来越复杂多变的时候，企业的每一个决策是否正确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起来，整个外部环境对企业家能力的挑战也越来越高难度了。那些仍然没有醒悟到自身的缺陷，仍然看不到大势变化，仍然想像以往一样靠胆量、眼光决策的企业家，所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了。
经过这一阶段的“市场考试”之后，不少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风光一时的企业和企业家，从此一蹶不振，或者就干脆被淘汰出局，完全销声匿迹了。
但在多元化问题上同样显得毫无章法的广厦，暂时并没有倾倒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