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下来的中国-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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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坐下来的中国

　　　　作者：高明勇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高明勇，河南新郑人，现居北京。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新京报评论部，任资深编辑、评论员，《评论周刊》统筹。著有《北京城的守望者——侯仁之传》，主编《微博问政的30堂课》。先后在《青年记者》等杂志开设专栏。2012年获得新京报年度新闻奖评论编辑金奖，2013年获得第十四届北京大学财经奖学金。

　　　　内容简介：

　　　　本书精选自高明勇近年来的“叩问中国”访谈系列，内容多涉及中国改革、社会治理、城市问题、人文教育等领域，访谈嘉宾多为某一领域的资深学者，大多刊于《新京报·评论周刊》，不少访谈轰动一时，被《改革内参》、《新华月报》、《当代社科视野》、《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报刊转载。

　　　　访谈集取名为“坐下来的中国”，寓意有二：其一，与“奔跑着的中国”相对应，从“拼命挣钱”到“学会有闲”。不仅是有力量快起来，还要有底气慢下来，更要有尊严坐下来。其二，与“站立着的中国”相对应：从“伸头争吵”到“平心探讨”。解决中国问题，坐下来谈论才是真意义。

　　　　书摘正文

　　　　迟福林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袁绪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郑永年

　　　　著名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今天，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未来30年，中国将往何处去？在又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该如何打好改革这场攻坚战？什么力量能更积极稳健地推动改革？

　　　　访谈导读

　　　　●访谈时间：2012年3月10日

　　　　访谈嘉宾

　　　　访谈主题

　　　　［改革共识］

　　　　改革为什么会缺乏共识

　　　　＇改革困境·改革难题是利益关系失衡＇

　　　　高明勇：改革初期，“人人皆受益”的“帕累托改进”环境令人振奋，改革的阻力因此较小。如今，当改革进入深水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已很难再出现“无损被改革者利益”的现象。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就必须调整现有利益格局。这也符合大多数人对当下改革困境的判断。那么，是什么导致了改革的困境，又该如何走出困境？
第2节，
　　　　利益关系失衡导致困境

　　　　迟福林：总体来说，改革的确陷入了困境，最突出的矛盾就是既得利益关系的失衡，这成了影响改革冲出困境的主要因素。应该说，既得利益格局——既包括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者，也包括某些既得利益现象——已经形成。

　　　　在这种格局下，形成了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第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企业、政府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日趋上升；第二，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失衡，这既与目前的增长方式有关，也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有关；第三，权力运行与权力约束失衡，部门利益、地区利益、行业利益都很突出。

　　　　因此，即使有些领域的改革方案确定了，但很难推行，久推不决，决而不做，做而不力。

　　　　权力介入要素配置过多

　　　　袁绪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凭着独有的增长模式及其相应的体制，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跨入已初步实现小康的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种独有的增长模式，特指中国独有的、尚未成型的经济形态。对于这种模式，我们不作为稳定范式来理解，也不牵涉模式之争。

　　　　这种增长方式，导致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常态。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权力与市场混合的集权体制，简单地说，就是政府权力较多地介入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

　　　　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和发展初期，这种体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带来的成功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副作用也很明显。比如，“三高一低”的出现，即高收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这是难以持续的。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和国民需求的提高，其弊端日益凸显，沉淀为下一步发展的障碍和潜在的危机。

　　　　转变增长模式的出路在于体制改革。如果不改革现行体制，贫富悬殊问题、分配不公问题、土地问题、环境问题、腐败问题、社会冲突等等，不仅很难得到有效解决，还可能会演化为社会危机。

　　　　以被称作“共和国长子”的国企为例，存在三个突出问题：一是“租费利”不清，如该缴纳的资源租金和上缴的利润以及被“摊派”的社会费用不规范，缺少一个明白账；二是企业分类不明，营利性国企和公益性国企未进行明确区分，两者由于职能不一样，不能一刀切地进行管理；三是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没有理顺。这三个问题解决不了，国企改革必然会陷入困境，并将制约企业自身的长期发展。
第3节，
　　　　决策者改革意志需强化

　　　　郑永年：现在一谈到改革，大家都会提到既得利益格局，这是一个社会现实，不可回避。

　　　　但是，我们要对此进行深入分析。没有一个国家和社会没有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是正常现象。问题在于，既然都有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在有的社会改革仍能进行下去，而在有的社会就很难推进呢？

　　　　30多年前，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时，也不能说没有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他能推动？别忘了，今天的改革环境可比以前好多了。

　　　　分析30多年来改革取得成功的因素，有三点重要启示，即成功的改革，需要三个因素：第一，决策者的改革意志要很坚定；第二，改革的目标要很明确；第三，动员改革的一切力量。即使是既得利益集团内部，也有很多改革的力量。

　　　　所以，仅仅考虑把既得利益集团打倒，改革还是很难走出困境的，旧的既得利益集团打倒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又会站起来，那样还会陷入困境。改革的困境不单纯在于既得利益集团，而且在于既得利益集团是如何影响到改革决策的，要警惕出现利益一体化的倾向。

　　　　＇改革共识·在打破利益格局中求共识＇

　　　　高明勇：改革需要共识，而围绕改革的最大共识，就是“必须改革”。该判断来源于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带来的好处，也来自历史和国际上的深刻教训。当前，对“必须”的认识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目前“面临危机”，所以“必须改革”；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现在谈“必须改革”与1978年时的语境完全不同，“必须改革”是中国继续强劲发展的内在逻辑。

　　　　那么，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改什么？怎样改？这同样需要达成共识。

　　　　在改革过程中寻找共识

　　　　迟福林：面对既得利益关系失衡，达成改革共识是不易的。只有在改革中才能形成共识，越是不改革，就越是没有共识，只有兼顾多数人的利益，才有可能形成改革共识。如果改革打破不了利益格局，改革就没有共识。

　　　　改革能否形成共识关键看改革是符合多数人的利益，还是符合少数人的利益。
第4节，
　　　　第一，改革共识的缺失是现实。为什么是现实？因为这些年来，有些领域的改革一直没有做，有些领域的改革在操作中走形。

　　　　第二，要在打破利益格局的改革中寻找共识，为了改革共识而去寻找改革共识是做不到的。现在民众关心的，不是改革的口号，而是改革的行动，尤其是收入分配改革、公共品供给改革，到底维护了哪些人的利益。

　　　　第三，改革不可能是全民共识，今天最重要的任务，是寻找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前提下的最基本的共识。

　　　　对此，重大改革方案原则上由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统一决策，取代由部门和行业“自己改自己”的机制，以有效地避免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由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加强中央对地方改革的统筹协调和指导，将重要的改革指标列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建立对地方改革的评估问责机制，注重通过调整中央地方利益关系激励地方政府推进改革；实现重大改革立法先行，将重要改革目标上升为法律意志，加强改革程序性立法，更加注重通过法律手段推动改革。н米н花н书н库н ；http：//www。7mihua。com

　　　　未来改革的目标模式要公开讨论

　　　　袁绪程：现在普遍认为，改革裹足不前或不到位，缺乏改革的路线图，这就是缺乏改革共识的直接表现。

　　　　其实，改革就是利益的再分配，要想形成改革共识，就需要在利益的再分配问题上提高共识度。但前提是，基本的共识、基本的价值认识、基本的理性精神必须遵守，比如尊重法治，在法治的基础上来探讨问题。

　　　　因此，制定中国未来改革的目标模式，应有一个公开讨论和论证的过程。由于各自代表的利益不同、对改革的认知不同，大家对改革目标存在的分歧，只有通过公开透明的讨论和交锋，才能消除，求大同存小异，从而找到改革的最大公约数。

　　　　政府需要做的是创造增加改革共识的机制和环境，这有三个前提：一要有公开的讨论；二要转变思维方式，形成共同的价值理念；三要使渐进式改革的路径受到尊重。

　　　　当然，任何改革都不可能达成全民共识，只能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重塑共识，首先是决策层的共识，其次是社会精英的共识，最后形成社会共识。

　　　　改革共识不能停留在理念阶段

　　　　郑永年：不同的利益体，想法不同，诉求不同，想达成共识是很难的，即使在既得利益集团内部，达成共识也是很难的。纯粹的社会共识，古今中外都没产生过。

　　　　当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共识吗？确实是，但也引起了“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当年《解放日报》的“皇甫平”系列评论为何影响那么大，原因就是对争论的回应，增加了社会共识。
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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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政者是社会的领导者，要根据社会现实做出自己的判断。对改革者来说，不能不尊重社会的声音，既不能脱离社会，当人们的“大老爷”，也不能盲从社会，当人们的“小尾巴”。

　　　　这些年中国社会也不是没有共识，而是共识很多时候停留在理念阶段，执行中流于口号。比如经济结构转型。可以说，经济结构调整就是共识，很多阶层都需要借此改善自己的生活。问题是这种共识缺乏细化，也就是缺乏可操作性。而共识的价值就在于执行，如果没有执行，共识也就没有意义。

　　　　＇改革动力改革动力来自进一步解放思想＇

　　　　高明勇：在改革初期，来自民众的极大热情掀起了改革的浪潮。之后，政府主导了改革的进程，改革也因此成为国家行为。而今，改革在事实上出现了胶着状态，那么，改革的动力弱化了吗？新阶段改革的动力又在哪里？

　　　　建议成立中央“改革协调小组”

　　　　迟福林：当公众看到改革能带来利益的时候，改革自然就有了动力。如果改革仅仅停留于口号，没有具体的措施，就很难让公众看到希望；而看不到希望的改革，自然不会有动力。所以，顶层设计的问题才会凸显出来。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但是，应当看到，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需要由中央层面强有力的改革协调机构来具体落实。

　　　　第一，建议建立由中央主要领导直接牵头的改革协调小组，统筹决策，协调重大改革。

　　　　第二，建议在中央改革协调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设立精干的改革协调机构，以加强对改革的规划、协调和指导。

　　　　第三，建议在改革协调机构设置专家咨询委员会，建立常态化的工作机制，组建完整的专家咨询网络体系，为改革决策提供独立、客观、专业的政策建议。

　　　　倒逼机制帮助寻找改革动力

　　　　袁绪程：改革的动力成因很多，但并不是很清晰。那么，动力来自哪里呢？

　　　　一是来自利益追求。这个利益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公共利益，通过改革带来新的利益，一旦绝大多数人有利益，改革自然就有动力了。如果只是少数人受益，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