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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毛泽东思想通论-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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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所遵循的主义。

    青年毛泽东指出:“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由此,人们认识到,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十月革命的方法是“可以普及于全世界”的,“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39、341页。

    董必武曾经是孙中山的坚决的追随者。他回忆说:“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孙的路子不对头,总是靠军阀。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五四运动后,我们(就)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吴玉章也有类似的思想经历。他说:“从前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他也是通过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和学习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开始走向马克思主义的。

    激流归大海。中国的一批最优秀的分子,经过各自的摸索,走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来了。正因为如此,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注入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并且逐步地发展成了这个运动的主流。如果说,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中,人们的主要注意力还集中于向西方学习资本主义,只是偶尔才涉及社会主义;那么,在这时,中国已经产生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已经形成为一股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的思想潮流了。

    不过,开始时,人们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瞿秋白回忆说:当时,“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然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7页。人们一时还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一时还确定不了自己的信仰。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等观点在各种报刊上纷然杂陈。中国的先进分子只是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

    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的,是李大钊。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独具慧眼,首先指出这个革命将开辟历史的新纪元。在1918年7月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他认为“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一如十八世纪末叶之法兰西亦未可知”。在同年11月、12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中,他再次强调,“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1919年9月、11月所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他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称为“改造世界原动的学说”,说明“马氏的社会主义理论,可大分为三部”,并且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指出“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与以往的一些人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在李大钊的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主义已经具有相当完整的形态,并且得到了基本正确的阐释。这表明,李大钊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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