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通论-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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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发生一百年之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才刚刚发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开始就受到了多方面的阻碍。一是外国资本的压迫。它们在中国倾销商品和直接投资经营产业，致使中国的市场为它们的廉价商品所占领。二是官僚买办资本的排挤。它们在国民经济的许多部门占据垄断地位，其工业在资金、技术设备、原材料供应等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优势。三是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农村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农民购买力极其微弱，致使国内市场显得非常狭小。四是封建官僚政府的压榨。它们所实行的苛捐杂税等政策，使民族工商业获利变得十分困难。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根本不可能得到自由的、充分的发展。▲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在观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产阶级的状况时，必须注意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地主农业经济和个体农业经济占着显然的优势，资本主义经济只占很小的一个部分。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外国在华资本和本国官僚买办资本占了绝对优势，民族资本只占很小的一个部分。就近代中国产业资本的情况来说，1894年，其总额为8952��6万元。其中外国资本5443��5万元，占60��7％；官僚资本2796��6万元，占31��2％；民族资本722��5万元，仅占8��1％。1913年，产业资本总额为154095��6万元。其中：外国资本123709��4万元，占80��3％；官僚资本14887��5万元，占9��7％；民族资本15498��7万元，仍只占10％。据专家估计，1911年，资产阶级的概数仅为52630人。

　　　　第二，在民族资本中，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占了很大部分。民族资本所经营的工业，主要是以纺织、食品工业为主的轻工业，缺乏重工业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技术、设备以至原材料方面，不得不依赖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民族工业大多规模狭小，经营分散，技术设备落后，多数为手工工场，劳动生产率低，其产品缺乏竞争力。

　　　　第三，相当多的民族资本家的前身是官僚、地主，他们的资本是由地租转化而来的。他们的亲友中的许多人是地主，在农村从事封建剥削。他们自己也往往把经营工商业获得的利润到农村购置土地，将土地出租给农民，从事封建剥削，从而兼有地主身份。他们同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正是基于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状况的科学分析，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0页。

　　　　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都得到充分的体现和有力的证实。

　　　　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维新派，戊戌变法的倡导者把推行新政的主要希望寄托于开明的皇帝载湉一个人身上，随后又把排除顽固势力的主要希望寄托于新兴的军阀袁世凯一个人身上；他们不敢也不愿依靠当时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甚至错误地认为这种农民运动是足以使国家陷于“忧危”的境地的。他们痛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根本的原因正在这里。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中起过主要的领导作用。但是，他们在这场革命中也充分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主要是：第一，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没有提出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因而也就不能以之号召和团聚全国的革命力量。第二，他们在革命过程中虽然也联合过新军（多数为农民和学生）和会党（以农民为主的秘密结社），但并没有集中力量深入群众，充分发动和依靠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他们甚至不赞成农民“夺富人之田为己有”，反对以革命的方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第三，他们未能建立起一个坚强的革命政党，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不妥协地坚持进行到底。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这些弱点，是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这场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的破产。

　　　　当然，中国人民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斗争，尽管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斗争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封建主义在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对于民主主义的宣传本身，就是一种启蒙，就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就曾经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在实际上，当时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这些斗争，对于帝国主义势力灭亡中国的企图，是一种打击和扼制，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是一种推动。

　　　　对于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辛亥革命的意义，尤其必须给予足够的估计。这是因为：第一，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给予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阵脚，中国的反动派再也不可能建立起稳定的统治了。第二，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它制定了一部具有资产阶级临时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宣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从此以后，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任何复辟帝制的企图都不能不由于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而归于破产。第三，辛亥革命在一些方面冲破了封建主义的樊篱，临时政府又颁布了若干保护和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从而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次革命还使得中国近代的教育、新闻出版事业、医疗卫生事业也比晚清有了较大的进步。第四，辛亥革命还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的解放。革命本身，给予人们以深刻的教育和启发。既然长期以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都被拉下马了，那么，还有什么反动、落后的东西是不可以推翻或改造的呢？这个革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的普遍高涨，鼓舞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为追求挽救民族危亡的真理而斗争的勇气。虽然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建国方案是破产了，民主共和的思想却从此流传广远，人们对革命的追求也延绵不绝。就是资本主义建国方案遭到破产这个事实本身，也是具有积极的历史价值的，它成了人们探索挽救祖国危亡途径的一个崭新的起点、一种强大的推动力量。许多真诚地为实行这个方案而奋斗过的人们，后来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成了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士，这绝不是偶然的。
第11节。
　　　　四、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新的思想武器

　　　　（一）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和局限

　　　　尽管辛亥革命的失败已经宣告了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但人们并不是一下就认清了这一点的。

　　　　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以往少数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是因为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中国国民的性质与行为的堕落，乃是“亡国灭种之病根”。因此，“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他们决心发动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以期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即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这个运动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这个运动是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称《新青年》）开始的。他在《青年杂志》的发刊词中说：“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不过，在政治斗争中，他们并非旁观者。他们之所以把主要注意力倾注于清除旧思想方面，是由于他们认定“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国民性不改造，“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基于以上的认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以“求得思想的解放”。他们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他们以犀利的饱含感情的笔，去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去刺破旧中国的脸，去揭穿旧道德旧教条的丑态。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等对封建礼教的有力揭露和控诉，使反对“吃人的礼教”成了许多人的共同呼声。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主张，胡适对白话文的提倡，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青年》提出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即所谓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在陈独秀看来，民主，既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制度，也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科学，则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他强调要用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可是，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罗素的新唯实主义这类用自然科学成果装饰起来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当时在他的心目中都被认为是科学。他提倡民主和科学，是为了实现在中国“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即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目标。

　　　　孔学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进入民国时期，北洋军阀政府仍然把孔学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去信奉。那时的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教条式的。这种情况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压制了民族的生机和创造力。由于孔子所提倡的是“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与“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的目标不相适应，所以，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定，为了提倡民主和科学，给发展资本主义扫清思想障碍，必须对孔学进行批判。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从，是切中时弊的。正因为如此，这两个口号在当时即获得了人们广泛的赞同，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这些启蒙思想家堪称是敢于向两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礼教进行自觉挑战的第一批不妥协的战士。

　　　　需要说明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并没有因为批判孔学就否定中国的全部传统文化。首先，他们指出，孔学并不等于全部国学。“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其次，他们并没有否定孔学的历史作用。李大钊说，“孔子于其生存之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再次，他们也没有把孔学说得一无是处。陈独秀就说过“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这样的话。他们批判孔学，是为了指明它在根本上已经不适于现代生活，是了反对孔学对人们的思想禁锢，是为了动摇孔学的绝对权威的地位，而使人们敢于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去进行独立思考，以求得“真实合理的信仰”。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个潮流冲决了禁锢人们思想的闸门。而这个闸门一旦被打开，各种新思潮的涌流就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无法遏制的了。正因为如此，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

　　　　不过，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也存在着一些弱点。
第12节。
　　　　第一，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批判孔学，是为了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障碍。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所以从根本上说，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