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怎样评论中国-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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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自己挣钱自己花的私营企业主，他们自费开通热线电话，设立“工作室”，起因是为人代会准备议案，过程和结局无不体现他们洞察社情民意的良苦用心。更好、更真切地为选民代言，是他们的出发点和归宿。所以我说，对于这个意义上的“金钱政治”，金钱并不可怕。
　　为什么说可怕的是老板代表的“政治意识”？因为政治意识让他们屏蔽了底层民众的真实生活。周德文凭借他在温州的影响力和市人大代表的责任感，处理了大量的个案，尽管一些他插手的个案，结果并不圆满。可他没有放弃，当民众怀疑司法*，他领先“质疑”温州中院；当水利工程安置中的移民、旧城改造中的拆迁户造访他的工作室，他没有因为他们牵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群体性问题而推诿。
　　起初，周晓光也以极大的热情接待了“社会矛盾集中的来访者”。运转一段时间后，他开始将接待访问的内容，缩小到“议案素材”和具大局观的“大问题”上，范围也局限在义乌市为主，不超出浙江。显然，沈爱琴和章凤仙发起的“四级代表热线”，也借鉴了周晓光的做法。他们以“不给政府添乱”为自觉奉行的原则，坚称自己“不是信访部门”。
　　简单地认为周德文比周晓光、沈爱琴更具为民代言的大勇之气，以为周晓光和沈爱琴没有铁肩担道义的情怀，都是荒谬的。后两者都是穷苦的农家女出身，她们对民间疾苦比一般的官宦豪门子弟有着更为感同身受的体悟。她们不愿意处理个案的原由大略有二：自认为处理个案不是目的，搜集适合全国人代会的议案才是根本；处理社会矛盾集中的个案，会影响社会稳定。后面一条，是她们的“政治意识”。据我的实地考察，她们强调稳定和“大局”的政治意识，与也同样关注稳定和大局的地方人大机关、地方官员关联甚大。毕竟，她们是全国人大代表，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都不是周德文这样的地市级人大代表可以比拟的。若她们处理个案，全国各地的来访者纷至沓来，且不论她们有无精力应付，地方官员们也一定会对“稳定”提心吊胆。“讲大局的政治意识”，此时是悬挂在全国人大代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工作室”会否成为“第二信访办”，是有司们衡量他们政治素质的一个标尺。
　　我体量有司们的难处，亦可品咂出老板代表们的心理负荷。然而，我并不以为染有“第二信访办”色彩有什么不好。人大代表就个案问题约见政府部门，进行质询，原本就是法律赋予他们的职责。难道由人大代表出面商讨个案的解决，不是一种有序的*参与吗？人大代表介入群体性事件，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用我们的政治话语体系评述，就是政治成熟的表现，就是先进性的体现。
　　从法理上说，我以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民的关系是委托而非代表，如果他们回避社会矛盾集中的问题，就是辜负了民众的委托。即使我们承认另一种理论的合理性：“浙江选区的代表，应为浙江选民负责”，我们也不能忽视选区底层民众的利益取向。抽象空洞的人民意志和利益是不存在的，倘若“工作室”搜集的议案素材中，没有活生生的底层民众的鼻息，他们议案的“大局观”价值何在？
　　从实际观之，沈爱琴等人只是“一般不处理个案”，部分民众的个案还是被他们处理了。排除他们的爱心不谈，一个人大代表的“工作室”若长期忽略底层的艰难投诉，人们为什么要找他们倾诉自己的心声？这样的“工作室”也难以长久地受到尊重并坚持下去。
　　正如周德文新年伊始在*温州市委的座谈会上所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能力，是执政能力的一个表现。人大代表工作室对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和矛盾的意义，一定是正面的。当下，我们最需警惕的不是老板代表的金钱政治，而是给老板代表灌输保守的“政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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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的还是先前的那个老把总
“现在，我可以非常肯定，到2000年，俄罗斯将成为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当叶利钦举起香槟酒，为他在俄罗斯大选中的胜利干杯时，一个加拿大的中年女人、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弗里兰记下这句话，并把它写到她的大作《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中。
　　生铁一样的现实给了叶利钦一个冰凉的耳光，他在20世纪90年代的豪言壮语没有兑现。现在的俄罗斯，不但说不上“非常富裕”，甚至连“富裕”都是奢谈。至于*，似乎是有了，但被政治寡头和经济寡头垄断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给专制制度下压抑已久的人们以真正意义上的*？弗里兰就此不断拷问，最后的结论是：“新”的制度还是“旧”的那一个。
　　阅读在这里停顿。我想起鲁迅先生用小说语言评述辛亥革命的一句话：带兵的还是先前的那个老把总。
　　看《世纪大拍卖》，我的思绪总是要被中国现实不停地打断。我们没有办法不思考邻居的不幸与我们的未来。尽管彼国发生的一切，并不能和中国的改革故事作简单的类比。先后就读于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弗里兰是个一流的新闻人，总是知道不同读者的需求，她在中国版的序言中，果断地提醒我们“留意邻家的不幸”。她说，在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狂奔中，我们应该汲取俄罗斯的两个教训：与俄罗斯的市场改革派所坚持的信条正好相反，私有财产并不是构筑市场经济所需的全部要素；公民社会和法治秩序对于一个繁荣的市场经济的诞生和延续至关重要。
　　反顾中国过去几年走过的路，我们发现，在MBO和股份制改造中，一些人或许真的急切了一些。曾经，不少中国知识分子迷恋私有化，并热切地期待着一个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兴起。他们执著地相信，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都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现在，有“吴市场”雅称的吴敬琏等人意识到“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既可能出现弯路，也可能出现岔道。如果没有法治，我们一度热血沸腾的市场经济有可能会变得青面獠牙，瘸腿，或者像土匪一样凶狠。或源于此，吴敬琏和一些法学家走到一起，去市场经济异常繁荣的上海，搞了一个“法律和经济研究所”，以避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滑落到俄罗斯的怪胎中。
　　担心中国“俄罗斯化”，并非是毫无来由的臆测。一年多以前，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中就看到过“左手倒右手，国有变私有”的案例。去年，我在浙江采访，一个20来岁就上过中央党校的政府官员，在下海出任红色经理的土地开发中，不但一夜暴富，还将一个业已告老还乡的副省长牵进秦城监狱。无数细节的迭加，反复涂抹出一个个“俄罗斯式中国”的蛛丝马迹，提醒我们小心地走向未来。
　　过去，我们信以为真地认为，市场化的改革，会为*的到来聚集不可阻挡的力量。事实确实如此。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我们看到一个个富翁在人民大会堂进进出出。媒体都在欢呼这一时代的进步。除了少数保守派人士还固执地相信他们是需要改造和消灭的对象外，已经没有人把他们视作洪水猛兽。认识到新兴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出现是一件好事，承认他们在生意做大后参与政治的合理性，并没有什么错。实际上，*政治的要义，就在于没有歧视地给予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阶层参与政治的机会。俄罗斯的转轨故事提醒我们，亿万富翁们是可以影响政治的，但他们不能够垄断影响政治的途径。他们当然也可以致富，但不可以在致富的道路上，土匪似地埋没穷人的土地、房屋和尊严。
　　坚持媒体不应当被国家垄断的弗里兰，面对俄罗斯被私人拥有的大众媒体，并没有欢欣鼓舞，因为她看到的不是一个公正、开放和独立的舆论环境。多数寡头创办的报纸，清一色是投资者的商业和政治利益的露骨的喉舌。即便是小心翼翼不把报纸变成自己的傀儡的古辛斯基，也时常要求报纸不要批评某些政治家或者商人，理由是，他们正在与这些人谈生意。
　　尽管投资媒体并影响媒体的事在中国还没有发生，但是在对比俄罗斯和中国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仍然喜欢那句出自《世纪大拍卖》译者的话：只要换一个名字，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关注《世纪大拍卖》的理由。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强调邻居的不幸，不代表我们认为中国一定会变成俄罗斯式的中国。我们厌恶转轨中所有事与愿违的故事，并不表明我们要回到过去的状态。对于正在过“大关”的中国改革，我们要做的，不是后退，而是用法治的力量，约束改革的方向，不要拐错了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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窖藏白银的心理阴影
“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早在2004年春天，就作为佐证中国法治进步的例证，白纸黑字写进了中国的宪法修正案。欢歌的“诗作”墨迹未干，2005年年初的《瞭望东方周刊》，便幽默地爆出“浙江富豪窖藏白银数十万两”的新闻。坦率地说，我对这则新闻中的事实是将信将疑的，但我相信它可能符合新闻的“本质真实”。以我有限的接触和观察，中国绝少有私营企业主真正地相信他们的私有财产是“神圣”的，哪怕宪法明确地告诉他们“不可侵犯”。
　　报道评论这则新闻的媒体，甚少从产权申说，而是将中心思想延伸为“私营企业主的心理压力”。我猜想，这大概是不愿老调重弹的新闻界意图追求新意。我心中，构筑“中心思想”的关键词，是私有财产，是产权。富豪们为什么要低调？他们的心理压力为什么那么大？我以为，产权在部分有产者的内心还是一片模糊的阴影。
　　2004年春天，发轫于江苏常州的“铁本案”，让一个辛苦打拼的私营企业主，转瞬间一贫如洗，还迎来一场牢狱之灾。依理说，中央政府铁腕推动宏观调控，依法行政，本无多少法律或者政策上的处置不当。可浙江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却有人感到不安。以至中国的领导人不得不亲身南下，劝慰浙江的富豪们放心。据一位出席座谈会的浙江商界人士说，领导人一再告诉与他同为富豪的人们，中央政府没有打压私营企业主的意思，宏观调控也不是针对私有财产下的药。一个不可证伪的流言说，领导人离开杭州的那天晚上，很多浙江的私营企业主说，他们“终于睡了一个安稳觉”。
　　我们注意到，领导人南下劝慰富豪的时候，距离人大代表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写进宪法不到半年的时日，然而，“铁本”一个个案就动摇了他们对于一部宪法的信心。事实上，他们对“根本*”并没有给予根本上的信心。很多时候，他们相信的是政治，而不是法律。
　　今天，人们喜欢将1989年前后捐赠资产给公家的私营企业主，说成精神高尚的人、不愿意一人致富的人。不是我恶意揣度人，他们真正的动机，可能担心“政策一变，私产变公产”，与其被动地重蹈历史上割资本家尾巴的覆辙，还不如主动地赢得一个有利的空间。
　　15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向私营企业主阶层敞开了怀抱，“劳动价值论”不再成为*主义者评价有产者的唯一理论基础。宪法也在千呼万唤中赋予私有财产崇高的法律地位。一时间，知识分子们开始额手称庆。只有谨慎的有产者担心这一切会不会仅仅是一个难得的“小阳春”。
　　所以，2004年夏天，当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胡德平提出私营企业要追逐“利益最佳化”而非“最大化”时，敏感的私营企业主们便对“青岛会议”遐想联翩，怀疑政策风向标会否变动。为什么东南沿海一带的富翁们不少人拥有国外的绿卡？原由之一，也是害怕私有财产有朝一日不能姓“私”。
　　2004年，中国的私营企业主确实有些提心吊胆。无论是*引发的产权改革方向的大讨论，还是大型企业不准MBO、中小企业要规范的国家命令，在部分胆小的有产者心中多少有些草木皆兵的感觉。
　　新的一年开始了，中国私营企业主的担心也没有了，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在未来就不会再度害怕被公产。“掘地藏银”的黑色幽默提醒我们，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需要的不仅仅是法律上的确认。对法律的尊重是一种精神，任何政策都不能轻易将之撼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商业银行并没有取消作为叛军将领的华盛顿的股东资格，他的私有财产也没有被冻结或者剥夺，直到战争结束，他还在享受银行的“红利”。试想，如果私有财产在我们国家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