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粟裕-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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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代表是曾洪易，他和乐少华的经历相仿，能力和见识也差不多，红七军团的领导权就由这两个“布尔什维克”给把持着。
成立先遣队之前，曾洪易是越“左”越好，成立先遣队之后，却像个霜打了的茄子，要多颓废有多颓废，哪个地方都不敢久待，只想赶紧完成到达皖南的任务就算了事。
红七军团北去后，叶飞又集中了1000多人参军，但已经追赶不上部队了。
除了军团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军委的命令也让寻淮洲和粟裕倍感困扰。红七军团离开闽东后，在闽北一连打了几个小胜仗，最后到达闽北苏区时，部队已经疲惫不堪，急需进行短暂休整，然而相应请求却遭到了中央军委的来电驳斥：让你们在闽北停下来休息，正是敌人的企图！
中央红军的长征尚未开始，在中央主持军事的仍是博古。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时，不过24岁，缺乏军事经验，打仗只能听李德的，所做决策也都十分机械笨拙。
事实上，在红七军团离开瑞金后，“皖南暴动”已经失败，建立皖南苏区自然也就成了泡影，博古、李德等人都已得到消息。此时若随机应变，让红七军团留在闽东、闽北作战，其牵制作用要比去皖南好得多。
退一步说，要是能够直接去皖南倒也好了，可是博古等人又突发奇想，提出让红七军团在浙西打游击，而且还规定死了游击的路线和时间。
游击的优势，全在“灵活”二字，什么都规定死了，那就不是在打游击，说白了，还是在搞运动战。
江浙作为南京政府的核心区域，建有严密的保甲制度，地方上的保安团不仅枪械完备，而且经过纯熟的训练，这种运动战又岂是好打的。红七军团被迫每天一战，最让人挠头的还不是天天要打仗，而是战后伤员没法安置，只能抬着走，由此又大大地削弱了部队战斗力。
关系到部队存亡，寻淮洲和粟裕再也看不下去了。在要不要机械执行中央命令上，寻淮洲和政治委员乐少华更是面对面地发生了激烈争吵。
自此以后，军团高层要么不开会，要么一开会就吵架，天天如此，几乎造成指挥上的瘫痪。
乐少华是专横，不把寻淮洲放在眼里，作为中央委员的曾洪易则是怯懦，尤其在遭到飞机袭击后，更是吓得脸色发青，嘴唇颤抖，他不仅在作战上毫无主见，还一个劲地嚷嚷着要离开部队。
就在决断不下之际，寻淮洲、粟裕获报，敌军主力已从不同方向围拢过来，再留在浙西，有可能全军覆灭。
他们当机立断，决定不顾中央军委的一再指责，离开浙西，向皖赣挺进。
第6节。
细节是关键
1934年9月30日，红七军团到达皖赣边。这才知道，皖南暴动失败了。
好在皖赣边也有苏区，不仅地形有利，补给上也较充裕，按照寻淮洲和粟裕的想法，不如在皖赣边就地开展游击战，先消灭尾追之敌，待时机成熟后再入浙进行袭扰。
可是他们的建议遭到了中央军委的否决，军委传来新的命令，让红七军团进入闽浙赣苏区接受整编。
从皖赣苏区到闽浙赣苏区，又是几道封锁线，红七军团到达目的地时，整个军团仅剩下3000多人。
闽浙赣苏区是方志敏创建的老苏区，该苏区辖有红十军。两军奉命合并为红十军团，军团长为刘畴西，寻淮洲仅任师长。
这对寻淮洲而言，显然很不公平，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后，整整4个月，前沿都是他和粟裕在进行指挥，最后别人全是原职调动，唯独他被从军团长职位上撤了下来。
中央军委随主力长征后，红十军团改由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统一调度，项英下令红十军团以运动战的方式向外线出击，以创建新苏区。
在那种形势下，博古等人还组建红十军团，指望以军团规模打大仗，本身就是一个重大失误，而项英的决定，则错上加错，进一步把红十军团推向了危险境地——想想看，中央苏区原有8万主力红军，连他们都守不住老苏区，却要更弱、更小的部队去创建新苏区，这实在是一件强人所难的事。
红十军团共有3个师，其中，仅有由原红七军团改编的第十九师能打正规战，第二十、二十一师均为红十军以及一些地方武装升级而成，主要长于打游击，没有大兵团活动的能力和经验。
用朱德的话说就是“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基本上是相互拖累。
1934年12月10日，红十军团集结于黄山东南的汤口，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各路部队闻声而动。
3天后，红十军团向北转移，由乌泥关进至黄山东麓的谭家桥。他们获悉，大部分追敌距离尚远，只有补充第一旅紧咬不放，现已抵达汤口。
补充第一旅的旅长正是王耀武。彼时的王耀武只是刚刚出道，但他已经受到了蒋介石的注意和器重。
王耀武毕业于黄埔第三期。在国民党将官中，一期、二期黄埔生成堆，王耀武以三期的资历，能让蒋介石另眼相看，实在是很不容易。
让蒋介石动心的，是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王耀武死守宜黄一战。
驻守宜黄的是国民党第三十二旅，旅长为黄埔一期的柏天民。当红军围困宜黄时，蒋介石已允许柏天民撤退，但柏天民在时任团长王耀武的竭力劝说下，仍选择了守城，而且一守就是20多天，红军也始终没能攻下宜黄。
柏天民在作战中腿部受重伤，战后他向蒋介石大力推荐王耀武继任旅长一职。于是蒋介石专门召见王耀武，并饶有兴致地当面问他为何要死守不退。王耀武的回答是，当时已身陷重围，红军又长于打援和野战，与其突围时失败而死，不如与城池共存亡。
王耀武还说，宜黄是战略要地，一旦失守，即便付出1万人的代价，也未必能够重新夺取，所以从战略整体着想，也不能轻易放弃宜黄。
蒋介石听后十分满意，决定重用王耀武，不过他没有让王耀武继任第三十二旅旅长，而是任命其为补充第一旅旅长。
授予此职，蒋介石考虑得很是周到。因为第三十二旅有很多黄埔一期、二期生，就怕王耀武因资历浅摆不平，而补充第一旅刚刚成立，没有这些问题，便于王耀武指挥调度。
当蒋介石把自己的这番用意告诉王耀武时，王耀武感激涕零，练兵作战也更加尽心尽力。
正是由于太积极了，所以各路追兵中，就数王耀武冲得最猛最前，队伍也因此显得孤立突出。经过分析研究，红十军团高层做出决定：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拿这个王耀武开刀祭旗。
从装备上看，补充第一旅胜过红十军团，但红十军团有3个师计5个团以上的兵力，补充第一旅只有3个团，另外，红十军团还占有地利优势。
乌泥关是一个山隘口，从乌泥关至谭家桥段的公路两侧，5公里范围内，自南向北都是小山坡，若是打伏击战的话，乃天造地设的绝佳地形。
打伏击战，细节是关键，围绕细节，军事主官之间产生了分歧。
军团长刘畴西拟订的伏击战方案是，以第二十、二十一师为主攻部队，第十九师负责待主攻方向打响后，向乌泥关穿插，以截断王耀武的后路。
寻淮洲和粟裕对此存有异议。道理很简单，第十九师能攻善守，野战经验丰富，当然更适宜于担任主攻。
话丑理端，可惜刘畴西不接受。
刘畴西毕业于黄埔一期。南昌起义时，粟裕不过是个班长，而刘畴西已经是营长，后来他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因作战受伤割掉了左臂，人称独臂将军。
刘畴西的资历是没有问题，但他在中央苏区时的最高军职为师长，来到闽浙赣苏区后才担任军长，时间也不长，与寻淮洲和粟裕相比，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和经验。
作为负主责的军团长，刘畴西不会承认自己的欠缺，对歼灭补充第一旅，他也表现得相当乐观。
第7节。
硬碰硬的阵地战
刘畴西的乐观，其实包含了不少水分。
你要是仅凭“补充”两字，就认定补充第一旅是一支二流部队，那就完全错了。
除了武器装备较好外，这支部队的兵员素质也很高，士兵多为北方人，作战风格硬朗，军官则大多是军校毕业生，官兵训练有素，敢打且能打硬仗。
1934年12月14日，王耀武率部到达乌泥关。他很快发现乌泥关地势险要，为避免不测，特地留下一个团防守乌泥关及其附近高地，其余人马则继续前进。
红军出没的地带，多为险要区域，王耀武也不会算命，他事前当然不会知道对方要在这里设伏，能以1/3兵力做后手，已经比其他将领要精明谨慎得多了。
眼看王耀武的那两个团就要完全进入伏击圈，这时意外发生了，一名红军战士因过于紧张，枪突然走火。
补充第一旅的前卫部队立即警觉起来，发现有红军埋伏后，他们一边抢占路边高地，一边派人向王耀武飞报情况。
在前沿指挥的刘畴西见状又气又急，只得提前下达出击命令，伏击战也瞬间演变成了遭遇战。
王耀武虽然暂时处于被动地位，但他在很短时间内便判明了战场势态。看出红二十师战斗力并不强，所据阵地又是控制战场的制高点，王耀武便首先集中迫击炮和重机枪对其进行火力压制，同时向高地发起猛攻。
红二十师以前没打过这样硬碰硬的阵地战，一时慌乱起来。王耀武找准弱点后，便不断增调兵力向这个点进行突破，最终红二十师的阵地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随着补充第一旅的官兵不断涌入，乌泥关及谭家桥高地尽被王耀武所夺，战场主动权完全易手。
按照原计划，当主攻方向的战斗打响时，寻淮洲即率红十九师前去乌泥关抄袭敌军后路，但这时红二十师已呈溃散之状，再抄袭后路已无意义，刘畴西急忙改变计划，令红十九师回援。
遗憾的是，寻淮洲没有遵令，即使方志敏写信去调，也没能调来。
也许长时间的压抑，让寻淮洲分外渴望能出奇制胜，在这关键时刻，他也失去了大局观，失去了智，只剩下勇。
寻淮洲要“单独自打一方”，只是他和刘畴西一样，都太低估王耀武了。
当红十九师到达乌泥关时，王耀武留下的那个团早就占领了制高点，并能居高临下地俯瞰北面低地，穿插行进中的红十九师被隔断在悬崖峭壁之下，兵力难以展开。
寻淮洲杀红了眼，干脆端起一挺机枪，带头发起冲锋。
几经反复，制高点终于拿了下来，但已无实际意义——红十九师伤亡过重，失去了继续攻坚的锐气，也根本起不到断敌后路的效果。
更不幸的是，寻淮洲在冲锋中腹部中弹，受了重伤。在送往茂林的途中，又因山路颠簸从担架上摔下来，导致失血过多，于第二天去世，死时年仅22岁。
谭家桥战斗从早上打到下午，战况异常激烈，王耀武在上报时称：“是役也，为本旅各次剿匪战役中最猛烈之战争。”
当战斗进行到下午，红二十一师的阵地也被王耀武突破。补充第一旅一部已攻至红十军团指挥所附近，再打下去的话，整个红十军团就得被人家“包饺子”了。
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方志敏和刘畴西下达了撤出战场的命令，此时王耀武也精疲力竭，无力再进行追赶。
谭家桥一战对双方都至关重要。若是这一战能打赢，红十军团不仅能补充大量匮乏的物资装备，而且能挫灭敌军气焰，真正在皖南站住脚，相反，其处境就变得十分艰难和被动。
谭家桥战后，俞济时不断向皖南一带调集重兵，包括补充第一旅在内，已集结了20个团的兵力。
面对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红军只能在寒冷的山区里饥一顿、饱一顿，靠不停地兜圈子来避敌锋芒，部队的战斗意志大为削弱，与此同时，刘畴西也由乐观者变成悲观者，决策时优柔寡断，常常难以下定决心。
红十军团转移时，曾遭遇一个保安团。这时红十军团兵力加一块，仍相当于3个整团，如果刘畴西能审时度势，下狠心全军扑上，是有望予以全歼的，但他能避就避，抠抠搜搜，只派了一个营上去作战，后来发现一个营不行，又派一个营，直把歼灭战搞成了“添油式”的消耗战。
在红十军团，方志敏是项英任命的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权威超过乐少华，但他不懂军事，同时身上又带有很多文人气质，在为人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