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发展报告(2014)-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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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中的希望耗尽。2011~2013年，我国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总额549。92亿元，截至2013年底，存量规模占债券票面存量余额的比例不到1％。

　　　　从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节奏可以看出，行政审批主导的市场不可能是一个反映真实需求的健康市场。而“非标”的快速发展，反映了银行贷款出表的迫切需求、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和金融机构的中介服务需求，也反映了二级市场流动性并非不可或缺，面对风险收益比较高的优质资产，投资者愿意牺牲一部分流动性买入“非标”，并持有到期。

　　　　从2013年7月开始，东方证券以阿里巴巴旗下小额贷款为基础资产的证券化产品“东证资管…阿里巴巴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系列”合计发行五期，总规模为25亿元，每期产品都全额发售，认购踊跃。但与其他资产支持证券相同的情况是，大多数投资者以买入持有为主要目的，二级市场交易并不活跃。这也说明，第一，投资者对债权类投资品种的交易欲望还没有形成；第二，我国债权资产的二级市场尚未培育起来。

　　　　而另一边的“非标”市场正在成长为我国最大的高收益信用市场。由于过去几年货币政策宽松和宏观经济环境稳定，市场没有出现系统性信用风险，支撑了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较高的风险偏好，使得非标准高收益产品需求快速增长。相对于标准化的债券品种，非标准化产品凭借其高收益率、暂无违约风险，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但随着经济下行周期到来，“非标”市场的痼疾逐渐暴露，因信息披露不健全，投资者没有二级市场抛售选择权，导致风险事件发生后，资产管理机构出于声誉和监管压力的考虑，选择“刚性兑付”。

　　　　因此，“非标”亟须妥善解决信息披露不透明的问题，满足目前国内投资者对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投资需求（暂不考虑交易需求）。目前，国内信息披露最规范的资产管理子行业当属公募基金与保险资产管理，如果其他资产管理机构能够在类固定收益产品的运作中，即在“非标”的投资过程中，以上述两个行业为标杆完善信息披露，就可以摆脱影子银行的帽子，进而真正实现风险与收益过手给投资者，“非标”市场也将成为健康、可持续的市场，并有望超越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成为我国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变的主要替代力量。

　　　　更长远地看，若“非标”市场更加市场化，且成为一二级市场健全、交易活跃的成熟市场，则其与资产证券化市场本质无异。而银行贷款出表的欲望得到满足后，或许包括银行理财在内的资产管理行业都将面临挑战。因此，如何减少对“非标”的依赖，发展多元化投资管理能力，也应是资产管理机构未雨绸缪之举。

　　　　2。通道之祸

　　　　在2013年的资产管理行业中，通道业务最疯狂。但从长远来看，通道业务存在价值会越来越小。过度依赖通道业务不利于资产管理机构自身能力的提升和核心竞争力的打造，即使监管层并无禁令，也应尽早摆脱。

　　　　2013年的行业数据显示，券商定向资产管理中的被动管理资产规模占总规模的比例在85％~90％，基金子公司的这一比例可能更高。倒是老牌的通道业务之父——信托公司的通道业务比例略低，单一资金信托占比约70％，其中，要扣除主动管理的对接单一机构或个人客户的资金信托，信托行业的通道业务占比应在60％以下。

　　　　最初，信托公司在银信理财合作中充当SPV（特殊目的载体），其与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SPV是同样的初衷，作为持有被证券化资产的载体，实现资产隔离与破产隔离。事实上，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导致破产隔离的作用不一定能够实现，但效果上实现了资金端到资产端的联通。这可能也是“通道”一词缘起之因。

　　　　2012年资产管理新政推出后，券商资产管理机构、信托公司、基金子公司、保险资产管理机构投资范围逐步趋同，信托公司的牌照垄断优势不复存在；而作为主要资金来源的商业银行，由于受到利润压力以及资本充足率、贷款规模、贷存比等监管指标的限制，有着强烈的表外扩张冲动。一时间，券商定向通道和基金子公司快速接手原银信合作的表外信贷通道业务。对券商资产管理机构和基金子公司来说，从通道业务入手，迅速做大资产管理规模，并在以银行为主的融资类业务市场分一杯羹，是解决生存问题的刚性需求。供需双方的你情我愿使得资产管理机构在2012~2013年实现了管理资产规模连续翻倍增长，其中通道业务一马当先。

　　　　然而，通道的过度发展，对实体经济、资产管理行业均有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资金掮客盘剥实体经济。通道泛滥导致金融机构甚至一些个人不愿发挥主动管理能力，甘当资金掮客，在资产端到资金端的对接中层层盘剥，从中牟利，侵蚀投资者应得的收益，而这也不利于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在通道业务中，虽然最终资金会流向实体企业，但它拉长了中介链，催生了“资管泡沫”，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杠杆率，增加了系统性的流动性风险。值得注意的是，通道业务对接的融资企业主要是能够承受高成本融资的房地产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甚至包括为了生存不择手段融资的濒危企业、“僵尸”企业。通道资金一味追逐高收益使得一般正常经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很难随着资产管理行业的繁荣而得到改善。

　　　　二是层层转包导致权责模糊、风险责任悬空。从项目提供方到资金提供方之间的通道越长，抽屉协议越多，责权越难明确。中诚信托30亿元矿产信托（投向山西振富能源的“诚至金开1号集合信托计划”）和吉林信托10亿元信托贷款项目（投向山西福裕能源的“松花江7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爆发兑付危机后，银行与信托公司各执一词，推脱责任，导致风险处理机制无法顺利启动，资产管理者的尽责履约义务受到质疑。

　　　　三是不利于资产管理行业长期健康发展。通道业务使参与者“脱实向虚”、心态浮躁，一味做大融资通道规模，而忽视了对投资管理能力的建设与基础工作的推进。此外，通道业务不透明的一对一撮合交易还可能导致寻租空间滋生。

　　　　从最新出台的监管政策来看，监管层出于防范行业系统性风险的考量，对通道业务表示默许。目前，大量资产管理机构主动管理能力欠缺而通道占比过高，若“一刀切”地叫停通道，盲目发展主动管理业务，在经济下行周期可能问题会更多、更可怕。所以，监管层退而求其次，选择“自扫门前雪”策略，要求通道可做，但责权要明确。

　　　　2013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简称“107号文”）及随后中国银监会和中国证监会的落实文件，均要求通道业务在合同上明确风险承担主体和通道功能主体。

　　　　3。“刚兑”之咒

　　　　截至2013年底，类固定收益市场上“刚性兑付”仍然被所有资产管理机构如行业信誉般共同维护着。但长远来看，有序打破“刚性兑付”将是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一环，其意义不亚于利率市场化。

　　　　“刚性兑付”的存在使得投资者，特别是个人投资者形成了无视风险、一味追逐高收益的观念定势。高企的“无风险收益率”掩盖了资产管理产品所对应的融资主体和融资项目的信用风险，投资者不在意投资标的优劣和资金流向，更多地关心作为融资中介的资产管理机构的品牌和资本实力。若高收益与“刚性兑付”持续并行，将扭曲金融市场的竞争格局，即“非标”以高于标准债券市场的收益率和隐性兜底的担保，持续分流债券市场和权益类市场的资金。不断有资金入场接盘又进一步增强“非标”产品“刚性兑付”的能力，并形成逆向选择，将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不过资产管理机构“刚性兑付”的破除压力正在逐渐加大。实体经济持续低迷，企业违约概率显著上升，资本实力有限的资产管理机构很可能在腾挪续接的过程中超越能力边界，出现“锅盖盖不住锅”的情况。2014年，信用风险及兑付压力是摆在所有资产管理机构面前的第一道槛儿。

　　　　展望未来，完善的信息披露是打破“刚性兑付”的必备条件。如若信息披露机制不断完善，有序打破“刚性兑付”的路径可以是：将目前的类固定收益资产管理产品分为两类，一类是叠加自身信用，吸引投资者资金用于为上游企业项目融资，资产管理机构为投资者提供预期收益率，超过预期收益率的部分都归资产管理机构所有，这类产品要计提净资本，到期“刚性兑付”，本质上与银行的吸收存款、放出贷款的业务类似；另一类则不约定预期收益率，仅提供评估后的预计收益区间，向投资者充分披露资金投向信息，揭示全部风险，到期实现收益后，除支付约定管理费之外，其余收益全部过手给投资者，不必“刚性兑付”，资产管理机构亦无须为之计提资本。

　　　　三资产管理行业前景展望

　　　　从资讯提供、市场研究、组合管理、模型设计、交易经纪、托管清算到平台系统，我国的资产管理行业逐渐呈现业态丰富的全貌。随着资产管理行业向投资银行、财富管理两端逐步延伸，市场的拓展对行业主体——资产管理机构的能力要求也越发多元化，更使差异化发展与同业竞合成为必然。2014年的资产管理行业将在监管统一的趋势中，走出套利游戏思维，支持实体经济，实现同业竞合发展。

　　　　（一）资产管理机构发展的三个模式

　　　　2012年资产管理行业爆发式增长以来，业界对野蛮生长后的路径选择争论不休。究竟要开展财富管理还是资产管理？究竟要资产管理业务投行化，做资产管理投行，还是要让有“中国实业投行”之称的信托公司转型回归资产管理？贴近资产端，没有分销渠道、没有直接客户的私募投行在中国有没有土壤？以客户为王的第三方理财机构要不要向资产管理端渗透？

　　　　交通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马续田2014年4月在成都普益财富管理论坛上的发言给出了资产管理机构发展的三个模式。他认为，参考国际资产管理行业的经验和业务模式，大体可以将资产管理机构分为三类模式：综合服务商模式、核心服务商模式和专业服务商模式。综合服务商模式涵盖广义资产管理范围的全部业务：资产管理（狭义）、财富管理和投资银行，为客户提供三位一体的服务，这对资产管理机构的投资管理能力和客户规模都有很高的要求。核心服务商模式则是在三种具体业务中实现其中的两种，比如“财富管理＋资产管理”，或者“投资银行＋资产管理”的模式。而且专业化分工后并不意味着只是小而美，规模也可以做得很大，在总报告后的专栏中我们会详细介绍。至于专业服务商模式，则纯粹在狭义的资产管理细分领域，不介入渠道，也不介入投资银行，专门从事投资理财的资产管理服务，比如国内的公募基金行业。

　　　　未来，我国的资产管理机构到底要选择何种道路，需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发挥既有优势，在激烈竞争中寻找行业“蓝海”。比如，对我国的信托公司来说，其现状更像是“投资银行＋资产管理”的核心服务商模式，未来则可以向兼顾上下游的综合服务商模式努力，也可以向实体经济，向产业靠拢，朝着私募投行的方向做专做精。而对大多数大中型商业银行的资产管理部来说，综合服务商模式才是理想状态，既可以弥补商业银行缺少投行牌照的短板，又可以满足既有客户的全部金融需求。至于专业服务商模式的代表——公募基金，则需要提高投资管理能力，扩大投资视野，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与货币市场，甚至外汇市场、全球金融市场之间实现全市场资产配置。

　　　　（二）协同监管，统一尺度

　　　　我国分业监管的现实导致了监管竞争的客观存在，这种竞争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红利也助推了资产管理市场的壮大和各类型机构之间的监管套利。我们认为，虽然影子银行的乱象已经引起国务院层面的关注，但短时间内监管方面还不太可能出现根本性的变革——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然而，国务院层面改革的决心与动力持续坚定，“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等亦不断推进，“一行三会”共同促进某项改革的可能性也在加大，监管空白、监管套利的空间逐渐被压缩。

　　　　2013年底“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