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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说钱-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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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招数不可谓不高明。可是,瞒得过老天,瞒不过众人。他的名声因此很不好,官场和民间都认为他是“失德”。
  不过,春秋战国时的政治家,也不都是财迷。
  有的人眼光就看得比较远。有一次宋国发生饥荒,大夫司城子罕就建议,国君应该“出公粟以贷”,也就是把国库的公粮借给饥民。他还建议,要命令高官们自己也要出血,把自家的粮食也贡献出来。司城子罕不光叫别人这么做,自己也带头,借给穷人粮食不记账——愿意还不还,他根本就不打算收回。
  这一来,饥民可算见到了大救星,《左传》上说,粮食放出来后,“宋无饥人”。
  在宋国的另一次灾荒中(这宋国真够倒霉的),公子鲍还把自家粮食全部拿出来,借给贫民。
  《国语》里记载,“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就曾多次下指示“弃责”。楚共王、晋景公、齐景公,都实行过“已责”措施。“已责”,就是终止债权债务,跟“弃债”是一样的。 。。

第三篇 铜钱是我们尊敬的“孔方兄”(4)
这些政治家们,脑子并没进水,他们知道老百姓最需要什么。他们也知道,有一种财富是无可估量的,那就是民心。他们不过是豁出一点钱来,“收买民心”。
  老百姓是知恩图报的,贤明的政治家们这么干并不白干,公子鲍就因为舍小家、帮大家,后来当上了宋国的国君,是为宋文公。
  要是你光跟人家握握手、摸摸人家小孩脑袋,就指望百姓对你感恩戴德,那不是太幼稚了?
  齐国有个田桓子,准备夺取政权,在借给贫民粮食时,大斗借出,小斗收回,不仅不考虑利息,连本钱也没打算全部收回。
  孟尝君的门客冯谖,主动要求去替孟尝君收债。他到了薛城,让官吏把欠债的人都召来,逐个核对了“别券”,而后一把火烧掉。欠债人喜极而泣,“民称万岁”——这该给孟尝君争取到了多少民心!
  如果“口惠而实不至”,光是嘴上说要富民,却一门心思要把老百姓兜里的闲钱给挖走,那怎么能坐得稳?
  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君和高官,就是这样,有笨的、也有聪明的。那时的老百姓,生活得是好是坏,就看碰到的是什么样的主子了。
  孔子在财经史上只是一名小角色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人——孔子,在我们这个钱的历史上,也有一席之地。不过在财经方面,他可不是什么“至圣先师”、“文宣王”,而是个兢兢业业的基层小干部。
  孔子的出身,最早先是宋国的王室,甚是了得。后来祖先在*中失利,逃往鲁国,渐成破落贵族,
  他的父亲,史籍上习惯称为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是鲁国的一个武官,战功赫赫,还创造过以双手托起千斤闸门,掩护战友撤退的奇迹。这个事迹,几千年后让鲁迅先生激动不已,很想自己也做一回肩扛闸门的猛士。
  但是历来这样拼死命干的人,往往官都做不大,孔子的父亲终其一生只做到“乡邑大夫”。这个官,好听而不中用,比屈原那个“大夫”差得远,只是个乡镇级的小官。
  但是这位老将军的艳福不浅,早年娶了一妻一妾,66岁时又娶了一个20岁的大姑娘颜徵在,这姑娘后来就是孔子他妈。
  孔子的身世,有一段至今都有争议的公案。司马迁的《史记》上说,孔子是他父母“野合”之后生下他的。
  什么是“野合”?
  ——*时天当被子、地当床。
  这可有点,太那个……“小资产阶级”作派了,老将军怎会这么不检点?所以也有人怀疑,这样私密的事,别人怎么能侦查到?于是就有另外的解释,说是两人“老少配”,年龄太悬殊了,于礼不合,因此被称为“野”。
  有人考证,按孔子的生日推算,“野合”的那天应该是大雪满山,不大可能有夫妻以雪地当床。
  这个我们不管了,鲁国的纪检都没管,别人就更干涉不着。只可惜老将军没享几天的福,孔子3岁时他就死了。
  孔子真是个苦命的孩子,母亲也在他17岁时去世了。从这以后的打拼,完全就是草根式的奋斗,只能凭自己的脑子和体力。
  我们现在看到的孔子像,都是他成为“圣人”之后,后代人按照想象画出来的,基本就是个农民化了的老寿星。其实孔子仪表堂堂,身高一米九一(也有说两米多的),被乡邻称为“长人”,到哪儿都是鹤立鸡群。
  19岁上,他娶了一个宋国的姑娘(没准儿是逃荒过来的),一年后生了儿子。这时候的孔子,因为博学知礼,在鲁国很有了一点名气,生儿子时,鲁国的国君都向他道贺,还送了两条大鲤鱼来。孔子很感荣耀,就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孔鲤。

第三篇 铜钱是我们尊敬的“孔方兄”(5)
孔子这一段靠什么养家?估计是在乡间到处打杂。以后才有了一份“工作”,是在鲁国的权臣季孙氏门下,做了一名仓库小官“委吏”,实际上就是会计。
  孔子知道,自己没什么本钱,长得漂亮不当饭吃,想“啃老”也指望不上,只有埋头苦干。他倒也不嫌这工作琐碎、鄙俗,整天守在仓库里,收货发货,记账算账。那时候记账,是在竹简上,每进出一批货,就要刻上一刀,他是一刀都没错过。
  这工作虽然低贱,但是干好了也不易。他的前任,就是因为账目混乱,有贪污嫌疑,结果被季孙氏撵走的。
  孔子不同,他知道苦孩子就得下死力、干苦活儿,才有出头之日。久而久之,他总结出了一条经验:“会计当而已矣。”也就是说,会计这活儿,没别的,精确而已。
  据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句会计格言。
  季孙氏感到很惊奇:想不到这帅男能把这工作干得这么好!一高兴,就给孔子换了一个管制“乘田”,不过也还是小官——管理牛羊。
  孔子毫无怨言,还是一丝不苟地干。他后来曾经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这话不假,他年轻时,比这更低贱的差事都干过——民间乐队里的吹鼓手。人家婚丧嫁娶,他去给人家吹喇叭!
  孔子的成功,没有什么窍门,苦干加上远大志向。
  孔子早年干的小官,是不入流的,连正式的“出仕”都算不上,直到50岁以后,才当了几年高官。但他从30岁起开始做的民间教育工作,让他扬名天下,终于成就了一番伟业。他的思想,就是在今天,也被于丹阿姨煲成“心灵鸡汤”,温暖着千千万万的人!
  他之伟大,还在于说的都是大实话,没有一句是让人听不懂的。他发迹后,齐景公向他请教治国方略,他回答得很朴实,但是一针见血:“政在节财。”
  你看现在,他的话不还是真理吗?那些只会搞“政在破财”的人,到今天不还是要让人气得吐血!
  毛泽东在还没批孔时,对孔子的那一套思想遗产还是很重视的。1949年他在新政协会议上见到会计界的老前辈徐永祚,还幽默地称呼徐先生为“孔夫子的同行”。
  能做得了“鄙事”,才是成功的基石——帅小子们可要都记住了。那种命运超级好,干什么都一帆风顺的人,上帝早晚要灭他,这里面没什么道理可讲。
  在当今金融危机影响下,工作难找,薪酬又低,但是别忘了:能不能做“鄙事”,那是上帝对你的考验。说不定,做了一份“淡得出鸟”的工作,反而有希望将来流芳百世!
  古代金融界的一杆孤独大旗
  前面我说过,做人要做“国际象棋手式”的人,看问题要看到隐形的规律。
  规律从来就是隐形的,聪明人看得清,老实人看不见。否则怎会有人先富起来,有人赚不着钱只得号称“坚持理想”?
  什么是理想?理想是一种完美境界。而穷——温饱尚且吃力,配谈什么理想!
  所以我说,穷人不讳言自己穷,那才是真有救了。穷人要是嘴硬,用猪皮抹嘴,说“我很穷,但我的思想很富有”,那不是孔乙己?
  会下国际象棋的都知道,在国际象棋的棋盘上,从我方到对方有一条无形的对角线,谁先占住这个对角线,谁就必是最后的大赢家。
  这个对角线,没人给你画出来,你得自己会看。在金融界,这样的隐形对角线有很多,专门检验你脑子聪明不聪明、眼睛盲不盲。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篇 铜钱是我们尊敬的“孔方兄”(6)
在咱们中国,自从诞生了钱这个好东西,对它神化的有,对它赞美的有,对它鄙视的也有,但是对它能看透的人不多。
  春秋时代,中国历史上就出了最早能看透钱的人。
  那不是孔子。孔子门生满天下,而他,是一杆孤独的旗,名字就叫“单旗”。
  单旗先生也是知识分子,在春秋末年给周景王、周敬王当过卿士。“卿士”这个官,就是后代的宰相,总领诸臣的顶级大官。
  在他那个时候,就有“货币战争”,他就是第一位货币理论家。
  他的理论,到现在我们的央行还得遵循,不遵循,就要出乱子。
  ——人之伟大,就要伟大到这个程度,两千年后,人们也离不开你。“孔家店”现代以来至少被砸烂了三次,中国人照样活,活得好不好另说。而单旗先生这杆旗,你要是砍了,第二天咱们就都别想活。
  他所伺候的周景王,是个穷王。因为王室衰弱,财政上相当窘迫,连喝酒的酒具都要靠各诸侯国赠送,于是他就想“铸大钱”,以解决问题(见《国语》)。
  所谓“大钱”,就是现在的“大面额钞票”。不过现在的货币,只是一张纸,印上100元和印上1元,成本是一样的。金属货币时期不同,钱还没完全摆脱称量货币的胚胎,半两的钱,一般必须重半两,有时候含铜少一点,但总重量还应该是半两。
  而“大钱”,就是不足值的钱,比方说,明明只有半两重,却铸上“一百钱”的字样,把一个钱当一百钱来用。周天子,自以为是金口玉牙,说是一百钱,就是一百钱!财政经费不就够用了吗?
  事情是否这么简单呢?当然不。现在傻瓜都知道,这样做,岂不是要通货膨胀!
  单旗就跳出来反对。他说:这个金属货币,大王啊,有重的,有轻的。重的就是“母”,轻的就是“子”,相互间是有制约平衡关系的。不管轻重,都要够分量,也就是足值。
  他教育周天子说:这货币是干什么用的呢?一个,是用来衡量商品价值的,就是“权轻重”;另一个,就是“以振救民”。振,同赈,也就是给老百姓买粮吃饱饭的。
  货币的两大功能,他都给说到了,一个价值尺度,一个流通功能。就是没说货币是供大王老人家吃财政饭的。
  这一说,就明白了吧,铸币的轻重,是要根据流通情况而定,不是由着大王性子来的。如果商品涨价,老百姓感觉手头的货币重量太轻,买一只羊得背去好几大串钱,那就要铸重币,一次拿一枚就行了。
  这叫“母权子而行”。权,是“根据情况而定”之意。
  反之,如果物价很低,老百姓手头全是“大票”,没有“毛票”,买什么东西商家都找不开钱,那就要铸小钱,与民方便,这叫“子权母而行”。
  铸多少重币,铸多少轻币,大王啊,是市场说了算。
  单旗说完这些,又找补一句:大王,您“废轻而作重”,不就是想占老百姓便宜么?结果必使“民失其资”,同时也是给自己“召灾”。
  民失其资可能不要紧,因为您的亲属没有一个是民。但是国家税收就要因为民穷而减少,您老人家的费用就会更不足了(王用将有所乏)!
  您一不够用,就要加紧搜刮,民不堪负担,只有逃亡一途,那就有大麻烦了。
  本来财政不是供您胡吃海塞的,而是有备无患的。“民离而财匮,灾至而备亡”,老百姓一跑,您税征不上来,一点风险预备金都没有,国家就要大崩盘了!
  这,就是著名的“子母相权论”。
  单旗的这个理论,又叫“金属主义论”,主旨就是铸造货币要足值,不能毛。因为金属货币时期,钱本身还是个物件,有原料和制造成本,工序很麻烦,利润也不是太高,所以“钱”还是值钱的。假如面值超过实际重量,钱的价值就“虚”了。
  这个理论,对后代的影响那就大了。
  唐代有个政府理财家第五琦,不大相信单旗的,把这个理论演变成了“虚实相权论”,认为完全可以铸造不足值的钱,也就是一定数量的“虚钱”,既可方便流通,又可弥补“国用不足”。
  他想得美!结果,政府一当十、一当五十的“虚钱”一出来,单旗说的就应验了——货币贬值,谷价腾贵,民多饿死,第五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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