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战争: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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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而货币流动主要取决于贸易条件。与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理论关系相反，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高通胀率伴随着高失业率，而非低失业率；同弗里德曼的主张相反，90年代，日本的通货紧缩伴随的还是高失业率。不管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伴随着高失业率，这一事实对菲利普斯曲线和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概念提出了质疑。但主流经济学家继续接受弗里德曼—费尔普斯理论的核心原则，即某种自然失业率的确存在，如果加以维持，就能带来某种稳定的通货膨胀率。他们将之命名为“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美国的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这些年来从4％慢慢攀升至6％。
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意味着美国稳健货币的代价是6％的失业率。美国劳工部报告了“好消息”：2005年5月份，美国有760万人或者说51％的劳动力失业，还在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的范围内。由于低收入者倾向于生育比国家平均水平更多的孩子，美国的失业水平转移到相关家庭，就意味着2000多万儿童的双亲是失业的。这些无辜的不幸者将稳健货币，也就是所谓的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的制度成本，扛在其双肩上，为美国政府高度不负责任的赤字财政政策和导致贸易赤字和债务直线上升的错误货币政策买单。换言之，如果全世界6％的人口死于饥饿，那么食品的物价就能稳定。不幸的是，这就是维持全球农产品贸易体制的条件。没有任何政府经济学家费心地找出与真正的充分就业率相符的自然通胀率。
当失业才能使货币稳健时，很难看到稳健货币可以怎样导致充分就业。根据明确的范围和原因，失业伤害老百姓，而通货膨胀损害货币。如果货币的存在是为人民服务，那么在通胀与失业之间选择何者就是显而易见的。世界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只不过是萨伊定律的国际化。其运作的前提是充分就业。
四、工资与利润
新古典经济学不允许雇主们像亨利·福特做的那样，胸怀加工资的目标，相反，而是促使雇主们像福特汽车公司等当前的管理层日常所做的那样，尽量把工资压到最低程度。亨利·福特加工资是为了把更多的汽车卖给工人以增加利润，而如今福特汽车公司削减工资是为了利润最大化，与之同时却加剧了生产能力过剩。后者正是市场资本主义的毒瘤栖身之处：工资不断下降将导致一个生产能力过剩经济体的崩溃。
这就是全球的工资套利为什么具有经济破坏性的原因，除非出现结构性的变化：世界各地都提高工资，而不是发达国家维持低物价水平。要做到这点，不是以最低的工资来谋求最低的物价，而是以不断提高工资来谋求越来越大的市场。需要重新制定全球贸易的条件，奖励那些旨在全球性地提高工资和福利的公司。为此，这些公司将应用国际协调一致的过渡型政府补贴，而不是为了切断利用工资套利的贸易，运用倒退的保护性关税方式。这将使那些低工资经济体能够开始买得起其生产的产品，并能够从高工资经济体进口更多的产品，从而走向平衡的贸易。 。。
第三章 美元霸权对抗主权信贷（6）
最终，可以确定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随着工资水平趋于平等，工资套利将停止作为全球贸易的驱动力。当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均收入与发达经济体的相当时，世界经济将摆脱由有缺陷的新古典经济学短缺理论带来的现代生产能力过剩的困境。当在支付最高管理层数以千万计的美元奖金的同时，工资和工人福利却被削减，这并不是对经营管理良好的公平报酬，而是偷窃合法化。经营管理者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应接受奖金：其经营管理战略为其公司带来利润和工资的提高。
五、主权信贷与美元霸权
当一个经济体能够在主权信贷的基础上运转，不受美元霸权的影响时，由于私人投资没有明确的社会补偿性目标和价值，只有私人投资才需要私人储蓄。
储蓄是不充分就业情况下的通货紧缩，因为储蓄减少了日常消费，也就是减少了进行投资以加大未来供给的机会。新的投资带来能力扩大和生产率提高，从而导致新的税收，用于资本形成的储蓄只有一个目标：填平新投资与新税收之间的差距。由于主权信贷的存在，并不必然需要私人储蓄抹平上述融资空缺。在一个通过计划摆脱了商业周期控制的经济体中，不论是在困难时期，还是在未来的衰退时期，也都并不必然需要私人储蓄。
一个因需求不足而生产能力过剩的经济体并不需要储蓄，需求不足又是低工资和高失业率造成的。正如著名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戴维森（Paul Davidson）所指出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只有在充分就业和高工资的条件下才有效。萨伊定律忽视了供求之间关键性的时间差，这对于快速流动而又没有需求监管的现代经济来说很可能是致命因素。储蓄要求支付利息，利生利使金融体系偏向于由过度投资造成的生产能力过剩，从而将最终使任何金融体系都难以为继。宗教禁止高利贷，是有其实际原因的。而货币生息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基石，这得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支持，该学派认为，货币在短缺时更有价值。从而，总体贫困对于稳健货币来说是必要的。这就是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说总是会有穷人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国际清算银行（BIS）评估，在2004年底，全球场外交易（OTC，over the counter）利率衍生品的名义价值约为185万亿美元，而其具有的市场风险超过了5万亿美元，这接近美国2004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迄今，利率衍生品是标准化金融合约的最大类别，在后者总额250万亿美元的名义价值中占了185万亿。利率衍生品185万亿美元的名义价值是美国未清偿的国库券价值的41倍。这意味着利率波动将以远大于历史上的数据的规模，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巨大的影响。
自1971年与黄金支持美元相挂钩的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制瓦解以来，在所有现代国民经济中，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成为法定货币。国家货币理论认为，一国政府发行的作为不兑现硬通货的纸币的通行从根本上讲取决于政府的征税权。在一国经济中发行货币是政府的意志，货币是为了纳税人缴税而发行的，是为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发放的主权信贷。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就是由政府发行的信贷工具即不兑现纸币来清偿。政府发行不兑现纸币后，不欠任何人的债务，只是承诺，接受该货币为纳税手段。
中央银行体制的运作是基于将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作为主权信贷的观点。中央银行实质上是一国银行系统的最后贷款者，其发放的是主权信贷。这就是中央银行与自由银行之间的本质区别所在，前者发行的不兑现纸币是主权信贷工具，而后者私营发行的硬通货是允许持有人兑换黄金的银行借据。
由于苏联的衰亡，美国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立场发生了改变。它现在不再需要争取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的民心和民意了。从而，贸易取代了援助。为了同冷战时期的盟友、现在的贸易领域的工业化对手竞争，美国实施了利用第三、第四世界的廉价劳动力和低环境标准的战略，也就是利用美国传统的反劳工的意识形态优势，外包低报酬的工作位子，以之与欧洲和日本有利于劳工的强大社会福利传统展开竞争。与之同时，基于美元霸权，美国推动全球金融解除管制，在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中，它就像一只500磅重的大猩猩把日本和欧洲扔进了垃圾堆，与它们玩一场它们永远都不可能赢的追逐游戏。在金融资本主义的游戏中，那些持有可任意发行的不兑现纸币形式的资本的人将轻而易举地成为赢家。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章 美元霸权对抗主权信贷（7）
美国上述战略的实施工具是美元，美元作为世界贸易最主要储备货币扮演着特权角色，这就是美元霸权。在美元霸权基础上形成的国际金融体系结构极大地削弱了从事实业的生产商，而为金融投机者带来巨大利益。美元不仅不是一种中立的汇兑媒介，而且已成为一种比核弹更为致命的经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ED），具有极大的勒索钱财能力，美元的这种力量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华盛顿共识无情地付诸实践的。贸易战正是通过各种货币价值的波动展开的。美元霸权使美国能够将其贸易逆差作为其资本项目盈余的诱饵。
贸易不再是全球竞争的有效手段。如今，跨国公司以外国子公司的销售取代出口展开竞争，在全球市场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这造成了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差额。为了掩盖这个倾斜的“竞技场”和不公平的货币制度，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的一种统计方法悄悄地取代了国民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是一个国家在其自然/政治国界内生产的产量、收入或支出总值。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加上“要素收入”（factor ine）——从国外投资或经营中获得的收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这两个技术指标具有了新的含义和关系。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取代国民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增长的一种标准统计方法。这个悄然的变化具有重大含意，因为90年代是快速全球化的十年。国民生产总值将跨国公司所得归于该公司所属国家，其利润最终将恢复为要素收入。
国内生产总值却将跨国公司利润归于那些工厂、矿山或者金融机构所处的国家，而不管其所有权归属，即使利润和投资可能不会永久滞留该国。账目转移使得许多处于挣扎中的被剥削经济体根据统计数据衡量转而成为新兴都市，同时也促使当地领导者拥护全球经济。在当地精英——被新自由主义媒体称颂为国家英雄的新兴买办阶级成员——的帮助下，位于核心区的富国正在搜刮边缘区的资源，卑鄙地从当地奴隶式低工资中赢利，而富国却称之为从统计数据上看出的边缘区收益。
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是“毛额”，因为它不考虑有形资本的贬值和环境恶化，更不用说人力资源的滥用和贬值了。当国外收益被计算在内时，那么国内生产总值就变成国民生产总值。日益降低的国民生产总值正显著地破坏具有大规模贸易部门的经济体，它们包括许多被迫依赖出口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以外国直接投资融资的出口作为唯一的发展方式。
美元霸权下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改变了国际经济的面貌。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外国直接投资就一直与全球商品贸易同步成长，现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唯一最重要的资本来源，净储蓄和主权信贷均未担当此角色。外国直接投资主要以美国自1971年以来就可以任意印发的不兑现纸币美元标价，部分以日元或欧元等美元衍生物标价，这些货币并非真正独立的通货。从而，外国直接投资必然集中于与出口相关的发展部门，其出口品主要流向或售往美国市场，换取美元，再以之提供美元形式的外国直接投资。美国的经济政策从促进贸易转向了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由其资本项目盈余提供融资的，再反过来为出口经济体提供用于外国直接投资的美元。例如，美国若与欧盟发生牛肉战和香蕉战，那么它就面临大量美国投资滞留欧洲的风险。以美元贬值促进美国出口的建议是误导性的，因为它只会使美国企业在海外从事经营的成本更多，而使外国公司可更廉价地购买美元资产。这样，任何改善贸易平衡的努力都将实际上最终削弱外国直接投资的平衡。这就是“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口号背后的基本逻辑。
在美国，现也日渐扩散到欧洲和亚洲，资本市场正迅速地取代银行，成为储蓄场所和公司融资的资金来源。这种转变伴随着日益加深的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被认为将为全球投资者创造富有希望的新机遇。新自由主义者甚至宣称，这些变化有助于消除许多国家面临的迫近的退休金危机。但迄今它只带来了突发的、反复出现的金融危机，如1982年金融危机首先在墨西哥爆发，1992年英国发生金融危机，1994年墨西哥再次爆发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随后又发生俄罗斯危机、巴西危机、阿根廷危机和土耳其危机。
第三章 美元霸权对抗主权信贷（8）
欧元的引入加快了欧洲金融市场的扩大。对于目前欧盟25个成员国来说，共同的货币使各成员国所需的退休金和保险金无法投资于欧元区国家，作为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