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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金融战争: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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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头版的社论总结说,“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穷人家的孩子长大后变富,或者富人家的孩子沦落为中产阶级的可能性不大。……尽管人们普遍相信美国社会在流动性上仍然高于欧洲,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还是认为,近几十年来,欧洲大陆(或加拿大)的穷人家的孩子比美国穷人的孩子有更多的致富机会。”同月,《纽约时报》连续12天刊登题为“阶级至关紧要”的系列文章,分析认为美国的阶级与金钱紧密相联,“家庭在经济阶梯上不断上下运动是扎根于美国梦内心深处的希望。但这似乎已不像从前那样频繁地发生了。”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心脏地区,自由市场传播平等的神话似乎正面临着挑战。
  人们进行贸易是为了弥补当下发展状态的不足。自由贸易不是放任剥削。剥削不是贸易,而是奴役。帝国主义是在国际层面上以体系性高压进行剥削的体制。为了维持体系性高压,冷战结束后的新帝国主义采取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形式。(失去体系性高压的保护,自由贸易就无法立足。)体系性高压阻碍了自由贸易。反对体系性高压不能与保护主义混为一谈。为了参与自由贸易,贸易者必须有一些东西,并能以之在一个免于体系性高压的市场上进行自愿的贸易。所有自由贸易参与者必须有最基本的定价权,即要求没有任何一方可以垄断定价权。贸易品来自于发展这个自我完善的进程。正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是公正的先决条件,在市场的定价权上人人平等是自由贸易的先决条件。贸易者需要基本的定价权以确保贸易自由。为了参与自由贸易,工人们也需要劳动价值的定价权。
  然而,当前市场经济下的贸易成为一种在定价权上战胜贸易伙伴以获得压倒性优势的博弈。例如,不论是作为一个大批量采购的买家,还是作为一个特大规模的零售商,沃尔玛都有巨大的定价权。但它没有用这种压倒性的定价权为工厂及其连锁店里的工人支付最高工资,而是向消费者提供最低廉的价格。沃尔玛的销售额大于世界上许多小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其营业模式却是与发展背道而驰的。低收入和低零售价之间的制衡遵循着螺旋式下滑态势。以压低工资得到低物价的螺旋式下滑一直是贸易解除管制的主要破坏性后果。发展经济的目的是增加收入,而不是降低工资,不是通过降低生活质量削减成本。国际贸易不可能取代国内发展甚至国际发展,如果国际贸易是基于贸易双方之间的平等互利而展开的,那么它才会促进国内和国际发展。首要的问题就是增加收入。。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三章 美元霸权对抗主权信贷(3)
国际贸易必须考虑到当地条件,这不是勉为其难的忍受,而是对多样性的尊重。1999年1月22日,日本负责国际事务的前副财长坂木永辅(Eisuke Sakakibar)在东京向外国记者俱乐部作了题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终结”该文讲演中文版可见《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8期。——编译者注的讲演,对全球宏观经济正统派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批评。他认为,各国的经济制度必须符合已达成协议的国际贸易规章制度,但未必需要吸收他国国内的规章制度,这对美国领导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全球化来说是格格不入的。在一个计算机化的世界中,产量标准化已没有必要,某类定制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也已程序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霸权就是文化帝国主义。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上,国内发展必须优先于国际贸易——据称将推进国内发展的外部交易体系。国内发展意味着各国自由选择最符合其历史情况的发展道路,而不必采用美国的发展模式。但自冷战结束以来,在世界体系的核心和边缘,新自由主义的国际贸易都日渐地领先于国内发展。在效率的名义下,经常性做出让步的是生活质量。
  这就是法国和荷兰投票反对欧盟宪法,以之抵制美国模式的全球化的原因。英国推迟了投票,以免欧盟宪法再次遭到投票者的拒绝。意大利的内阁部长建议,为了重新获得金融主权,应放弃欧元,恢复独立的货币。欧盟成员国在各国预算和补贴问题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多样化的国内发展和国家文化,新自由主义贸易越来越被确认为一种障碍,甚至是一种威胁。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全球贸易都已成为剥削弱者以强化强者的工具。在文化上,美国式的全球化正把世界转变为一个充斥不健康的麦当劳快餐、沉闷的沃尔玛连锁店、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和银行自动取款机的乏味的大市场。全球每一个机场都是美国大型百货公司的翻版,看着同样熟悉的品牌,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除了不公平和破坏文化之外,现行的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是不可持续的,因为长期地将财富从穷人那儿转移到富人手中,就如同在干旱时期从一口干涸的泉井里掘水,是不可持续的,消费者收入停滞不前也无法支撑消费型经济。新自由主义者称,自由贸易为世界上的穷人,不论是核心区的,还是边缘区的,都带来同等好处,该论断完全与事实不符。世界各地的工人买不起自己生产的产品,利润都被大洋彼岸看不见的投资者攫取。
  二、贸易与货币
  货币为贸易提供了便利。主流的货币经济学家把政府发行的货币看作是可随时兑现的主权债务工具,历史上来源于自由银行发行的票据。这一观点只适用于金属货币,金属货币是一种债务凭证,持有人有权要求将之兑换为相应数量的黄金或其他等价物。另一方面,主办国家发行的不兑现纸币不是主权债务工具,而是主权信贷工具,它得到政府接受其作为纳税手段的支持。这种货币观就是人们熟知的国家货币理论。美元是美国的不兑现纸币,持有者有权在任一处美联储银行不多不少地兑换另一种面值的美元。主权政府的债券是以货币标价的主权债务。由于主权政府可以任意发行货币,以不兑现纸币标价的主权债券永远都可以兑现。地方政府的债券是机构债务,不是主权债务,因为地方政府尽管具有有限的征税权,却没有货币发行权,不能发行货币;所以其债券有可能无法兑现。货币发行权是联邦政府或中央政府的专有权力。用不兑现纸币购买债券时,交易表现为主权信贷方清销公共债务或公司债务。这种关系是直截了当而又至关重要的。
  推动经济的是信贷,而非债务。债务是信贷的镜像反映。即使最精确的镜子也会破坏其镜像的对称性。为什么镜子将一个图像左右颠倒,而不像照相机的镜头那样上下颠倒图像?科学的答案是,镜中的图像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将右变成左,而是将前转变为后。然而,我们往往接受这个异常的被扭曲的镜像是未加任何修饰的真实,我们不假思索地认为镜中扭曲的映像是一种完美的再现。镜子,挂在墙上的镜子,谁才是最公平的?答案是:你的背后。

第三章 美元霸权对抗主权信贷(4)
货币经济学理论认为,信贷和债务是对立不统一的。事实上,信贷和债务是以相反的关系运作的。信贷要求资产净值为正数,而债务无此要求。一个人可以有良好的信用,并不欠任何债务。债务越高,信贷等级就越低。只有理解了信贷,才能理解现代金融经济之后的主要力量,它是由信贷推动的,而受阻于债务。从实践中看,债务扭曲了边际效用的计算,并重组可支配收入。债务把公司股票转变为价格越高、需求越大的吉芬商品(Giffen goods)简称为吉芬品。这是以英国经济学家吉芬(RGiffen)的名字命名的。在1845年的爱尔兰饥荒中,吉芬发现,虽然土豆的价格急剧上升,但当地农民反而增加对土豆的需求量,吉芬品由此得名。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怪事?答案在于,土豆在当时爱尔兰农民的支出中占有很大的份额,土豆价格的急剧上涨使得人们的处境迅速恶化。为了填饱肚子,人们不得不大大减少肉、奶酪这些相对来说仍然很贵的商品的消费,把省下来的钱花在还算便宜的土豆上。后来,经济学家就把像爱尔兰土豆这样价格上涨反而带来需求量增加的商品称为吉芬商品。现在,吉芬品也延伸为指那些价格下降后反而带来需求量减少的商品。——编译者注,并创造出了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所谓的“非理性繁荣”,即经济人走向疯狂。
  当今的金融资本主义建立于不兑现纸币上。如果不兑现纸币不是主权债务,那么金融资本主义的整个概念体系就需要重组,这就如同当人类意识到地球既不是静止的,又不是宇宙的中心时,其世界观发生变化,物理学必须重新书写一样。一方面,需要以资本形成资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指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吸收外国资本等途径,筹集到足够的实现经济起飞和现代化的初始资本。——编译者注为有益于社会的发展融资将被披露为一种残酷的骗局,因为主权信贷可以毫无问题地为有益于社会的融资发展。另一方面,并不必然需要以私人储蓄为国内公共的社会经济发展融资,因为主权信贷的供给也并不必然需要私人储蓄。从而,一国的私人储蓄率与公共金融至多只是间接的关系。通过不断提高工资,以增强消费者的购买力,从而防止生产能力过剩,主权信贷可以为那些失业人口不明的经济体融资。由于依靠私人储蓄的资本形成是收入不平衡的主要制度原因,恰当地运用主权债务将带来经济民主和更健康的发展。
  三、主权信贷与失业
  在一个依靠主权信贷为发展融资的经济体内,劳动力将长期出现短缺,劳动力价格将持续上升。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中,劳动力持续短缺,劳工享有基本的、而非垄断性的劳动力定价权,从而能够不断提高工资水平,并减少生产能力过剩。在劳动力短缺形成之前,一个经济体将一直扩张,并将通过生产率提高保持扩张势头,从而维持较小程度的劳动力短缺。失业是经济体运作不佳的明显征兆,必须把它当作经济瘟疫加以预防。
  1958年发现的菲利普斯曲线描述了商业周期内失业与工资引发的通胀之间的系统关系。它代表了宏观经济学发展的里程碑。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 W H Phillips)注意到,从1861年到1957年,英国的工资通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一致的反比关系。失业率下降,通胀率就会上升。失业率上升,通胀率就会下降。菲利普斯的问题是,将典型的商业周期内有缺陷的劳动力市场接受为自然法则,并运用有缺陷的体制的重复出现的数据来证明其合理性,使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能够接受失业问题,以掩盖商业周期的不合理性。这就如同观察医院的病人,然后得出结论:医院引起了疾病,减少医院的数量就可以减少病人的数量。该理论是能够以数据证实的,如果只将医院内的病人计算为生病的,而将医院外的病人视为这一系统的“外部性”的话。这正是美国发生的情况,医院病床过多是因为医疗保险经济学的变化所致,而不是因为需要医院治疗的病人数量减少所致。反对非法移民的部分经济学论点就是基于一个遭受生产能力过剩的卫生保健系统已不堪免费病人的重负。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美元霸权对抗主权信贷(5)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带领一些政府经济学家,把菲利普斯曲线用于指导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市场经济体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如何权衡取舍。后来,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各自独立地向该理论的基础发起了挑战,指出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和“长期”有不同的效应。他们认为,受通货膨胀调节的货币工资购买力或实际工资,将不断地调整,以实现劳动力的供求平衡,失业率将停留于实际工资水平,以调节商业周期。他们把这种失业水平叫作“自然失业率”。这一概念同与其相关的通货膨胀率是自我循环验证。自然失业率是通货膨胀率达到相关通货膨胀率时的失业水平。相关通货膨胀率是失业水平控制在自然失业率范围内时的通货膨胀程度。
  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部分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货币是最重要的。但作为一个社会保守派,他离开了已走一半的真理之路,没有进一步讨论公平的货币分配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而货币流动主要取决于贸易条件。与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理论关系相反,20世纪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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