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战争-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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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人才跨国流动不可避免，但人才外流却是把双刃剑，一个国家该如何对人才的外流、滞留、流失加以区分？如何培养与使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如何有效地保障人才外流后，将来会携带先进的技术与理念、充足的资金与经验回归？如何制定应对全球人才战争的人才战略？
截至2005年，全世界约有亿人在出生国以外生活与工作，占世界总人口的3％，并保持着每年约3％的增长率 。简单地说，全世界每35人当中就有1个人是移民，而每5个移民当中有1个生活在美国。出于人才战争的考虑，当今世界各国的移民、签证政策日益有利于流动性强的生产要素，比如资本与高技能人才，越来越不利于流动性低的要素，比如低技能劳工。因此，劳动力的全球跨国流动，日渐演变成人才跨国流动。
人才的跨国流动对于输出国来说是“人才外流”，对于接受国来说则是“人才流入”。尽管“人才外流”不意味着“人才流失”，“人才流入”不等于“人才归化”，但从整体趋势来看具有一致性。目前，“人才外流”与“人才流失”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趋势是：
——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向最发达国家美国大量流失人才。欧盟2003年大约有40万高级人才在美国工作，并且高级研究人才75％愿继续留在美国 。德国每7个本土毕业的博士就有1人会前往美国寻找工作，根据德国基金会统计，43％在海外工作的德国科研人员还并不打算返回德国。当然，英、法、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能从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补充更大量的人才，因此整体上依然是人才净流入国。
——亚、非、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大量向发达国家和地区流失。在2000年，经合组织国家接受的每10 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就有6 名来自发展中国家，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甚至超过30％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去了经合发组织国家，发展中国家送出去的留学生也大多选择留在西方发达国家。以数量而论，则中国、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才流失国。
——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向新兴发展中国家流失人才，同时还有相当部分的人才从发达国家回流到新兴国家。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由于经济持续的增长，国际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开始吸引大批海外留学人才与族裔人才回流，并且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才也越来越具有吸引力，例如独联体国家的人才就会大量流失到俄罗斯。
人才流失的重灾区：非洲
1963年，英国皇家学会因为发现大批英国科学家离开英国前往美国，并给英国经济造成损害，首次公开提出了“人才流失”论。当时因为苏联的军事威胁，欧洲不得不用鞍前马后追随的代价，来换取美国先进的原子弹、火箭、导弹等武器的保护。但是，学者们却发现正是大量的欧洲顶尖科学家流失到美国，才让美国这些领域的科技实力赶超欧洲，领先全世界。
不过，后来人们逐渐发现发展中国家问题似乎更严重。从流失比例来看，人才流失影响最严重的灾区，往往是非洲这样人才总量不多、最需要人才改变现状的最贫穷地区。2007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结论就指出：人才流失严重，是阻碍非洲国家发展并影响其顺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主要障碍之一 。
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就撰文抨击说：不发达国家从屈指可数的财政收入中挤出巨资投入人才培养，但所培养的人才最终却去为强国服务，其中非洲受人才外流影响最大。这“阻碍了贫困国家的发展，削弱了这些国家的人才培养计划，而这些人才对这些国家摆脱不发达状况又是必不可少的。”
正如卡斯特罗所说，不发达国家国家为人才流失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尤其是非洲国家。在安哥拉、布隆迪、肯尼亚、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塞拉利昂、乌干达、坦桑尼亚等发展中国家； 已经有33％至55％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才去了经合发组织国家，斐济的比例超过60％，加纳达到83％ 。
2004年就有一项研究指出，目前在经合组织成员国工作的非洲高等教育毕业生已经超过100万，非洲国家每培养1名高科技人才大约需要18．4万美元，这笔费用可供非洲最不发达国家500个农民生活一年 。人才的缺乏又使非洲国家同时不得不高薪聘请外国专家以弥补必要的人才缺口，每年该项开销又高达40亿美元，占非洲每年所获外来援助资金三分之一。因此，只是人才教育、培训、替代成本的损失，对于经济困难的非洲来说都已经非常庞大。
而在医疗、教育等特殊领域，人才战争带来的伤害更为深远。正如世界卫生组织一份报告所言：医生和护士是穷国向富国提供的“最有悖常情的资助”。2005年，挽救儿童组织（ S*e the Children ）和 Medact 组织进行研究调查，就估计英国从海外补充了大量专业医务人员，其中仅仅从加纳引进医生和护士自 1999 年以来就节省了6500 万英镑的医生培训费和 3800 万英镑的护士培训费。
但对于贫穷国家来说，医疗关系生命，教育关系未来，这种损失还不能完全用金钱来衡量。非洲拥有全世界20％的人口，但只有占全世界3％的医务人员。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估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医务人员缺口100万以上 ，全球57个极端缺乏医务人员的国家有36个在该地区，将近50％的非洲人享受不到任何医疗服务。因此，时至2004年，有26个非洲国家的国民平均寿命低于50岁。赞比亚、安哥拉、津巴布韦、莱索托的人均寿命甚至低于40岁。利比里亚的婴幼儿死亡率也有，马拉维妇女生产死亡率也达到……
然而，这些非洲国家并不是没有努力培养医生。因为医生的缺位，塞拉利昂的婴幼儿死亡率在2003年为，妇女生产死亡率为2％，近30％婴幼儿会在5岁前夭折，人均寿命不足40岁。但是，美国芝加哥来自塞拉利昂的医生却比塞拉利昂全国的医生总数还多。这也不是特例，赞比亚1964年独立之后所培训的医生90％移民到了国外；肯尼亚卫生部统计显示每年在公立医院受训的医生只有10％留在国内；英国曼彻斯特来自马拉维的护士比马拉维本土护士总数还多……。
这一切的背后正是全球的人才战争。正如一位加拿大的经济学教授在《华尔街日报》所说：“掠夺最有才华的人，尤其是从小国、穷国吸引有智之士，可能会损及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出于最糟糕的考虑，可能会让这些国家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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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外流可耻？（1）
2003年，《国际先驱导报》曾联合新浪网进行调查——“你怎么看待中国人才外流海外？”结果4797人参与投票，的人认为中国人才留在海外不归是种耻辱，只有的人认为这是因为在国外更合适发展。根据报道，一位接受采访者虽然没有出过国，却不无激动地表示：“这种出去就不想再回国的人，往往是没有民族感的金钱主义者，爱国主义思想缺乏，个人的得失高于一切。”
为中国人才流失在海外不归而觉得耻辱，并不令人意外。然而，令人惊诧的是媒体与被采访者似乎都把“人才外流”当成了“人才流失”，明明问题设计是“怎么看中国人才外流海外”，结果却变成了“怎么看中国人才流失到海外”的回答。这显示出媒体和学术界的常识性错误：如果“人才外流”到海外就成为了“耻辱”，出国留学、工作都属于“人才外流”，那么也就意味着从在海外搞革命的孙中山，到出去留学过的周恩来、*、*，再到政府派驻海外的大使官员，全都成为了耻辱，要消除这一“耻辱”，只能是像满清政府一样彻底“闭关锁国”，这是何等的谬论？！同样，外国人才只要在中国长时间地工作、学习、生活过，就一定热爱中国吗？
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林金桐曾经留学英国，他就曾经呼吁：“人力资源的全球化是挡不住的潮流。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流动比以往更多，会比以往有着更多的全球化范围的就业机会。比如说，中国网通在日本开设分公司，会聘请日本人作总经理，而外资在中国开设分公司，同样也会请中国人作总经理……我们不能抱怨门打开了，人走出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开发自己的优势”。
其实，即使是联合国的专家也常常把“人才流失”与“人才外流”对等起来。2008年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发布研究报告，就对全球人才流动下结论：“尽管人们传统上认为，发展中国家人才外流只会给那些引进人才的发达国家带来好处，对发展中国国家则会造成损失；但如果加以有效和明智的管理，人才流动也会使发展中国家受益” 。
人才的外流与流失，人才的流入与归化，在人才流动当中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人才流失”是毫无疑义的国家损失，但“人才外流”带来的影响则不能确定，人才出国的学习、深造、交流、工作，都是人才外流的一部分，是否带来人才流失也存在不确定性。外流的人才很可能是暂时“滞留”在海外学习或者工作；很可能不确定将来是否留下，甚至很可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在国外为祖国的政府、企业等工作。
事实上，即使几个世纪以前的“传统上认为”，也不能够否认落后国家外流留学生等前往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技术、理念、经验、文化以及制度，对于国家崛起有重大的帮助。彼得大帝时代的俄罗斯、明治天皇时代的日本，都因为自身的落后而向先进国家“外流”了大批留学生。中国洋务运动时也派出了官费留学幼童。同时，即使发达国家也可能需要派人去发展中国家学习、受训、工作，以便帮助本国政府和企业在海外的扩张。
京都产业大学教授益川敏英是日本9名自然科学诺贝尔奖得主当中唯一不会说英语的科学家。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举行的诺贝尔奖纪念演讲中就以“I cannot speak English（我不会说英语）”作为开头。这位教授不但不会说英语，过去也从来没有出过国，甚至常常嘲讽重视英语的东方社会风气说：“因为不会英语，所以（我）研究物理”。对于有记者问“如果要求进行英语演讲怎么办？”他的回答是：“那就（把诺贝尔奖）还回去。”
人才外流可耻？（2）
然而，生平首次出国参加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后，益川敏英发生了很大变化：“所有人都用英语说话，只有我一个人用日语，这看起来不太好。我觉得自己只是个半吊子。”益川敏英开始后悔——或许不一定非要学好英语，但一个人应该有更宽广的国际视野。随后，他在面向大学生发表的演讲中嘱咐说：“研究生毕业以后，要把目光转向国外。”
韩国媒体报道这一事件，就把新闻标题取为：“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悔恨。”
益川敏英的悔恨无疑是对人才外流的一种肯定。简单地说，只要是这个民族还没有夜郎自大到自认为完美无缺，只要是有正常国际交往、不选择“闭关锁国”的国家，只要有本土企业跨出国门去海外发展，从官方到民间就都不可能没有“人才外流”。并且，这些肯定不是“耻辱”。
另外，即使“人才滞留”在海外，也可能是拿着留学或工作的签证，不一定意味着人才流失。留学生毕业后立刻回国，也不见得是个理性选择。一个公认的研究结论是：留学生滞留海外“较长时间之后（一般5 到10 年）”，将自己在西方所学付之实践，获得足够的海外经验，再从海外返回祖国。因为有足够的积蓄与海外实践，往往更容易融入原籍社会并发挥作用 。
相反，那些一毕业就去国外、毕业后又立刻回来的留学生，往往可能因为在国内、国外都缺乏实践经验，既没有国际化优势，又比本土人才更容易水土不服，反而容易沦为“海待”。我在2007年进行一项海归回国创业成功的调查，结果发现300位回国创业成功的人士平均都有5到6年的海外工作经验。橡树资本（香港）公司董事总经理朱德淼就以一个老海归的身份告诫说：“我觉得留学生应该在国外待足够长的时间，个人认为至少要5年。”
一般来说，“人才流失”是指人才离开祖籍国并“归化”（对另一方来说）所在国。从法理上说，“归化”意味着放弃原来国籍并加入新国籍，即从国籍上说其实已经变成了外国人才。从广义来看，“人才流失”是指人才不再为祖籍国做出贡献，加入了所在国并为这些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