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之道-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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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我国大量患者，也可以说绝大多数患者，都会面对着医院的账单而目瞪口呆、感到生活的苦涩。

　　当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还有另一面。据网上消息，财富排行榜上的大富豪徐明在北京从高层听说了“非典”的时候还不相信，到了台湾才相信厉害，立刻让手下花10万元在香港包了一架八座小飞机，飞回大连。10万元，算什么事！几个小时就花掉了……。看来，富人的生命要贵重多了。

　　不错，中国是有这样的富豪，但这并不能成为民族的骄傲。虽然有人说，中国是富豪的中国，但我认为，中国仍然应当是人民的中国。富豪人数极微，因此我们国家的医疗政策也好，医疗改革也好，显然，不能以他们的豪华标准来制定。但从医院算账的情况来看，接待豪富患者，却正是许多“三级甲等医院”的努力方向。

　　现在，萨斯病情的传播已经逐渐被控制，情况在变好，人们也终于得以稍稍松一口气。但是，此次萨斯的突袭仍然是一个重大的教训。我们若从世界的眼光来看，中国是此次萨斯最大的受害国，北京是世界最大的受害城市。据材料，截至2003年5月30日，中国大陆的萨斯患者总数5328人、占世界总数的64。1％，因萨斯死亡人数328人、占世界总数的43。5％。如果再加上香港和台湾两地，上述两个比例则为88。6％和90。6％。除了大陆和台港澳地区外，世界上还有27个国家出现了萨斯患者，但是除新加坡206人、加拿大159人、美国66人、越南63人以外，其他国家的累积病例都只达个位数。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萨斯可以算是一种“中国大病”。中国对此病的治疗、及未来的预防都应当有较大的贡献。

　　我认为，就教训来讲，中国需要从两个方面调整医疗改革的方向。

　　1）国家应大力支撑大量医院的硬件建设，这是国家必须做好的事情。而且是不得不做的事，拖到哪一年也要最终做好。这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对自己人民负责的政府的基本工作。与其盖那些空置率极高的高楼大厦，不如多盖一些医院，就像发达国家那样，绝大多数人民看病起码在硬件上可以“不发愁”。病房不能像鸽子笼那样拥挤，而应当像西方国家那样，有大量单人房间和双人房间，因为“病人”需要好的治病环境，而病人才是医疗目的，这样有利于患者尽快恢复健康。凡危重病人都应当住单人病房，不致影响周围其他患者的情绪。我们中国人必须改变那种认为老百姓看病、能挤上一张床就不错了的“老观念”。我们应当给中国百姓患者以尊严。另外，有的人则把医院当成一种“医疗市场”，病人只是因陋就简的“消费者”，由于大多都是低档次、无力消费的穷人，花不起钱，所以能看上几分钟病就应当“知足长乐”了，这是几十年从未改变过的“中国观念”，其实非常糟糕。我记得，用庚子赔款建起的老医院、如协和医院，在50年代还保留着洋人办医院的老风格，那时医院洁净安谧，到处墙上都贴有一个“静”字，医生护士走路都像猫一样，悄无声息。医务人员均恪尽职守，起码都很和蔼，基本没有陪床的家属，全不像今天国内医院，几乎都如乱哄哄的“自由市场”一般嘈杂。好像咱们中国人就得这么吵吵嚷嚷的一副德行。

　　我想，我们中国老百姓就是生病了，也应当是有尊严的人，怎么一到医院都变了“孙子”，低三下四，还愁着不知怎样才能巴结上人家。现今中国的医院是“卖方市场”，买主（患者）在这里永远抬不起头来。

　　这一点我们未和发达世界“接轨”。在西方国家，医院不是“市场化”的，像学校一样，属于“非营利性机构”，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否则就是违法。在西欧、北欧，全体人民、包括外国人都可以享受到“免费医疗”。在美国，是实施“医疗保险”制度，为防止医院因收费问题而延误治疗，所以法律规定医院不得询问病人能否交钱。先抢救、先看病，其他一切都以后再说，否则即是违法。这是用法律来保障医院对公民的“人道主义服务”。另外，平心而论，欧美医生的人文关怀观念比国内为强。当年白求恩来到八路军的医院，有一次和一位院长一起穿过简陋病房去自己的办公室，院长径直走向办公室。白求恩说，您怎么能这样走过去呢？来，我做给你看。白求恩走进来，和每一个伤病员都亲切打了招呼，嘘寒问暖，问伤情，还不断鼓励他们说：小伙子，好样的！孩子，你很快又可以回前线打鬼子了。然后才向战士们道别，走回自己办公室。

　　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今天医护人员不可能都像白求恩那样。环境全不一样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大量“国有”的医院，国家并不怎么予以财政上的坚强支持，而是让它们在“市场经济”中去自己拼搏、自负盈亏，这是值得重新考虑的事情。经济学家以为，若什么都市场化、民营化了，就解决了一切问题，而近来抗萨斯的实践证明，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如果医院仍都像这些年那样，只要交不上预付款，即使是危重病人，即使流血不止，即使心脏病发作，也不做抢救，任其死在挂号室窗前，那么萨斯还能控制得住吗？整个民族岂不要出大乱子？所以显然，“市场化”这一药方绝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一点人们千万要清醒。

　　为防止整个国家爆发大乱，5月1日国家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医院对非典患者和疑似病人“严格执行先救治、后结算费用”的规定。而在4月16日，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也已发文要求医院先接病人后结算。这当然是正确的，否则因“收费问题”非典一旦控制不住，那以后就不知还要花多少钱了。但仅只如此，是否解决了“费用”问题了呢？尚没有。尽管医院方面对非典已经“先予以救治”，有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有的医院是出院时账目要结清，不能拖欠，使非典患者非常为难。多数患者得非典，并不是因为自己犯了错误，而是传染病乃从天而降。无奈天道不公，萨斯又多是袭击那些没钱的穷人。同时，医院方面也在使劲抱怨，上面只有“你们先治吧”一句话，给了政策，但国家的钱并没有及时拨下来，医院纷纷述说经费紧张，入不敷出，有的医院还说下月只好去银行贷款了。

　　由于医院都得“自负盈亏”，所以，没有了买主（病人），医院就受不了了。自从萨斯在北京爆发后，往日熙熙攘攘的医院，忽然门庭冷落车马稀，住院病人也不敢来了，这给医院带来非常大的财政压力。如北京天坛医院这个三级甲等医院，过去日门诊量在　3000人以上，5月中旬下降到800以下，据称仅住院费一个月的损失就超过1000万元。所以，一方面是萨斯的诊治费用一时收不上来，另方面是一般病人不来了。他们这才发现：病人是衣食父母。但以后恢复正常时，是否医院就会开始善待病人了呢？我认为还是不可能的。这是非常时期，因此改变不了医院的“市场观念”，而只有医疗制度的改变，才能真正改变人们的观念。是存在决定观念，而不是观念决定存在。但我们的制度能否改变呢？难。

　　这里讲的是北京的医院，在我国，目前县级以下的医疗机构，还是相当简陋的。这也是个极大的问题。假若萨斯真的冲向农村，我们的县乡级医疗单位的“硬件”能否抵挡得住？我们在《南方周末》上看到对山西吕梁地区的贫困县兴县圪塔坡村的采访，深感惊心动魄。他们的人均年收入只有300元，老百姓连消毒水、口罩都买不起。在吕梁地区90％的村子里没有医务人员，90％的家庭没有任何药品。兴县绝大部分乡镇卫生院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几乎谈不上医疗服务。兴县卫生防疫站有50多人，每年县拨经费1万元左右，人均200元经费，窘况可想而知。在县医院只有一台急救车，已被指定为抢救非典病人专用车。而医院连一台应备的呼吸机都没有，虽然价格只有4万余元。各类病人拖欠医院的费用已经多达49万元。县医院面临的困难，是药品价格飞涨与货源紧缺，一线人员的隔离服装也没有。兴县人口26。8万，大批外流人员已回流，因此当时压力很大。所以，在广大的贫困农村，几乎唯一的抗萨斯办法，就是在路口设卡子，不让外地人口进来。不少外国通讯社还拿这当个“新闻”，并发有照片。是啊，我们的农民弟兄还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呢？

　　我想，在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手段，国家不能计较经费的投入。据5月3日新闻报道，国家财政将拿出20亿元、地方财政将拿出40亿元，用于“非典”的防治。我本以为，国家会将全部萨斯医疗费“包下来”，就是说，对全大陆所有萨斯病人实行“免费医疗”。因为时至5月30日，全国累计病例为5328名，即使按人均10万元医疗费计，不过5。3个亿。国家拿出这点钱，应当毫不为难。但事实却是，国家拿出这点钱很难很难。据北京市所说，早在4月25日北京市财政就紧急拿出4亿元用于非典。其中2亿元来自市财政资金，2亿元来自区县财政资金。我不明白，到这样紧急时刻，钱却变得这样稀缺！而据报道，我国每年被数千名腐败犯罪分子弄出国的钱，就在1500…2000亿元规模，供其子女在国外穷奢极欲，连外国的富人都看得傻了眼。这两件事一比较，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可怎么想呢？我想，若是真能够有效打击腐败分子，只要能把潜逃出国的钱截住，国内的成克杰副委员长、李嘉廷省长之流先还不说，那区区一点抗萨斯的钱又算什么呢？

　　而抵抗萨斯，是举国大计。这个事，不真正弄出疫苗，威胁就会始终存在。而将来疫苗的生产和推广，也确实需要一笔钱的。

　　由此，我认为，不能不重新考虑我国医疗改革的方向问题。

　　2）我认为，此次萨斯对经济的影响问题，经济学界全没有说准。他们的目光始终盯在“经济增长率”上，又稳妥，又便当，谁都爱听。但实际上，萨斯所揭露出来的，是中国的相当数量老百姓的贫困问题，其中最为重大的，是医疗问题。近来，人们在报纸上可以看到很多醒目的标题，如《疾病成为居民贫困头号敌人》、《医疗费是中国农民的最大负担》。记者们揭示了许多可怕的情形。据新华社2002年11月报道，经100个城市问卷调查，66。2％的低保家庭有人患大病或慢性病；另有对12个省的抽样调查中，有病人的低保家庭占68。9％。结论是：疾病正成为许多城市居民“致贫”的头号原因。另据《中国经济时报》5月报道，在甘肃省积石山县有的村里已经连续几年没有一个孩子在医院出生，因为农民就连去医院的钱都没有。全县农民患病率高达59％，许多人只能在家里等死。他们吃的药只有安乃近（4分钱1片）和去痛片（5分钱1片）。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他老人家简直是在诅咒，但现在这样的没有同情心的干部是很不鲜见的。至于乡里的卫生院，由于没有病人来，收入很低，入不敷出，连人均800元的医生工资都差着一半。他们怎么办呢？靠“市场经济”来拯救他们吗？另外，《工人日报》5月间也有报道，据调查，中国的老年人认为自己经济没有保障的，在农村中达到45。3％，在城市中为26。3％；而治病就医已成为中国老年人最为担忧的问题，在农村中有57％、城市中有50。2％的老年人是这样认为的。在中国，“医疗保障”的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了。

　　医疗问题，可以说是人类文明至今“社会保障”的第一大问题。全世界无一例外。

　　有人说，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吃饭问题。其实比吃饭问题更大的，是“呼吸问题”。有外国人说，许多中国人正在吸着世上污染最严重的脏空气，又喝着污染极严重的脏水，怎么能不容易生病？我看，萨斯再一来，把人的肺搞坏了，连坏空气也吸不成了。无情的萨斯把中国的医疗问题突出出来。医疗，就是要花钱的，不是“公费医疗”，就是“自费医疗”，也是民生的一大问题，因而也是经济问题。

　　尽管改革以来，我国进行了以废除“公费医疗”为目标的医疗改革，但它的直接结果，其实只有一个，就是“省钱”。不是省了GDP中的医疗费比例，不是省“个人”的钱，而是省了“公家”的钱。也可能，这些省下的钱可以用来干点别的，如搞经济建设，搞经济增长率，修个高尔夫球场、盖个豪华写字楼什么的。但国家把本应当对人民的“医疗费”省下来，是没有道理的。中国的“社会保障资金”在GDP中只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