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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启蒙时代-第3章

小说: 启蒙时代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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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陈卓然上门,南昌姐弟吃饭的形式也有所改变,变成围桌而坐。虽然生活费有限,但大姐总是尽力地改善些伙食。这个七零八落的家,有了客人陈卓然的到来,稍许凝聚起来了些。他们这一家,自己人之间总是很闷的,话都是对外人说,热情也是对着外人来。听起来不近情理,可是,难道不是吗?家里人就好像不由分说硬被安排在一起,并没有征求过本人的意见,而外人,是经过选择的。南昌内心并不喜欢和两个姐姐一桌吃饭,他嫌姐姐们,尤其是二姐,太聒噪了。但是,他也看出,陈卓然并不讨厌与她们说话,甚至还有些兴趣。在南昌看来,二姐的说话相对比较接近陈卓然的口味,比如她提出青年运动与工人运动的性质同与不同,还提出剩余价值的计算方法问题。陈卓然耐心地倾听,尽可能地做出答复,有时也提出商榷性意见。但是,他却似乎更愿意和大姐聊天。聊什么呢?聊副食品配给和供应,籼米和大米的出饭率,如何用黄豆孵豆芽——这是大姐从小寄养的苏北乡下的养母教她的,她和那里一直保持往来。于是,关于那里的收成与播种,也是陈卓然热衷听的。南昌自然是要嫌大姐琐碎,但陈卓然在他眼里,则很像一个俄国民粹派青年,对民生民计抱着人道的关怀。对陈卓然的崇拜,又回来了,他需要崇拜一个人,这有效地消除了他成长中的孤寂。
  后来,南昌才发现陈卓然与大姐聊天,并不完全出于民粹派式的社会责任心,而是有一点兄弟姐妹式的亲近。算起来,大姐应该是和陈卓然同岁,可看起来大姐更年长。南昌对此感觉不怎么舒服,他对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概无兴趣,觉得他们是天下最乏味的人,尤其是大姐,他想不出陈卓然与她有什么可说的。南昌迷恋陈卓然的思想,却不了解思想是陈卓然最外壳的一层,那外壳底下,才是由生活与经验培养的实质。其实,即便是对自己,南昌又了解多少呢?
  这样,南昌不由就对大姐生妒。但他不能驳陈卓然的兴致,只得沉默着陪坐。现在,吃完饭后,他们四人还会围着饭桌坐一时。要是晚饭,大姐便收去碗筷,放上一碟自炒的瓜子,好像准备长谈的样子。然后,南昌就发现,桌上除他以外,还有一个人也沉默着,就是二姐。所以,事实上,只是陈卓然和大姐二人说话。有时候,她会忽地抬起眼睛,迅速看陈卓然一眼,再看大姐一眼,又埋下头吃饭。还有时候,她整整一顿饭不看他俩任何人一眼,而是诡秘地看南昌一眼。有一日,南昌和陈卓然正坐在父亲的书房里说话,不料,二姐推门进来,当她有什么事要说,她却不说,往床沿一坐,就不走了。两人说不下去了,停一时,一起看她,她也看他们。彼此看了一会儿,她就冷笑,说:我一来就不说了?陈卓然当然说不是。试着再与南昌说下去,却忘了在说什么,就又停下,只得笑了。二姐也笑了,立起来,说:保密啊!如同来时那么突兀的,又走了出去,将门砰一声摔上。
  有一次,到了吃饭时间,没有人来敲门。他们自己推门出去,见两个姐姐已经面对面在桌上吃饭。又有一次,饭桌上缺了二姐,下一次则是大姐不出场。终于有一日,吃饭的时候,两个姐姐谁也没到桌上来,余下他们这两个,面对面吃着。吃完饭,陈卓然提出:出去走走吧!南昌自然同意。走到门口,刚要拉门,二姐忽然出现了,把两人都吓了一跳。南昌恼怒地说:你干什么?二姐不理他,对了陈卓然说:我要与你谈一谈。有一霎,陈卓然显出手足无措的样子,他甚至看了南昌一眼,好像是向他求助,可是很快的,他镇定下来,说了一声“好啊”,转身随二姐走去。这时,南昌看见了大姐,站在厨房门口,煞白着脸,看着陈卓然和二姐的背影消失在一扇房门后面。
  

7 走向户外
南昌与陈卓然走出公寓,骑车在正午时分的马路上,感觉到了阳光的热烈。他们骑出一长段路,方才说话,陈卓然就提到海鸥这个人。 
  海鸥是陈卓然继父的病友。陈卓然去医院探望继父,继父的单人病房里坐着一个人,看他头上的白发,陈卓然险些叫出“叔叔”,转过脸,却是个孩子。眼睛亮亮的,是姑娘的眼睛。白皙的皮肤,腮上的红晕,也像姑娘。有一些鸡胸,但并不萎缩,相反,还挺神气,一种顽童的神气。他离开时,陈卓然送他,经过走廊上的一扇窗,他站住脚,伸出手,像要接住什么,然后握起来,收回到脸前,摊开掌,嗅了嗅,说:春天来了!再一撒手,放走了。陈卓然看着他,就像在看魔术师变戏法,不禁笑起来。他却严正道:是春天的气味,油菜花粉漫天漫地。陈卓然又有些悚然。后来,继父出院了,陈卓然还专门去看了他一次,两人就拉了椅子在阳台上坐。陈卓然不觉又一次发现这奇怪的小矮人的魔法。
  他指着相邻楼房山墙上的藤萝,问:这叫什么草?陈卓然回答:爬山虎。小矮人进一步问:它怎么能爬这么高不垂落?陈卓然答不上来了。他告诉他说:在它的须上,有吸盘,植物其实是动物的一种,动物呢,也是植物的一种。那么人呢?陈卓然问:人是植物中的动物,还是动物中的植物?他当然能听出陈卓然调侃的意思,并不以为意,而是正色答道:人是菌类,从动植物的尸体攫取养分。陈卓然又感到森然,止住了话题。
  陈卓然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比自己还年长一岁,本来应该上大学了,但从小体弱,患的是肺部的病,不停地休学,续学,再休学,再续学,勉强延续到高中毕业,便中止了学业。他邀请陈卓然去他家玩,还说提到他在盆里栽的一棵忍冬,开出了淡紫色的小花,所以,夏天来了。
  海鸥所住的公寓大楼面向大马路,又是在最高层的七楼,可以说是这一带的制高点。像他这样,大部分时间在病榻上度过的人,临热闹街市居住有一番好处,就是有看头。楼高风大,他不能到阳台坐,就在落地窗后放把圈椅,铺了毛毯,做他的观景台。从这角度望出去,望不到街底,却可望到对面大片的屋顶,从屋顶上的晒台,老虎天窗,可以窥见人家和生活。他看得很有兴味呢!等朋友来到,他的圈椅掉个头,就好像镜头拉近焦距,将远远的小小的人和物一下子拉到近处,面对面了。陈卓然和南昌进到他房间的时候,他正是面向室内的状态,屋里有客人,各坐在椅子和床沿。 见他们进来,主人很高兴,说:欢迎,欢迎,也不做介绍,只让他们随便坐。陈卓然坐了屋里仅余的一把空椅子,南昌环顾一下,见床沿坐的是两个女生,便不想与她们去挤,在角落里一张小沙发坐下,一坐几乎就坐到了地上。那沙发早已松了弹簧,所以人都不去坐。没有人注意南昌的窘相,都在热烈地说话,南昌一时没听进去,只听到许多个声音在房间这里那里响。他看看周围,看出家具摆设都很讲究,却也都陈旧了。窗帘是有流苏的,平绒磨秃了,露出织线的经纬,也看不出原先的颜色,还藏着灰尘,略一动它,便扬起来,在日光里飞舞。南昌家也是灰暗的,是简陋的灰暗,这里呢,却有一种华丽,一种褪色的、败损的华丽,似乎更加触目惊心。
  南昌发现,在座的几位男生,都有着白皙的肤色。他们身上的白衬衫也格外的白,军裤洗得格外清洁——他们都穿军裤,宽大的裤口扁扁地盖在鞋面上。不用说,这是一种身份的标志,但是,还有另一种意思,那就是,当下的时髦。当然,这两样完全可能合而为一,如今,这城市的摩登,就是由他们来担纲的了。他们都说普通话,这也标明了身份。这种普通话,是这城市的干部子弟的语言,一听就听出了来历。南昌渐渐分辨出主人的声音,它音量不大,甚至有些轻,但却是那种具有穿透力的音质,发声松弛,可送到各个角落,使人们不由止了声,被吸引了注意力。他念屈原《离骚》的一句“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然后解释古时的计量单位,一“畹”等于三十亩,而“九”和“百”,在中国语中又都是概数,意思是无限多,所以——你们想像,遍地兰蕙,何其壮观!南昌在语文课上也学过《离骚》,那些字词在他读来都很拗口,意境也是抽象的,可此时,他却像看见了似的。
  从这天起,南昌就成了小老大——后来,他知道,朋友们都这么叫他,这诨名于他挺合的,他的大名,海鸥,倒是无人提起——的座上客,认识了小老大客厅里往来的人。陈卓然自己呢,就像把南昌托付给了小老大,不再出现,他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南昌的生活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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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小老大
小老大可算是老资格,他一九四四年他出生于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他的母亲,上海人,桂林新中国剧社的女演员。小老大的母亲,因扮演《桃花扇》的李香君名噪一时,有许多才子和俊杰追求,最后是白崇禧部下的一名副官胜出。过了一年,女演员就怀了他。此时,新中国剧社往广东湖南方向出发巡演,她离了团,留下待产。不想,桂林形势却吃紧起来,日军沿湘桂路向广西逼近,中方调集九个军的兵力组织会战,副官被遣往柳州,行前,与女演员商量,是否暂去老家待产,局势稳定后再回桂林团圆。女演员一口答应,但是,她说,她不去老家,那里一大家子,她是不会住得惯的——这时,副官方才知道自己已有家眷的事并没有瞒住这边,她早已经心知肚明。这也是内地人对上海不了解,以为摩登女郎就是千金小姐。事实上呢,上海女人多是俗世中人,又是女演员,几乎一半是在风尘里,没有什么能骗过她的眼睛。女演员要去重庆,因为她听说重庆有中华剧艺社,就想寻了去。临别时分,副官留一句话,无论孩子是男是女,都希望能姓父姓——韦。将来,无论他到什么地方,看到姓韦的,同庚的孩子,他都会多看上几眼。
  六月底上路,近九月抵重庆,差不多正是桂柳会战打响的同时,女演员娩下了小老大。但是,女演员并没有如愿找到中华剧艺社。也不要紧,此时,重庆活跃着好几支抗敌演剧队,女演员跟上其中一支,重又返回舞台。抗战胜利之后,演剧队向贵州、云南战区慰问庆祝演出。在昆明时,又遇上了新中国剧社。女演员知道剧社正是往上海去,再转道赴台湾演出,当即决定归回“新中国”,好将婴儿放在上海的母亲家中。他们哆哆嗦嗦进了上海,路上婴儿已染了肺炎,高烧不退。肺炎好了,又生结核,就此种下病根。一个月之后,母亲就随剧社乘“台甬号”货轮去了台湾。等下一年春天,剧社回到上海,海鸥已不大认母亲了。
  海鸥的外婆原籍在昆山,家境中下,从小死了娘,二十二岁方才嫁给苏州一家富户做续弦,生下海鸥的母亲。海鸥母亲七岁那年,男人生急症去世,遗下孤儿寡母。她没有生下儿子,分家产时吃了大亏,领了自己那被刻薄了的一份,带着女儿来到上海,租下一套公寓中的两间房间,买些股票和债券,安居下来。到了上海,她们母女几乎摇身一变,变成摩登的女人和小孩。外婆烫了发,足登高跟鞋,跟着时下的流行,无袖旗袍外面罩一领齐腰的短斗篷。小姑娘是洋装打扮,头发用火钳卷了,束起来,顶上系一个蝴蝶结,穿连衣裙,裙摆蓬到膝上,拎着花布书包,到隔壁弄堂的小学校读书。这一大一小,憋着一股子心劲,要挤进这“东方巴黎”大都会的潮流里去。时髦到底是需要陶冶的,到女儿上中学时,已经气定神闲,平日只穿女中里的阴丹士林蓝的校服,套一件藏青开司米对襟毛衣,要说是老气的,可怎么抵挡得住扑面的青春和美丽!她真是长成了一朵花,一朵盛丽的花,素朴的装束则使之清秀。肤色是白亮白亮的,眸子黑亮,脸颊的线条特别姣好。她的母亲也略沉着了些,当然不如女儿更能领会这城市的精神,就还是张扬的,看上去倒要比女儿穿戴鲜亮。身上总是有花和珠子,还有晶片,指甲上涂了蔻丹,夹着长长的香烟,和女朋友搓麻将。
  女儿长到十七岁时,和一伙同学去考剧团,在抗日话剧《卢沟桥》里跑龙套。下一年正式编入救亡演剧队,去了武汉。三年后,又编入新中国剧社,来到广西桂林。此时,孤岛上海虽是一片歌舞升平,但她却并不相信能够长久。女儿这一走,好比是入了江湖,日后肯定聚少离多,所以,她也死了心,竟不太牵挂。然而,万万没有料到,八年后,女儿忽然来到跟前,虽说是惊鸿一瞥,又倏忽离去,可却留下一个外孙,这就让她喜出望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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