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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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毛泽东作起了瞒天过海的大文章。他命令华北第1兵团停攻太原，第3兵团撤围归绥，不给傅作义施加更多压力。同时命令东北野战军提前迅速秘密入关，并指示新华社不断播发东北野战军庆功、祝捷活动消息，制造东北野战军正在休整的假象。
在完成这一切后，毛泽东犹嫌不足，又下出了一招引蛇出洞的好棋，令华北第3兵团向张家口发起进攻，威胁其西撤的主要通道，吸引北平之敌出援。傅作义果然派出了其嫡系第35军乘车驰援。毛泽东立即走出第二招狠棋，命令华北第2 兵团和东北先遣兵团双箭齐发，截断平绥路，威胁北平。
傅作义发现东北野战军已经入关，大惊失色，急令其“第35军返回北平。但当该军回返到新保安时，被神速赶到的华北第2兵团重重包围。与此同时，华北第3兵团包围张家口，东北先遣兵团攻占密云、康庄和怀来，从而将平绥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分割包围，斩断了傅作义的一字长蛇阵。
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战役刚刚发起，解放军就赢得了主动权，但这种主动权尚不稳固。东北野战军主力这时仍在入关开进之中，距平津地区尚有数天的路程。而国民党军依旧控制塘沽，仍有从海上逃跑的可能。
战局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为了稳住傅作义集团，毛泽东在命令淮海战场暂停进攻杜聿明集团的同时，指示平津战场两个星期之内对新保安、张家口之敌围而不打，对北平、天津、通县之敌隔而不围，只作战略包围，不做战役包围。待东北野战军主力完成战役展开，再各个歼敌。
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博士生导师）这就是战争指导中的胸有成竹、料敌如神。叶剑英元帅评价说：“‘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毛泽东同志运用之妙，却超乎寻常。‘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以及延缓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残部最后歼灭部署的指示，则更是表现了军事指挥上的高度艺术。”
战役的进程完全按照毛泽东设计的轨道发展。东北野战军加速开进，至12月20日，全部到达指定位置，完成对北平、天津的战略包围。当傅作义清醒过来时，他的部队已经由惊弓之鸟变为笼中之鸟，被解放军分割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5个地区，欲逃无路。
华北战场的大局已定，毛泽东这才指示华东战场对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1949年1月6日至10日，华东野战军经过四天激战，全歼杜聿明集团，生俘杜聿明，击毙兵团司令邱清泉。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万余人。
在华北战场上，根据毛泽东先打两头后打中间的指示，解放军开始从容不迫地各个歼敌。1948年12月24—26日，华北解放军攻克新保安、张家口。
1949年1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天津发起总攻，步兵、炮兵、坦克协同作战，仅用29个小时就全歼守敌。
北平成了一座孤城。为了保护这座驰名中外的历史名城，毛泽东指导前线指挥员与傅作义的代表进行了耐心谈判。在人民解放军强大军事压力之下，傅作义最终接受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古都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
三大战役，规模空前，在世界战争史上也为罕见。国民党军近160万主力部队谈笑间灰飞烟灭，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基础因此根本动摇，人民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已经是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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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审时度势 决战决胜（4）
毛泽东在他的军事著作中，没有专门论述过战略决战，只是指出战略决战是战略进攻的高潮，“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但他以战略决战的伟大实践导演出一部中国气派战略决战的壮丽史诗，其时机选择之果断，决战意志之坚定，方向确定之正确，方针制定之科学，阶段区分之清晰，均在战争史上难得一见，从而将中国革命战争的高潮化为新中国诞生前的绚丽朝霞，书写出他军事生涯最光彩夺目的篇章。
十九 因敌施策 横扫残敌（1）
北京郊区的香山，是毛泽东进入中南海前最后一个落脚点。在这座被称作双清别墅的幽静小院，毛泽东指挥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尾声作战。
落脚香山几天后，1949年3月31日，毛泽东宴请了第四野战军师以上指挥员。那一天，毛泽东兴致很高，不善饮酒的他破例端起酒杯，发表了一番豪气冲天的祝酒词：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这是胜利的宣言书，也是进军的动员令。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一次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战略追击。他所追求的不仅是解放战争的一个圆满句号，他要用胜利迎接中国历史新纪元的灿烂时日。
此时的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兴致截然相反，因决战失败，他黯然下野，在浙江奉化雪窦山中闭门深思。
两年零九个月的战场较量，蒋介石不但输掉了495万军队，更是彻底输掉了民心。但他还不想彻底认输，他手中还有204万军队，还有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他还要与毛泽东作一次最后的较量。
傅立群（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博士生导师）蒋介石虽然下野，但依旧实际操控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他要凭借长江天险，构筑陆海空立体防线，阻止解放军南下，同时着力巩固西南、西北地区，作为在大陆最后的立足点。他又打出“和谈”牌，企图赢得喘息，赢得军事准备的时间。
毛泽东很了解这个老对手。在1949年的新年献辞中，毛泽东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令。毛泽东说：和谈成功，人民解放军就以文的方式下江南；和谈破裂，人民解放军就以武的手段下江南。总之，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进军江南，而且时间绝不允许无限期拖延，更不允许划江而治、国土分裂的状况出现。
赵一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损伤，争取和平建国，毛泽东给了国民党最后的机会。在两党进行的北平谈判中，他亲自会晤和宴请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做说服疏通工作。国民党代表刘斐曾在宴席上试探毛泽东的态度，问毛泽东打麻将喜欢打清一色还是打平和。毛泽东立即回答：“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
但是，南京国民党政府最终拒绝在双方代表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彻底关闭了和平之门。4月21日，毛泽东与朱德总司令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二、第三野战军共100万人，万船齐发，在500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长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
在人民解放军实施渡江战役的时候，英国“紫石英”号等4艘军舰侵入长江的解放军防区，开炮打死打伤解放军官兵252人。解放军坚决还击，击伤“紫石英”号。事件发生后，英国在野党领袖丘吉尔在下院发言，要求英国政府派航空母舰到中国，实行“武力的报复”。英国首相艾德礼也公然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一时间，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战的阴云密布。
毛泽东看穿了帝国主义色厉内荏的本质，他亲自起草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声明，义正辞严地指出：“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为了防范帝国主义的干涉，在渡江战役结束后，毛泽东调第二野战军位于浙赣铁路沿线集结休整，随时准备协同第三野战军对付可能向南京、上海进犯的帝国主义军队。同时以华北第20兵团在秦皇岛、塘沽地区布防，护卫京津地区。这样，就把大进军的战略行动，建立在了应付最困难、最复杂情况的万无一失的基础之上。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展开了气势磅礴的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人民军队曾经过无数成功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但还从来没有进行过战略追击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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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因敌施策 横扫残敌（2）
毛泽东对进军部署进行了精心筹划：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第三野战军进军东南沿海，第四野战军进军中南。根据不同战区的不同特点，毛泽东制定了战略追击的不同方针，提出了不同的作战要求。
在华东战场上，第三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联手突击，采取穷追猛打，辅以小迂回、小包围，多路前进，快速分割包围的对策，将从长江防线败退后，尚未来得及重新部署的国民党军汤恩伯集团扯得支离破碎，各个就歼。1949年5月27日，解放上海。
在西北战场上，第一野战军面对的是国民党军胡宗南和马步芳、马鸿逵两大集团。太原解放后，华北军区第18、第19兵团加入第一野战军序列。但总体兵力解放军只占相对优势，尚不具备同时与国民党军两大集团进行决战的条件。毛泽东指示彭德怀等人：钳制两马，先打胡宗南集团。第一野战军发起扶眉战役，歼敌万余人，解放了八百里秦川的大部分地区。
由此，胡宗南集团只能龟缩汉中，而马步芳、马鸿逵集团则向宁夏、甘肃退却。毛泽东立即将“钳马打胡”改为“钳胡打马”。指示第一野战军以一部兵力钳制胡宗南集团，配合第二野战军即将发起的进军西南作战，主力穷追猛打二马集团，解放大西北。
红旗漫卷西风。第一野战军发起大规模追击作战，迫使马步芳集团在兰州决战，聚歼其主力。随后横扫大西北，解放宁夏、甘肃，并和平解放新疆，把红旗插到了祖国的西北边陲。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西北地区与苏联、蒙古毗邻，人稀地贫，交通不便，敌人无处可逃，只能利用当地复杂的民族与宗教因素和各种地形，死守老巢，负隅顽抗。因此，毛泽东在进军西北作战中采取了穷追猛打与小迂回包围相结合、一口一口吃掉的战法，先打残胡宗南集团，然后分路猛追马步芳、马鸿逵集团，迫其陷入绝境而后歼灭之。同样的战法，也运用到了指导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浙江的作战。但在指导进军中南和西南作战中，他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作战指导方针。
南京、上海解放后，盘踞在中南和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白崇禧集团、宋希濂集团、胡宗南集团和余汉谋集团，已经完全失去了与解放军进行决战的勇气，各自盘踞一方，静观待变；解放军进攻后，则迅速收缩，向后撤退，并准备撤逃海岛或境外。
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解放军的追击作战因此遇到了一个新情况，不怕敌人顽抗，不怕敌人决战，就怕敌人逃跑。如采取正面突击或者浅近纵深的迂回包围战法，很难抓住敌人。而如果让大部敌军逃到海岛或境外，势必增加尔后作战的难度，并给新中国安全留下严重的后患。毛泽东的考虑是将国民党军主力全部歼灭在大陆。
进军中南的第四野战军与第二野战军一部，在与宋希濂集团、余汉谋集团作战时，进展顺利，但在与白崇禧集团作战时，遇到了麻烦。白崇禧集团的主力是桂系军队，惯于轻装奔袭，擅长山地作战，行动诡诈，动作迅速。白崇禧用兵狡猾阴险、工于心计。第四野战军刚刚大军逼近，白崇禧就以一部佯动，主力迅速后撤。解放军攻入湖北，他率部退入湖南；解放军逼近湘北，他又退往湘南，几次逃脱了解放军的包围。
毛泽东的战法更高明，他电示林彪等人：对付白崇禧集团，“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
这样，任凭桂系军队和白崇禧如泥鳅般滑溜，最终也摆脱不了人民解放军布下的天罗地网。第四野战军立即调整部署，在第二野战军一部协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