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任秋回忆录-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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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贩挑担卖的沙河粉，是很有名的。镇附近的山叫瘦狗岑，军校在那里搭了几排席棚，入伍生就在席棚里吃饭、睡觉、受训，过兵营生活。席棚的排列还是整齐的，床铺是用竹子搭的双层床，布置得井井有条。入伍生阶段就是要锻炼人习惯军人生活，严肃、紧张，动作还得迅速、整齐。清早听到军号声，立即起床穿衣，佩带好枪支、子弹、水壶，一共只给15分钟。吃饭要喊口令，？？也不能先吃，10分或15分钟以后，又喊“立正”，没吃完也不能再吃了。每天日程排得很满。广东天气很热，出操时开始跑步半小时，枪械、子弹、水壶都挂在身上，只半个钟头，眉毛上的汗就滴得像流水。不叫“稍息”，？？也不准乱动。上午出操，下午打野外，爬上山时还要冲锋。这样搞半天，还得跑步回学校。整天的操练，不仅衣服都是湿的，连子弹带也是湿的。就这么湿着一身也不休息就进饭厅吃饭，我们也吃得不少。那时身体很好，一身汗吃饭，吃着饭又出一身汗。晚上有点空隙，就到沙河去洗澡。满身大汗跳到沙河就洗澡。这样刻苦锻炼对身体很不错。现在年岁大了，还深感这些锻炼的好处。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场（3）
入伍生在沙河有两个团。我记得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是在1926年7月9日，誓师大会由教育长方鼎英主持，我们都列队参加。黄埔的入伍生期？？定半年，我到后只有三个月上下，广东即誓师北伐，当时学校是四期在校，没毕业就抽调一部分学生随北伐军出发。也从入伍生中抽部分人（一个中队，等于一个连）提前转到校本部，作为第四期学生。我便由入伍生抽调（或？？过考试）到校本部转为正式学生，进校后就准备出师北伐。我编入第四期政治大队第四队。队长徐象乾（向前），队的支部书记为同队同学杨剑英。同队同支部同学有十多人，同支部的党员，记得有：李鸣秋（东北人）、张作兴（东北人）、李亭林（山西人）、王明源（湖北人）、樊量？？（湖北人）、梁勃（湖南人）等，以后统没见过。现存的只有杨德魁（杨秀峰，山西人，重庆市委）一人。我们到后不久前三个队就毕业了，我们一个队到得晚，没有同他们一齐毕业。在入伍生期间除过党的一般组织生活外，没有特殊活动。到校后因为没有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党组织给我的任务是负责军校内的国民党左派的团结和组织工作，并与广州国民党上层人物建立联系，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当时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国民党内多数人是能和我们合作的。我们当时做国民党左派的工作，主要是根据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宣传贯彻三大政策的精神，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对右派是进行斗争打击的。当时总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到北伐后才提出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我们决定重新组织左派，先从黄埔军校和广州做起，并联合国民党左派的首领共同组织左派活动，以争取他们支持黄埔左派的活动，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当时和右派作斗争的焦点，一是军校的特别党部，这是在校公开活动的中心，是团结领导在校黄埔学生的核心。特别党部接受学校的领导，但它对学生的领导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二是黄埔同学会，这是联系黄埔毕业和在校学生的中心组织。
　　当时军校中的党员同志，虽然由于身份公开，活动受到限制，但他们与广大同学特别是国民党左派仍保持广泛联系和影响。我进去后就和各连队的党员共同工作，很快就使工作开展起来。我们组织起国民党左派，首先改组了黄埔特别党部。军校特别党部是由学生选举产生的，当时整个革命形势还是对我们有利的。我到学校后不久就被选进特别党部（内分两部分：执行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开始我在监察委员会，后来参加了特别党部的委员会，我们逐步取得了特别党部的全面领导权。我们更进一步打算改组黄埔同学会，但始终没能掌握黄埔同学会，因为黄埔同学会负责的人选是蒋介石以会长的名义指定的。这时北伐军已进到南昌，蒋介石对这种情况很了解，就一再号召学生要“团结”，不要互相“攻击”。但是，这种号召是没有用处的。前面讲到西山会议派名义上在学校不能活动，其实，蒋对它很支持。这样他讲“团结”就是空话。蒋介石在北伐已？？到了？？西的时候，还不断有电报给学校，关心校内两派斗争的发展，这说明了在3月20日以后学校左、右派斗争的激烈。当时国民党右派骂我们是恶化势力，我们骂国民党是腐化势力。黄埔军校革命空气又高涨起来，右派的气焰已不似以前的嚣张。他们看到这种形势的发展不是留在广州的右派分子能够改变的，遂由蒋介石从前方下令将军校比较进步的力量，政治大队提前毕业调赴前方，这时是1926年底，我们就是这样离开广东的。

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场（4）
这期间，黄埔的左派组织还发展到广州，同时？？组织的上层介绍也发展到国民党的上层。国民党的上层左派人物中有徐谦、顾孟余、甘乃光等，我和徐谦也是在这时认识的。以后随着北伐的进展，左派的活动还发展到湖南、？？西和武汉各地。这里还有个怪事，？？都知道右派叫西山会议派，在黄埔军校叫孙文主义学会。也都知道有个左派组织，却没有名字。那时社会上对黄埔学生很重视，虽然我们穿着入伍生的灰布服装，整天出汗，又在地下滚爬，衣服很不像样，但是这部分人在广州颇受注意，甚至很有点受尊重。广州女学生也爱找穿破军装的黄埔学生。
　　12月份，我们政治大队第四队从广东调出来，参加北伐。这时北伐军已？？接近武汉。我们一起从广州坐火车到韶关。再往北铁路不通。出韶关·？过一座九峰山，便到湖南衡阳。那时行军很有趣，对我们青年军人，爬山走路本不是什么困难。进湖南以后，行军途中，？？过几个同学的老家，备受亲切热情的招待，至今记忆犹新。有一次，我们坐湘？？的船，夜晚月下，走到了同学的家。老人们奇怪地看到儿子归来，高兴得不得了。我们比较要好的同学都跟着去。那时正接近旧历年，老太太很热情，夜里连觉也不睡，把家里的腊肉、鸡拿出来，大家吃了一整夜。第二天天不亮，又赶快上船继续行军。我们还在路上，北伐军已？？占领了武汉。北伐军刚从广东出师湘鄂两省时，纪律严明，每？？过一个地方，都受到广大群众的欢？？。到长沙、衡阳，人们知道我们是学生，当地的学校就请我们去讲演。过长沙时，我被邀到湖南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讲了半天。我们在广东出来时穿的是单衣，内衣只是一件编织的线衣。在湖南的冬天，穿这么一身衣服站在台上演讲，大家都看出很冷。听讲的人交头接耳，有的还跑上台来亲切地问我是否要加件衣服。这种亲切关怀的情景，相隔几十年了，记忆还很清楚。可以看出，这是北伐初期时的军民鱼水之情。
　　北伐的铁军是叶挺独立团，这里面有很多共产党员。独立团属于第四军，李济深管。我们的政治活动就是争取国民党左派。由于各地有党的组织介绍，我们从湖南？？过时跟当地的国民党左派取得联系，交换意见，甚至以后我们之间也有联系。我们一路上与群众接近，沿途作宣传，如去讲演。可以看到北伐时是很有生气，很兴旺的。
　　前三个队毕业不到三四个月，北伐军已占领武汉，1927年初旧历年前，我们政治大队第四队到了武汉。黄埔军校全称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这时改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成立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我们编为学生大队第一中队，党的组织情况如前述，直到离开学校，都没有大变化。记得到武汉正好过旧年，我们住在武昌城里的两湖书院。有的同学家在汉口，邀我们去过年。当天刮大风，长？？中从武昌到汉口的船都不能开。我们跟小船的船夫商量，让他给我们开船，那时实在年轻，稍为懂事一点都不会去冒这个险。刮着大风，船在？？心上上下下，驶船的人一再叫我们不要动，我们却在船上又唱又叫。到了同学家里，自然又是饱吃一顿。
　　这时武汉入伍生也很快进了校，编成两个团（入伍生一团、二团），还有女生队。彭文①此时就编在女生队。她在学校也比较活跃。　。。

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场（5）
到武汉分校后，我仍然是以国民党左派面目活动的，负责组织国民党的左派工作。到武汉以后也就三几个月，我们这个队也毕业了，我分配在分校政治部任党务股长兼特别党部主任委员，仍然做国民党左派的组织工作，并负责分校特别党部的工作（在广东我已？？负责特别党部的工作，在武汉我任主任委员），参加武汉黄埔同学会分会的组织领导。我们在武汉分校的活动，跟在广东一样，发展到学校之外，发展到了社会上，实际上发展到湖南？？西的长沙南昌武汉各地。我负责武汉的工作，除仍然抓武汉军校特别党部和黄埔同学会武汉分会外，也做些社会上的国民党左派的工作。社会关系？？组织的介绍，发展的面也是较广的，和湖北上层人物李汉俊（即出席共产党一大的）、邓初民等发生的关系便是如此。在武汉的左派组织中，邓初民也是参加人之一，那时他的家就在武昌，我们星期天就？？常在他家里开会。？？常一起开会的还有当时的有名人物李汉俊等。前面说过，左派组织的活动，实际上并无固定名称，而社会上却流传着“左社”的说法。黄埔同学会（学校改名后仍叫黄埔同学会）也活动，在武汉成立了分会，曾钟圣（曾希圣的哥哥，很有能力，在武汉已是武汉日报的社长或是主编，长征中在川北让张国焘杀了）也参加过。这时的黄埔同学会，由我和他一起负责。北伐时军区政治部主任，黄埔四期学生汤志，也参与做这项工作。
　　那时，蒋介石虽然名义上是军校校长，但一切由副校长恽代英主持，武汉分校党和行政上都是他负责，恽也是湖北人，他还参加湖北省的党政工作。政治部主任，总教官都是共产党人。政治部主任是周佛海，他当时还是共产党员，“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宁汉正式分裂，他才从武汉跑到南京，背叛了党。还有个总教官孙存统，后改名施复亮，当时也是共产党员（宁汉分裂后，表现惊慌失措。叛逃时，他把教官的工资自己拿着，党要开除他）。教务长侯连瀛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倾向进步，是拥护党的，学校中政治气氛是好的。当然，学校中也有国民党右派，但他们却成不了主导力量。淮海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一一○师师长廖运周，在学校时也是国民党左派。他就是在左派活动中，由我介绍入党的（1933年他失掉组织关系后，在国民党军队当师长）。他起义的情况我在后面还要叙述。
　　彭文也被选到特别党部当委员。这样，我们接触了，但是我们都从事政治活动，因而彼此关系的发展比较隐蔽，怕在学校闹恋爱产生不好的影响。当时军校的人还有胡毓秀（女生队），廖运海（学生第二队），彭漪兰（分校女生队区队长或指导员，共产党员），徐向前（第一队队长），陈毅（政治教官），施复亮（政治总教官）等。
　　当时广东国民政府还在广州。我们到武汉后一个时期，国民政府才正式迁到武汉，称为武汉政府，负责人汪精卫，还有徐谦、邓演达等。我们党在这里起领导作用。
　　在革命势力大发展的情况下，反革命势力从害怕革命走到反对革命的道路上。广州*实际在“四·一二”之前。留守广东的反革命军阀李济深早已开始*和“清党”。他首先对付黄埔军校，我们不少同志，甚至国民党的左派，都受害牺牲。广东有人跑到武汉，黄埔同学会就收容他们。蒋介石军队到达上海后，由于蒋介石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本质，再加上帝国主义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势力，相互勾结互为依附，造成了蒋介石的反革命叛变。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正式叛变革命，在上海屠杀工人。我当时在军校特别党部工作，在四·一二以后，我们在军校用国民党的面目也开始清除国民党右派反动分子的工作。记得有一个陈醒民，当时是我们队上一个国民党右派，是我们队上的斗争对象，就是在那时被我们清除逃跑了。　。　想看书来

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场（6）
向河南进军，称第二次北伐，我们从武汉向河南进军，主要的对象是奉系的东北军。有趣的是我们的铁军（第四军称铁军，即叶挺独立团）到河南遇到了东北军的铁军（它是否叫第四团我记不清了）。战斗打得很激烈。最后北伐军取得胜利，克复了郑州。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