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任秋回忆录-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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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没有岳参加。岳烛远说的，逮捕我时他正在南阳，那就很有可能岳在南阳对我的问题和汤恩伯共同策划了的。当时我向岳表示，我这次是受了冤枉，孙加给我的三条罪名都不是事实，是没有根据的，首先我现在不是共产党，鼓动军队更没有事实，逗留不前更是笑话了，在我被捕前孙还有电报要我暂留洛阳可查，显然是陷害了。我当时要他帮忙，他表示愿意帮忙。我当时考虑这证明情况还不太糟，如果很严重，就是说他们已？？掌握了什么材料，认定我是共产党，岳烛远就不敢去看我，要看我去就是收买或威胁、利诱。但是，岳烛远来看看我就走了，这可以供我揣测形势。
到1941年底，到了12月初的时候，就把我从军法监部拘留所转移往一战区政治部。从政治部的工作性质设想，很可能是到政治部解决“？？有共产嫌疑”的问题，但是去政治部前和到政治部后，统没有人向我宣布去政治部的？？因和到政治部以后要我做些什么，到政治部后我也只见到一位科长，这位科长什么也没和我谈过。这时政治部主任是陶峙岳。送我去时，有个带枪的兵押着，先到政治部办公处所在的一幢小楼去，在他们以外的院子里等着。以后出来一位主管我这案子的科长，瘦高个子，南方口音，瘦长脸，年近四十的样子。他们事先都是准备好了的，没有多讲什么，他便要一个警卫的宪兵排长把我带到和他们办公室对面的一处平房的地下室去看押。洛阳、西安有种地下室，类似窑洞的挖法，向地下挖很深，这里冬暖夏凉，有钱人家才能挖得起这种地下室。新五军洛阳办事处长王松筠的后院就有这种洞，可以避暑和防空。关的那间房子像是？？来宪兵住的，两边摆四张床，以后这位排长和我一起住在这间房里，同住在这间房的记得还有一位。排长是北方人，河北口音，中等身材，只有三十以上年纪。科长把我交给宪兵时，同时叫他们给我送了一本三*义，一本建国大纲。我到那里，实在看不下去。看管我的宪兵排长也跟我住一间屋，他有好些小说，如三国、水浒，我便从排长那里借来天天看这些书。他们把我往这里一放又无人过问了，从我去到我离开，这位科长没有和我谈过有关我案情和思想的问题，政治部除看押我的一位宪兵排长外也只见过这位科长，再没有人和我谈过话，也没有受过审讯，这位科长和我见过两到三次面，统没有多讲话。家里可以去看，在一战区关着时，来人看还填会客单，在这里就到住的屋子里看。生活也不坏，每饭大概有一菜一汤，在送我去西安以前，由这位宪兵排长监视，出去洗过一次澡。可见形势对我还好。我当时想大概问题不像初来那时严重，他们没有抓住什么把柄。他们之所以没有采取什么野蛮的刑讯，这与当时我还是一名国民党的少将副师长的身份有关，对有这样身份的人用刑，他们认为也不像话。但是，战区的执法总监部对犯人是用刑的。这以后我才第一次要彭文找皋海澜向这位科长说情。皋和我本来素不相识，但当时洛阳实在无人可托，利用皋是徐州濉宁县人，那时徐属八个县，在外称徐州同乡，皋当时是战区兵站总监，是一个旧军人，就以同乡关系去找他帮忙。以后皋回复说，那位科长说我看不起他，皋还推测说，是不是他想要点钱。我被捕后家中生活已很困难，更无钱送他，这件事就如此算了。
狱中岁月（4）
在政治部大约有一个月上下的时间。快到冬季，旧历十一二月了吧，岳烛远又去看我一趟，是那位科长送他去的，送到他就走了。岳烛远这次见面才说：这里反映，给你送三*义、建国大纲看，你不看，每天只看三国、水浒。岳说这话也不是认真怪我才说，只是随便说说。岳当时确实认为孙殿英有意加害于我，“*”中，他向专案人员说：“靖任秋是共产党员，我早就知道。”但在1941年见到我时他认为“新五军是戴笠向蒋介石担保成立的，内部有戴的军事特派员和随军调查人员，绝不会允许一个共产党员靖任秋充当他的师长”，“我断定他已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因此，我才敢于以黄埔同学的关系将靖介绍给戴笠，并请戴引见给蒋介石的”。岳还向专案人员说：“我感到孙殿英怕靖任秋走在他的前面（指1941年秋见戴见蒋），今后不仅不能为他所用，一旦发生事故，就有取而代之的危险，所以孙殿英才诬告靖任秋是共产党员”，“当时，我想孙殿英是个老狐狸，有意破坏军统局的威信，真是可恶已极”，“因而，我给了一个电报给戴笠，要求戴笠电请长官（指胡宗南）释放靖任秋？？？？我又以全家性命保释靖任秋的函件，寄给胡宗南”。岳烛远因为当年有这些认识，所以才在这次来政治部关押我的地方看我。岳烛远也是在这次看我时告诉我说，最近要送我到西安去，他并诡称：你的问题到西安后就解决了。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并没有说明。实际无论是戴笠还是胡宗南都没有回答过他保我的函电。从岳烛远对我的谈话看，我到政治部以后的处理，岳烛远是参与了的。从他对我的讲话看，对他还不是不可以利用的，我大约是在这以后要彭文去找他设法营救的。
说到一战区政治部要把我解送到西安。我就做去西安的准备。
我的生日旧历十一月二十六日就到了。加上，到西安看我就不这么方便，我生日那天，彭文搞了些菜，炖了鸡装在一个大瓦罐里送来，还把三个孩子都带上，大的伯文1931年生，刚刚10岁，二的玉仲只8岁，三的叔平就6岁多，她那时已？？怀孕，大着肚子，就要生第四个孩子季洛。这天，她带孩子们来到我住的屋里，放下菜，我听见彭文对孩子们说：“你们开始？？？？”起初我还不懂她说什么。见几个孩子听她说“你们开始？？？？”就一齐跪下，给我磕头。彭文对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不晓得你这次走，什么时候出得了监牢，让他们给你磕个头，记住你这个爸爸。”我听到这话，心里真是难过。这到底是生离死别吗？勉强忍住才没掉下眼泪。这个下跪磕头的告别，孩子们在三十几年后的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这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磕头，实际上也是生离死别的一次（叔平附记：姐姐回忆，在去的路上，我们三个紧紧跟着走，路程很远，有十多里，天寒衣单，肚子也很饿，默默无声。妈妈说：“我们去看望爸爸，我们去给爸爸过生日，见了爸要给爸爸磕头。”？？？？爸爸见孩子们都来了，很惊喜。待舅舅放下挑子，妈妈对我们说：“给爸爸过生日，你们开始吧！”我们三个就一齐跪下，趴在地上给爸爸磕头。妈妈站在一旁对爸爸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没有流眼泪，我们也没有哭，在那种时刻从没有见过妈妈流眼泪）。她要我给没出生的这个孩子留下个名字，靖季洛这个名字就是我和彭文分手时，在洛阳监狱里给留的名字。记得到西安道峪监狱后，做过一首打油诗：“洛阳抛妻子，长安作楚囚，重圆莺梦早，岁去春不留。”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狱中岁月（5）
旧历十二月份，我被解送西安。总之，在洛阳期间，军法监部未宣判我的罪状，政治部也没有人和我谈过我的问题。解西安前，岳烛远又去看我一次。我问岳：我去西安怎么个送法？他说：“我那里派人送，没有什么。”解送的时候，的确没有戴手铐。有个看上去像副官的武装人员押送，在特务机关搞什么的不晓得，他带有武器，坐的客车，还包了个软席房间，就我和押解的人坐，这总算客气。我解走那天，李锡九老先生和我两个通讯员也到车站送我（他们当然也会知道那一天解送我走），还让我们随便讲话。岳烛远说的定心话，“到西安就解决了”，我还得考虑各种情况来到怎么应付。一到西安，先在一个小旅馆停留有一两个小时，以后就送到胡宗南的司令部，？？胡的参谋长派人送到胡宗南办公的地方（胡不在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住，他带机要参谋另住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是熟悉的呀！我去重庆时候，跟胡见过面，吃过饭。通过门上警卫，进得门来，放下行李，这次去是做的坐监狱的准备，胡宗南这时候当然不会跟我见面。他住南房，北房住的机要参谋。我就进了机要参谋的屋子，这位机要参谋，此时30岁左右，我进去他的态度很不自然，像是很踌躇，有话要讲又不敢讲的样子。我那时是个“犯人”，他虽只是个参谋，但是他当权，应该有点气焰，起码也有点气派。为什么他这么不自然？好像有话要说又不敢说的样子。当时只觉得奇怪，等“*”专案组审查我，找到这位当时胡宗南的机要参谋，？？来他是我们驻墨西哥大使熊向晖，后任总参二部的负责人，当时是我党打入胡宗南处的地下党员。据说熊在西北时，给党提供了不少军事情报。
我当时只在这位机要秘书这里等了一二十分钟，就有卫兵来要我出去。从这个院子后门出去就是禁闭室，到了禁闭室才了解这里监房很小，一个南房，里面分成三四个、顶多五个小监牢，是专关他们团以上干部“自己人”的地方。把我关进去，门就锁起来。没有铺，只有些草，我在这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就送我到西安道峪村一个监狱去了。在西安期间，从未审讯，更无判决。
在这个监狱我是单锁在一个房里。在这个监狱遇到一个在押的熟人，叫黄宇宙，东北人，抗战初期在林县附近的水冶镇杀死伪军司令李福和，率小部队伍起义到了林县，当时孙部正在林县，我和他在林县见到认识的。他们的房门白天统是不关不锁的，他们可以在室内室外任意活动，卫兵不在时可以到我住的监牢门外说几句话。第二天一早押送我去道峪，准备押送我的一个卫兵，他们已？？很熟，可能是个班长。他介绍我和这个班长见面，托付这个班长路上照顾，我就是？？他介绍才送了这个班长一只表，沿途和到达道峪监狱时得到不少方便。这人大概姓阎，二十多岁，中等以上身材，身体很结实，北方人。
大约1965年，由交通部转来黄宇宙一封信，是由组织部马万杰转交给我的。内容是一般问候，也提到西安监狱中见面的事情，此外没有其他内容，也没有说他在哪里，只在信封上看到有养老院的字样。以后我没有回信。
道峪村在西安以南六十里路的地方（地图上只有一个汤峪口）。押解我的人是带着盒子枪的勤务兵。我还有些行李、铺盖，一出禁闭室我就给押解我的人说：我们是不是先到小饭馆吃顿饭，雇个马车才走？他没表示反对。走在街上雇马车的时候，在卖豆浆烧饼小店的门前，我巧遇胡公勉（解放后国务院参事）。他大革命时是共产党员，在杭州当教员，教过胡宗南。胡宗南上黄埔军校也是胡公勉帮助他的，他跟胡宗南有这些私人关系。北伐时他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副官长，蒋介石叛变，大革命失败，他脱离那里，后来在上海，党又派他到浙？？，可能是1930年在浙？？组织暴动，失败被捕，可能还是胡宗南把他保释出去的（我对此并不确实知道，是听说的）。大半我在西安遇到他时，他已？？与党组织脱离关系。因胡宗南关系，他又曾在山西或甘肃当行政专员，我在西安碰到他时他又在西安已？？做了官，彼此之间还有旧日感情。和他认识是1929年在上海，和他的夫人彭漪兰认识得早，她1927年在武汉中央军校女生队做副队长或指导员，从那时候认识的。她跟彭文很友好，大革命失败后，1929年在上海又见到，是到他们家去看彭漪兰，认识的胡公勉。彭漪兰没有听说被捕过，也没听说自首，可能已？？离开了党的组织。我从重庆回来过西安才知道胡公勉在西安，到他家里去过一趟。这次我见到他，仓猝间和他说了几句话，便抓住他让他送信，我把被捕等情况和即要押送道峪村监狱都告诉了他，请他夫人彭漪兰去信告诉彭文。以后彭文多少知道点我的消息就是这个关系。后来在道裕监狱里曾活动一位医官，向他家里送过一封信，请他设法营救，后来无回信，也无结果。以后我也利用胡这个关系跟彭文写过信。押送的人已？？雇好车，看到胡公勉与我谈话也不干涉，我们坐车走了一天的样子，到了道峪村。
狱中岁月（6）
道峪村坐落在终南山脚下。这里山接山，山连山，通过崇山峻岭中的峡谷，向南可直达汉中。《三国演义》讲诸葛亮五伐中？？，路途难行，魏延建议出褒中，？？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十日，即可到长安，近是近了，可那主意是冒险的。诸葛亮说：“此非万全之计”，假如对方利用道路难行，预先稍为布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