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现场解说-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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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这样的事,一方运气特别好,一不小心就把敌方的领袖抓到了,这个时候如何处置俘虏来的敌酋,是一个考验政治智慧的事情。
明朝土木堡事变,蒙古瓦剌意外地俘虏了明英宗朱祁镇,瓦剌的首领也先高兴惨了,俘获皇帝,自然奇货可居,可以换取不少好处。消息传到北京,京师震撼,但为了防止也先勒索起来贪得无厌,于是立郕王朱祁钰为帝,是为代宗。蒙古首领也先后来看到油水不大,于是反向思维,干脆释放了英宗。英宗回到北京,北京于是有了两位皇帝,最后酿成了“夺门之变”。当时蒙古势力尚不足以和大明分庭抗礼,要不,单凭释放英宗造成的大明内乱,蒙古瓦剌族就一定会有机可乘。
我们熟知的西安事变,也是如此。延安当时对蒋介石并没有处置权,蒋毕竟是在张、杨的手里,而张、杨给自己的定义是“兵谏”,谏者,以下劝上,他们是承认蒋的地位的。但是,也不排除延安制止老蒋返回的可能性,南京当时也确有希望老蒋回不来的势力,最后延安还是利用这一事件,完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再往上还有金国俘虏徽、钦二帝,都是可以一齐拿来做研究的。金人掳走宋朝徽、钦二帝,让这爷儿俩老死北方,倘若金国当初在合适的时机将他们放回杭州,会不会就此让南宋王朝陷入内战呢?
在赵王武臣被俘而后又重返赵国的事件里,起到改变事件(说他改变历史进程有点儿夸大)进程作用的,是一个“厮养卒”。锐圆说“人人是刀斧手,个个是权谋家”,这就是一个佐证。《资治通鉴》卷第八秦纪三(凡二年)◎《资治通鉴》卷第八秦纪三(凡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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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哥李斯被踹入茅坑的前因后果(1)
二世数诮让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盗如此!”李斯恐惧,重爵禄,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书对曰:“夫贤主者,必能行督责之术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故明主能行督责之术以独断于上,则权不在臣下,然后能灭仁义之涂,绝谏说之辩,荦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二世说,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秦民益骇惧思乱。
——秦二世皇帝二年(公元前208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67页
二世是个聪明人,会用话碴子噎人。大泽乡刚揭竿而起之时,秦帝国中央肯定没有予以高度重视,待各地风起云涌,二世扮起了鸵鸟,下面也吃不透局势到底会怎么发展,所以报喜不报忧,大事尽量化小,小事干脆化无,及到星火燎原,大批官员被杀,大量城池失守,农民军扣关西向直逼咸阳的时候,二世知道不能继续扮演鸵鸟了,于是,调整政策,实行“问责制”。
危机之初,不能见微知著;危机显现,不仅不能积极应对,反而采取眼不见心不烦的逃避策略;及到危机爆发,则掉过头来责备属下。一个领袖在处理危机过程中最不应该犯的错误,秦二世一个都不少地实践了一把,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自己不是那块料,是典型的衰神二代。
衰神二代中有浑蛋,也有玻璃蛋。二世是玻璃蛋,小聪明小机灵抖得不错,他摊开双手,一脸无辜地问李斯:“你老人家位居三公,是中央电视台千古名相的年度候选人物,怎么搞成这个局面?”
李斯本来是个聪明人,甚至用“聪明”二字都不足以形容其聪明,他是有资格进入权谋家的明星阵容的。李斯这时候一定也有些恍惚,怎么回事?格老子和秦始皇配合得那么好,天衣无缝绝代双骄,怎么和二世哥哥配合起来,球越打越臭呢?
李斯是法家,“文化大革命”时定的。儒家“尚德”,法家“重势”,李斯著名的“鼠论”,和法家重势的理论是相通的,或者说是法家理论的通俗版。李斯认为,同样是老鼠,一个在臭茅坑,一个在谷仓,位置决定价值。客观地讲,邓公的“猫论”和李斯的“鼠论”都是基于常识的经验总结,锐圆一贯认为,基于常识、常情及常理的东西,比成套的理论靠谱。所以李斯的“鼠论”有一定的道理,看上去挺客观,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比如成了国家一级作家,就相当于进了谷仓, “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当然也就是诗了。
李斯的问题是,虽然他明白位置决定价值,但却不知道以丧失自己价值的代价去保位置,犹如割肉疗饥。对李斯而言,自己的价值就是儒家的社会理想和为人准则,他在沙丘曲阿赵高,就已经失去了人格价值,既已同流,只能合污。一个才华横溢的李斯于是不打磕地变成一个猥琐的李斯。
政治家有时候和女人一样,一失节成千古恨。沙丘是李斯的滑铁卢。首先,“沙丘易储”不是赵高和李斯的合作和结盟,而是赵高拿出完整的策划方案,用威胁和利诱,逼迫李斯不得不接受的。都是秦始皇的儿子,要说起来,也没有什么正义或非正义的区别。关键是,经此一番变动,从某种意义上讲,李斯的相权已经不是皇帝授予,而是赵高赠予的了,所以王夫之说李斯“不待上蔡东门之欢,肺肝先已自裂”。李斯从此成了政治上的阉人,心理有了障碍。权力来自于皇帝,尚有抗争的余地,“文谏死”嘛;来自于赵高这样的权阉,李斯后来即便不想做行尸走肉亦难矣。
帅哥李斯被踹入茅坑的前因后果(2)
至此之后,李斯已臣服于赵高,已经没有资格谈怎么处理和赵高的关系了,只有唯命是从而已。庙堂亦如黑社会,拜了赵高做大哥,除非翻脸,否则再也没有讲话的权力了,虽然位列三公(这成了人家调侃他的由头),但在阉人赵高面前,已经被精神阉割了。李斯这个人有才,但替自己打算过多,患得患失,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说,李斯对二世说过的“明主灭仁义之涂,绝谏说之辩,荦然行恣睢之心”,意思即为皇帝想干吗就干吗,随心所欲。这样的话,如果在秦始皇面前讲,不被抽耳刮子才怪呢。
李斯以为自己在沙丘有拥立之功,但胡亥内心不会领情,李斯不能料此,这是失误之一;以后想继续立功,找不到正经途径,只好用自己的才华对二世进行无羞耻的吹捧,为二世的胡作非为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但是李斯已经找不到写《谏逐客书》时的感觉了,吹捧二世肉麻且拙劣,这是失误二。所以王夫之评论他,“自进者非其道,继所以自效者非其功,后所以自保者非其术,退所以自置者无其方”,进步没有正确路线,立功没有正确途径,自保没有正确方法,最后只能被踢进茅坑。患得患失,最后怎么算计,都是尽失无得,在茅坑里淹死之前,李斯的最大理想就是牵条黄狗蹓蹓,但这样的日子也像天堂一样遥远。
人还是要有立身之本、进取之道,即使老板和环境再恶劣,只要立得正,行得端,进退就还有自由,即使吃亏,也可以以“吃亏是福”聊以自慰,大不了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一开始就以卑鄙作为通行证,那就要卑鄙到底,比别人更黑,否则便躲不了进茅坑喝粪汤的下场。
李斯为让老板一脚把自己踹到茅坑扫清了所有障碍。
连亲信都没有培植
腊月,陈王之汝阴,还,至下城父,其御庄贾杀陈王以降。初,陈涉既为王,其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焉,陈王以众宾待之,长揖不拜。妻之父怒曰:“怙乱僭号,而傲长者,不能久矣!”不辞而去。陈王跪谢,遂不为顾。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陈王以朱防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辄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
陈王故涓人将军吕臣为苍头军,起新阳,攻陈,下之,杀庄贾,复以陈为楚;葬陈王于砀,谥曰隐王。
——秦二世皇帝二年(公元前208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68~269页
陈胜、吴广都是被内部人杀掉的。
杀吴广的是楚将军田臧,是吴广当时的部下。田臧矫诏杀了吴广,并把吴广的人头送给陈胜报功,陈胜还加封了田臧的官职。
吴广好歹还是被将军杀的,而陈胜却是被自己的司机杀的,“其御庄贾杀陈王以降”。在吴广这儿,杀牛用了牛刀,在陈胜这里,杀老虎只用了“鸡刀”。
第一代农民革命家到此就开始永垂不朽了。
陈胜、吴广起义,意义很大,在“文化大革命”时,意义直追盘古开天辟地,在今天,意义也不能低估,反对暴政,是有永恒价值的。
我们要关心的不是所谓历史意义,而是历史细节或情节。两位开创革命事业的领袖怎么都死得这么不值当呢?
从历史学家采撷的细节来看,陈胜起义之后,有些作威作福,眼睛天天往上翻,看不见亲朋好友,“苟富贵,勿相忘”,也忘了是哪个家伙说的了。所谓“权势”,陈胜得了个“势”字,全国形势因他而改变。但是“权”字,这位农民哥哥显然玩得不怎么样。权者,生杀予夺也,恩威并用也,陈胜、吴广威不足以慑部下,恩不足以结左右,在大###时期,虽居于高位但最后被玩残也在情理之中。
把权用好,是一个永久性的话题。权力来之于机遇,如陈胜;来之于传统,如继承于父辈的二世、三世;来之于民意,如今之总统;也可以来之于资本,如今天的老板。其中最难驾驭的当属陈胜这样猝然而临的机遇型。
从个体差异来看,素质够不够承担大任,是一个问题,如果不够,有没有时间培训和提高又是一个问题,这里既要看天分,也要看训练和养成。从外部环境来看,因为权力猝然而至,部下和同盟者人心能否归附,是一大考验。在陈胜那个时代,出身也是一个问题,贵族好像比平民更有凝聚力和号召力,且由出身导致的个人素质的差异,也是客观存在,项羽有机会学万人敌,陈胜却没有机会,教育机会不平等啊。陈胜后来的权力基础,基本上只剩下“革命资格最老”这一条了,其他的东西,我们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控制不了骄兵悍将我们能理解,在人人都有机会的时代,真的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施恩于左右并不难,连自己的司机都不能搞掂,陈胜做领袖确实很失败。
你就是俺的真命天子(一)
楚王景驹在留,沛公往从之。张良亦聚少年百余人欲往从景驹,道遇沛公,遂属焉;沛公拜良为厩将。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不去。
——秦二世皇帝二年(公元前208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71页
张良在博浪一椎,表明了他是一个有行动能力的政治家,更关键的是,经此一击,张良遂成老资格的反秦义士,革命比陈胜更早,然而却未见张良有称王之举,也未见有所谓“少年”拥戴张良为王。
之所以有此念头,是因为当是时称王称霸者不知几何,陈胜先称王,被灭了,田儋自立为齐王,周文被拥戴为魏王不受,东阳少年欲立陈婴为王,陈婴尊母命亦不受。稍微聪明一点儿的,就想办法立其他人为王,张耳、陈馀拥立武臣为赵王,东阳宁君、秦嘉立景驹为楚王,后来,项梁在范增的建议下立了楚怀王的孙子、放羊娃羋心。连遗老遗少,阿猫阿狗,都有称王的机会,张良当然也应该有。但是张良不仅自己不称王,反而一见泗上亭长刘邦,就马上表态说“你就是俺的真命天子”,嘿嘿,有点儿意思。
当然,张良也不是相面相中了刘邦,而是因为“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张良在此之前,也拿所谓黄石公兵法忽悠过其他人,但没人理他,而没怎么读过书的基层干部刘邦却买他的账,让张良激动得眼泪哗哗的:“啥也别说了,跟你干了。”
倾盖如故,白发如新。政治盟友和少男少女一样,也有一见钟情的情况。张良和刘邦就是典型。
张良是贵族出身,要说起来,他在反抗暴秦的革命中,觉悟得最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