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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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会议的议题有两个：一方面，既要将朝廷的户部银行控制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还不能让这个银行成为朝廷勒索山西人的工具。　　对于这样的难题，精明的山西商人，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采访】王兆祥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副研究员　　山西商人的办法就是出人可以，但不出钱。这样做的理由是由于连年战乱，山西票号损失很大，无力投资入股，这个方法不但可以使朝廷不能再向山西票号勒索，而且又能凭借自己的人员参与，从而把持新成立的户部银行。  

同　舟　忠　告（六）
【解说】　　由于山西票商的声誉，做买卖的实力名满天下，所以朝廷几乎准备接受山西商人提出的全部条件。正当双方正在进一步协商时，山西总号拒绝加入的命令传到京城，山西商人与这次十分难得的机会擦肩而过。　　这件事过去不久，李宏龄给平遥总号又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劝久居山西中部县城的总号大掌柜、票号大股东们出来走一走。　　“方今时局，日新一日，情形迥非昔比，方今学界官界，皆派人出洋考察，惟商界并无此举，而京城、天津、上海、汉口数处不可不往。火车、火船往来甚便，亦不甚辛苦，不过往返数日，细思有利无弊”。　　【采访】孔祥毅　山西财经大学　教授　　在清末，光绪末年的时候，清政府制定了一个《大清银行条例》。这个银行法的制定对山西票号来说，应当说影响比较大。　　【采访】王进　作家　　《银行通行则例》第十二条，明确将票号划入了银行的经营范畴，并且要求对票号进行验资注册，这对山西票号业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山西的票号业资本金非常得少。　　【采访】梁小民　北京工商大学　教授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行验资，首先一个呢，它可能达不到所要求的资本，可能不会让它进行营业，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　如果验资的实际情况传出去以后，对他们的经营会引起不利的影响，尤其是有损声誉。那我自己觉得银行这样做，国家清政府这样做，也有不妥之处。因为什么呢？说过去中国的金融是以山西为中心的，中国金融的一个特点呢，就是靠的不是雄厚的准备金，而靠的是长期积累的信誉。那么你要把这个向现代部分准备金的银行制度转化，要有一个过程，如果是做得太快的话呢，你把山西票号摧毁了，其结果就是中国的金融业陷入混乱。  　。　想看书来

同　舟　忠　告（七）
【解说】　　四月二十三日，北京德胜门外的一处山西会馆内，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的掌柜们正聚在这里，公议这项朝廷颁布的新章程。一次决定山西票号兴衰的会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　　李宏龄作为山西汇业公会的领袖，既是这次会议的召集者，又是会议的实际主持人，那一年他六十一岁。　　正是由于李宏龄多年的不懈努力，山西票号的绝大多数分号掌柜们都开始赞同改组银行的主张。朝廷颁布的注册制度，再次为票号改组银行提供了机遇。所以原本商议如何应对朝廷新章程的会议，逐渐变成了研讨合组银行的会议。这次会议结束时，所有人一致同意合组一家三晋汇业银行。几天之后，山西票号遍布全国的四百多家总号和分号，都先后接到了由北京寄来的绝密信件，“敬启者，我晋向以善贾驰名中外，汇业一项尤为晋商特色。近十年来各业凋零，而晋人生计未尽绝者，独赖汇业撑柱其间。晚辈焦灼万分，彷徨无措，连日会商，自非结成团体，自办银行。不足资抵制，不足以保利权。”　　【采访】王兆祥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副研究员　　在这封信中还提出了开办银行的具体章程。首先，每家出资五万两白银，并发行股票向社会募集一部分资金，组成三五百万两的资本；其次，新成立的银行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董事局并聘请渠本翘为总经理；第三，新银行不再实行票号的信誉贷款制度，而采取抵押贷款的方式。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同　舟　忠　告（八）
【解说】　　山西商人合组银行的想法，并不是自说自话、一厢情愿。其实从1904年开始，就有许多不同行业的人不断劝说山西商人，将信誉满天下的票号改组为现代银行。　　1904年8月，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南洋官报》上连续两天用大量的篇幅登载了一篇《劝设山西银行说帖》。在这篇说帖中，作者首先说，“银行为各国财政之命脉。”接着又劝告，“晋省富商从速变计，早立一日之新基，则早辟数年之大业。”如果真能将票号组成银行，“则晋民幸甚，天下幸甚。”　　在1908年六月起的半年时间里，山西票号遍布全国二十多个城市的重要分号，纷纷给山西县城中的总号写信。这些信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票号改组银行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其中在汉口分号的信中，甚至采用了这样的口气，“现在风气大开，银行林立，各处设立甚多，首推汉口为最，我帮等隐受其害。洵有不堪枚举者矣。若不改弦易辙，将有不堪立足之势。处此时局，非设立银行不可。”　　刚刚进入六月，平遥城中已经有了一些夏天的味道，与渐渐来临的暑气相比，西大街上的蔚泰厚票号的院里，气氛却很冷清。大掌柜毛鸿翰的屋门紧闭，这位当时在票号界一言九鼎的人物，已经好几天没出门了。对于各地分号强烈要求合组银行的意见，各家票号的总号都没有做出反应。票号大掌柜都在观望，小票号在等大票号的动作，大票号都在等待毛鸿翰的态度。　　【采访】刘建生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　　当时李宏龄等人看到了大势所趋，要求改革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和现象，也是一种趋势。但是我们讲，制度变迁、改革是要付成本的，也就是说，试想一下，体制方面各家票号的掌柜，今天讲经理掌柜们，他的一种趋同心理在哪儿呢？就是宁为鸡首，不为凤尾，更何况合组银行的话，实行现代意义上股份制银行，那么董事会由谁担当？是由财东担当。因为体现了谁出资谁当董事，谁出资多谁当董事长，而经理层是由董事会来聘任的。那么试想山西省有那么的票号，那么多的掌柜，合组银行以后谁来当董事长。在董事会成员里面，他选择总经理，可能是张三，也可能是李四，更可能是王五。这样的话，在改制过程当中，是否能轮到毛鸿翰，正是出于本人的自利，这样一个角度，他也会阻挠的。  

同　舟　忠　告（九）
【解说】　　1908年夏天，一列火车驶进了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在匆匆出站的旅行者中，有一个衣着朴素的人，他是作为信使从平遥来到京城的，他将毛鸿翰的一个口信带给了李宏龄。　　毛鸿翰说，“关于合组银行的事，大家都说是你的主意，这件事你不必再张罗了。”毛鸿翰既没有说明大家包括了些什么人，又没有解释为什么不必再张罗。不仅如此，把合组银行这样一件对票号业生死攸关的大事轻描淡写地转化为李宏龄的个人意见，言语虽然含糊，态度却非常坚决。耐人寻味的是，这个信使不是别人，正是李宏龄在毛鸿翰手下供职的儿子。莫名其妙的李宏龄，马上写信向总号申辩，“银行一事，众人皆言系弟一人之见。嘱弟不必组织，具征关爱。此事非特我省有意者以为当办，即外省通达事理者，亦以为不可不办，弟岂敢妄谈天下事。”在信的最后，李宏龄又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以后如闻弟不是处，务望直言字悉，孟子云，子路闻过则喜，弟最喜此言。”　　【采访】江沛　南开大学历史系　教授　　我们从李宏龄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到当时各票号的态度。日升昌的大掌柜梁谓舟就讲，“家数太多，人心不齐，难以成事。”何况开设银行呢？原来就是为了彼此保护，“万一将来有不能自存之号，既无实款可济其用，反受其拖累。”　　这个意思实际上非常明确地代表了当时各大票号掌柜们，对于组建银行的这样一个忧虑。这个创业之时，山西商人可以彼此帮助、同舟共济。面对危急的时候，首先顾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整体。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同　舟　忠　告（十）
【解说】　　1908年冬天，11月20日，光绪皇帝驾崩。七天以后，操纵中国命运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也死了，此时山西商人李宏龄正在病中。一年之前争议很久的合组银行之事已经灰飞烟灭，事情结束得非常干脆，毛鸿翰动用了自己独裁的权利。“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也，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当李宏龄听到这样的话，气得大口吐血，一病不起。　　十年之后，当他整理出版《山西票商成败记》时，回忆当时的心情，仍感到“如冷水浇背，闭口结舌。”这腔本可以扭转票号命运的心血，就在各大票号心存观望，毛鸿翰独裁专断之中尚未实施，就付之东流了。　　辛亥革命之后，各家票号的处境更加艰难。为了挽救危局，票号商人又进行了两次合组银行的努力。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次合组银行最积极的倡导者，竟是当年最反对李宏龄改组银行的毛鸿翰。　　最为可悲的是，北洋政府还没有对山西商人提出的要求做出最后的答复。票号内部就已经因为利益纷争，自己先吵翻了。这种情况下，票号衰败的命运彻底无法挽回了。　　1914年，日升昌票号倒闭，天津《大公报》在描述日升昌倒闭的情形时用了这样的语言，“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日北京所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当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辛亥革命后，李宏龄离开票号，回到乡下，以开设杂货铺为生。1917年，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将自己几十年的商业往来信件，编成了《山西票商成败记》和《同舟忠告》两本小书，并自费出版。在《同舟忠告》中，他把票号的事业比做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的时局之中。他认为票号的最终失败，天灾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票号同仁不能同舟共济，只在设法玩弄权术争名夺利。　　在《山西票商成败记》的序言中，他写了这样一段话，“今者机会已失，商运已衰，纵有救时良策，亦往托诸空言，惟耿耿之怀，终难自已。缓将筹设银行前后信件，次第排列，俾阅者始知原委，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  

深　宅　大　院（一）
【解说】　　一百多年前，在北京、上海、武汉这样一些晋商做生意的地方，曾流传过一首民谣：“山西人大褥套，挣钱还家，买房置地养老少。”这是在挖苦晋商，把他们看作土财主，有了钱只想着急急忙忙回到乡下，盖起一座座体面的宅院。　　离山西省会太原大约六十公里，有一个叫乔家堡的小村子，村子中坐落着一处气势不凡的深宅大院。由于过去的院落主人姓乔，所以现在的人都管它叫乔家大院。　　乔家大院是由乔氏家族的六代人，经过三次大规模的修建才最终落成。它动工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也就是公元1750年左右。它最后一次扩建是在1937年。工程刚刚开始，就因为抗日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乔家大院占地8700平方米，由6个大院，19处小院构成，共有房屋313间。　　晋商修建起的深宅大院并不止这一处。仅乔家大院所在的山西祁县，占地面积超过一千平方米的院落就有十七座。据粗略统计，山西境内保存基本完好的深宅大院大概有一千多座。　　这些古老的院落虽然散落在山西各地，由不同的家族在不同的年代修建而成，但它们却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其中最突出的是十分庞大的建筑规模。曹家三多堂建筑占地6700平方米，房屋276间。常家大院占地面积超过十万平方米，房屋1500余间。在大院之内，仅两层的砖木结构楼房就有40多座。王家大院虽然地处吕梁山区，但它的规模并没有受到地形的限制，相反由于大院依山而建，看上去更加雄伟。　　不论是占地面积，还是宅院的规模，目前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明清民居建筑，似乎都比不上晋商修建的这些深宅大院。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当时的山西商人的气魄如此之大呢？　　【采访】罗哲文　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　组长　　你没有经济实力，你这个建不出来的，过去叫建筑是金堆玉砌的。特别像晋商、徽商，没有那样的财力出不来这些作品。比如拿故宫来说，它这个建筑要不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