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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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身之本;另一层意思大概也是提醒来人,能和票号一样,本着这种信义原则做生意。 在票号内部,每个入号学徒的小伙计,都要经过长达数年的观察和训练,这种训练从日升昌创办之初就开始了,在此后一百年时间里,它作为票号最珍贵的传统,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着。民国初年,山西票号的最后一代大掌柜,曾用这样一段话概括了这种职业训练。 “票号以道德信义树立营业之声誉,故遴选职员,培养学徒非常慎重,人心险于山川,故用人之法非实验就无以知其究竟。” “远则易欺,远使以观其忠;近则易狎,近使以观其敬;烦则难理,烦使以观其能;卒则难办,卒使以观其智;急则易夹,急使以观其信;财则易贪,委财以观其仁;危则易变,告危以观其节;杂处易淫,派往繁华以观其色。” 【采访】方行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研究员 清朝的一些经济学家,一些官员,对于晋商的诚信是有很高地评价的。好比许枚曾经讲过,他说,“千金纸票,予金而兑金,并且交银于此,取银于彼,从无坑骗。”这是道光年间许梅讲的。到了咸丰年间,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就讲过,他说,“各省银号汇兑银两,银钱累万,竟以一纸为凭者,信也。” 【采访】黄鉴晖 山西省财经大学 副教授 经过票号几十年的发展过程,汇兑业务的这几种业务,票汇、信汇、电汇都由票号把它完善起来,以至于后来呢,到1893年成立中国通商银行,所谓的中国第一家以新式面目出现的银行,在这个(银行)之前呢,我们国家汇兑的种类都由票号创办而完善起来。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日 升 昌(九)
【解说】 日升昌的生意,在雷履泰大掌柜的操持调度下日益红火的时候,一件看似偶然的事,打断了它发展的正常轨道。这件事不仅对日升昌未来的命运产生了影响,甚至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整个山西票号发展的历史。 事情的起因是雷履泰大掌柜病了。雷履泰的病,并不会马上影响到日升昌的生意,因为在当时日升昌票号中,除了雷履泰大掌柜之外,还有一位十分能干的二掌柜,他的名字叫毛鸿翙。 按理说,大掌柜病了,日升昌日常的生意该交给二掌柜打理,可是因为雷履泰并没有离开这间大掌柜房,这就使得毛鸿翙的处境应了那句老话,“丫环带钥匙,当家不做主”。日升昌的大小事情,最后还得由大掌柜定夺。 就这样,一场危机就在这狭小的空间中酝酿起来。 【采访】张正明 山西省政协 副主席 雷履泰生病了,毛鸿翙就对财东讲,他生病了是不是就请他回家去,回家休息,财东也不知道他自己另有意图,然后就请这个雷履泰回去了,这时候毛就乘机掌管票号的一些实权,他来操作。  
日 升 昌(十)
【解说】 几天之后,东家在雷履泰的桌上发现了一批雷履泰写给各分号的信。信的内容是命令遍布全国各地的分号暂停营业,准备撤回。 东家大惑不解地问雷履泰为什么这样做?雷履泰说,字号是你的,但分号是我经营布置的。你现在要用新人,那我只好把分号收回来,好让新人重新安排。 终于雷履泰又回到了日升昌。在他回来的前一天夜里,毛鸿翙在屋里给东家留了封信,自己却走出了日升昌的大门。毛鸿翙离开日升昌之后,马上接受了别人的礼聘,创立了一家叫蔚泰厚的票号。 蔚泰厚的号址,就结结实实地扎在日升昌隔壁,这肯定不是一种巧合。毛鸿翙的这番举动,或多或少有与雷履泰一较短长的意味。不仅如此,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在他的调度下,又有四家票号相继开业。它们声势相通,左右迎和,构成一个实力强大的集团,这就是票号史上有名的蔚字五联号。 日升昌大院里的恩怨,在更大的舞台上伸展开来。雷履泰不惜以赔钱的代价,挤得毛鸿翙没法在苏州开办分号。毛鸿翙在京津、汉口,一再让雷履泰丢城失地。雷履泰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雷鸿翙,毛鸿翙马上还以颜色,给孙子起名毛履泰。这场争斗一直延续到雷履泰去世。 让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两位杰出的晋商代表人物,能联手将自己开创的事业推向更高的层次,却在事业成功之时分道扬镳。对于其中的谁是谁非,任何一个现代人都不能轻易地做出判断。重要的是应该记住雷履泰和毛鸿翙,以及他们创造的令后人叹服的事业。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祸 福 之 间(一)
【解说】 公元1843年,大清道光二十二年冬天,小雪初晴,雷履泰大掌柜的马车离开小南街的宅院,到日升昌去。那一年他七十三岁,这位老人在舒适的马车中,享受着票号成功带给他的财富、地位和声望。三年前他七十大寿时,平遥城中的商民特意将一面写着“拔乎其萃”的匾额,挂在他宅院的厅堂之上。在平遥城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商人获得过如此殊荣。马车的车轮辗过寂静的街道,此时的平遥城已经呈现出一派富贵的气象。 以日升昌、蔚泰厚为首的十九家票号,每年都会给这座县城带来一笔不小的收入,也带动了镖局、当铺、茶楼、酒肆、车马店生意的兴隆,在平遥城中,甚至有了专营洋货的铺户。平遥、太谷、祁县这几座山西中部的县城,成为中国北方财富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采访】黄鉴辉 山西省财经大学 副教授 到后期我做过假设、推算,在光绪三十二年的时候,日升昌14个分号,每个分号平均年汇兑量是231万。那么按一个分号230多万,当时假设最少也有400个分号,山西票号。因为有22家票号注册的时候,说他们的总分号有358个,还有4家没有注册,没有看到注册的资料,358家加上4家的总分号,那么最少也有400家。400家,一家230多万,那就是八亿多两啊。  
祸 福 之 间(二)
【解说】 票号的兴起,甚至引起了一些朝廷大员的注意。山西巡抚申启贤在一份奏折中说,“西北诸省陆路多而水路少,商民交易势不能尽用银两,现钱至十千以上,即须马驮车载。自不若钱票有取携之便,无路远之烦,甚便于民。” 雷履泰的马车驶进了日升昌的后院。六年之后,雷履泰走完了自己八十年的人生道路。当他把自己苦心经营二十年的票号,交到继承者手中时,他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情,票号的一切都似乎会沿着一条平坦的大路发展下去。实际上老谋深算的雷履泰错了,票号的未来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艰难。它的命运和此后整个中国的命运一样,注定要多灾多难。 当雷履泰的马车,辗过平遥城狭窄的街巷时,在广西桂平县的小村庄中,一个叫洪秀全的私塾先生,正在家中苦读四书五经,此时在他的心中,来自西方的上帝和东方的孔子,正在做一番较量。 道光二十三年,当他第二次科举考试失败后,西方的上帝最终在这场较量中占了上风。从那时起,他就宣称自己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并在广西贫苦的乡村中,开始传播被他改造后的上帝福音。这些事情,雷履泰以及所有的山西商人都不会知道,即使有所耳闻,他们也不会看出广西一个私塾先生的古怪想法,会对自己的生意有什么影响。 【采访】赵德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授 山西票号或者说整个的传统金融业,在太平天国期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受到一次很重大的打击。这个原因就是太平天国是一些贫苦的下层的农民、矿工、一些搬运工人、私塾的老师,这么一些下层的人,他的武装反抗清政府的起义。那么他起义以后,带着他的家属走。带着家属走呢,就要有吃的、穿的,就是说要军饷,要军需物资。军需物资怎么筹备呢?他有一个口号:“吾以天下富食为库。”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祸 福 之 间(三)
【解说】 咸丰元年一月,日升昌总号接到成都分号来信,报告太平军扰乱不堪。大掌柜立即命令成都分号归入重庆分号,暂作躲避。接着又命令广州分号随时观察。太平军刚进入湖北,各票号就急忙命令汉口的分号做好撤庄准备。结果还没来得及布置妥当,太平军已占领汉口,各票号损失惨重。这时候,一贯善于处理各种危机的山西商人完全慌了。 咸丰元年四月,日升昌大掌柜甚至命令雇员,从战火并未波及的广州撤回。在撤庄信中大掌柜写道,“务必速归,早回为是,万不可再为迟缓。早回一天,即算有功,至要至要。” 在突如其来的战乱面前,山西商人拥有的智慧、才干都显得无比脆弱、不堪一击。过去他们引以为荣的财富、声望,此时成为战火中最先被攻击和掠夺的对象。他们用整整一代人的心血建立起来的金融网络,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被交战双方的士兵撕扯得七零八落。 【采访】李庄堂 河南社旗 山陕会馆原馆长 会馆一建出来,它从乾隆二十年开始一直建到光绪十八年,这中间持续了130多年。它的主要建筑是春秋楼,大悲殿、悬鉴楼这三座。春秋楼因为在清朝末年捻军起义,捻军侵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巨商携财宝上楼进行顽抗,当时捻军的武器是大刀长矛,没有办法,最后用被子泼上桐油,裹着柱子,把这个春秋楼烧了,火一直着了半月多。  
祸 福 之 间(四)
【解说】 可能永远无法统计出山西商人在这场战乱中,到底损失了多少财产。被乱军焚毁的山西会馆,也绝不仅仅只有河南这一处。汉口的三晋会馆是晋商斥资上百万两白银修建而成。据说,仅会馆中的春秋楼一项建筑,就可以和当地著名的黄鹤楼媲美。可惜的是,这组精美的建筑在战火中灰飞烟灭了。 【采访】梁小民 北京工商大学 教授 应该说清朝中叶,正是晋商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么那个时候,晋商的发展非常迅速。但是太平天国起义,破坏了江南的稳定,也破坏了江南的经济,这给晋商的发展带来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晋商相当一部分人是做贸易的,做俄罗斯、蒙古,做这一带甚至欧洲它的贸易。那么货源相当一部分是南方的货源,比如说茶叶等等,那么这个战争一起的话呢,货源中断了,运输遇到了困难,所以这对晋商的发展带来了困难。 另外一个呢,说晋商票号经营原则呢,叫做北存南放。所谓北存南放呢,就是在北方地区主要是吸收存款。因为我们知道在北方地区,有许多的王公,有许多的地主,这些人的存款呢,往往他们是存在晋商的票号里边。但是南方的工商业发展,所以南方需要巨大的资金。那么于是晋商就是把北方收到的存款,然后在南方发出去,贷出去,支持当地的经济发展。可是战争起来以后呢,借到钱的这些商人没法还钱了,于是晋商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祸 福 之 间(五)
【解说】 战争对票号最致命的影响是商路、汇路的断绝。当时许多官员的奏折都谈到了这种情况,福建方面说,“南北商船,闻风裹足”;江西巡抚说,“闻风鹤之警,舟楫不通”;安微巡抚李嘉端形容长江水道当时的情况,用了这样的话,“下游销路未通,而上游之来源已竭。”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甚至因为“外地商贾皆携货以归”而变得“民穷财尽”。这种局面,使得各家票号处于无生意可做,有生意也不敢做的地步。 公元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军的一支不足万人的部队逼近北京,如果单纯从军事角度衡量,这种孤军深入,是不会对北京造成任何威胁的。但太平军的这一举动却在京城老百姓心中造成了不小的恐慌。北京城内的山西商人,也纷纷携资出京返回原籍。 山西商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这种举动在北京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 这一年三月,繁华的北京城几乎是一夜之间陷入了一片萧条,一半以上的商铺歇业。这不仅打乱了北京城正常的生活秩序,而且使北京一下子多出了几万名失去生计的百姓。 当时京城的一位官员,曾用这样的话向咸丰皇帝解释局势的严重,“逆匪未平,讹言四起,风声鹤唳,人耳惊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失业的百姓被“奸黠之徒,诱之以财利,煽之以谣言,大局将不可复问。” 【采访】郝建贵 原山西省人民银行 高级经济师 造成北京城混乱局面的最初原因,是山西商人开设的票号、钱铺、帐庄,同时收缩资本,只收不放。由于银根紧缩,商户周转发生困难,所以大部分陷入停业状态。后来军机大臣山西人祁隽藻,向皇帝解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