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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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局长伍修权调到东北去执行紧急任务，他爱人身体不好，孩子又小，无人照顾。叶剑英对他家属关怀备至。不久，又派人把他的爱人、子女安全送往东北，与伍修权团聚。伍修权夫妇永远记着老首长的亲切关怀，告诉子女要学习叶参座的榜样，做到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叶剑英心里惦记着生病住院的同志，经常去看望，帮助解决困难，实在抽不出时间，就亲自写信问候。对于家在国民党统治区有困难的同志，他特意打电报给在重庆的周恩来，请他设法予以帮助。
叶剑英不仅带头在参谋部驻地周围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养猪种菜，而且非常关心在延安附近南泥湾屯垦的三五九旅。他多次亲临视察，指导生产和训练。每次在那里，饭也顾不上吃，就到屯垦地段去视察，和战士们一起劳动，开座谈会，总结生产经验，商量怎样达到生产自给的指标。为了保卫延安，打退胡宗南部队的骚扰和进犯，叶剑英亲自指示预定战地和布防。有一次部队搞野外演习，他来到现场观察指示，要求很严，边看边作笔记。演习结束后，他作现场讲评，鼓励部队既要会生产，又能打仗，要练出杀敌真本领。他讲得很幽默，很有风趣，在场的官兵和美军观察组人员都听得入神，感佩不已。王震将军一直保留着他在练兵场上讲话的照片，深情地说：我是忘不了剑英同志在延安那段岁月，他是一位严师益友，又是一位十分可亲的长者，每次看到他当时的照片，心情都很激动！
叶剑英在抓机关、部队生产，改善物质生活的同时，十分注意调剂精神文化生活。他组织机关的文娱骨干，开展文化娱乐活动。没有乐器，自己动手做了一架扬琴。大家在他的带动下，也行动起来。有的制作了羊皮小鼓、马头胡琴等各式各样的乐器，经常组织演出。他和文娱骨干常组织舞会，特意请从莫斯科回来的女同志教那些日夜伏案工作的干部跳舞。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到普通干部，工作之余，翩翩起舞，既锻炼了身体，又增进了同志间的了解和感情。美军观察组成员也兴致勃勃地参加舞会，还请叶剑英和一些同志参加“鸡尾酒会”，有人感到自己是“土八路开洋荤”，叶剑英说“土！怕什么！将来我们也会洋起来的！要显示我们的力量！”延安圣地，笑语欢歌，充满了革命朝气。
在日寇大举侵华（21）
当时延安有一个怀安诗社。叶剑英积极支持和参与诗社的活动。他与诗坛诸老朱德、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续范亭等人唱和，以诗言志，以诗会友。那时没有条件出诗刊，“怀安”诸老写诗，自备一册，将自己的新作抄上去，送与另一人，另一人添上自己的新作，送与第三人。如是辗转传递，互相唱和，名曰“怀安诗抄”（后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开辟专栏）。
叶剑英特作《寄续范亭司令并呈怀安诸老》诗：
孙陵碧血长青苔，阿斗昏庸事可哀。
剩有残躯效李牧，雁门关外杀敌回。
投身革命将何事，老者安之少者怀。
君独伤时异工部，小戎离黍托诙谐。
董必武读后，特赋诗曰：
季子徐君气谊投，希深君复亦风流。
指挥能事朱司令，慷慨悲歌叶剑侯。
诗中“季子、徐君”指吴老、徐老，“希深、君复”指谢老、林老。
有一次叶剑英见到重庆派驻延安的国民党联络参谋说：“请告重庆当局，古人说‘有奶便是娘’，今日无奶也是娘。没有吃，没有穿，没有枪弹，我们也是要坚决抗战到底的。”续范亭听到这番话很受感动，挥笔写下一首赠叶剑英将军的诗：
十八集团参谋长，有谋有勇且知方。
我与将军交未久，青年食堂共一觞。
酒味虽薄情谊重，满座宾客尽贤良。
慷慨痛陈天下计，兄弟誓死不阋墙。
最后一句酸辛话，今日无奶也是娘。
这首诗传遍延安诗坛，一时成为抗战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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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1）
九 十年浩劫，党和国家濒临危亡，在此严酷的历史时期，叶剑英逆流而上，挺身而出，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最后一举粉碎“四人帮”
1966年5月，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降临到中国人民头上。
叶剑英当时身负重任，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兼任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处在如此重要的岗位，如何应付这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这位老革命家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抵制过程。他依靠党和人民，砥柱中流，力挽狂澜，越过一个个暗礁险滩，胜利到达光明的彼岸。
稳定军队，两个“十万人大会”发巨响
“文化大革命”开始，叶剑英对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感到很突然，但出于对毛泽东的热爱和信赖，还是想跟上毛泽东的部署，但总是处于一种当时所谓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态。深知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感情问题，而且是直接关系到党和军队命运的大问题。因此，他从一开始就抱定这样坚定的信念：人民解放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经过各种严格考验的革命军队，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稳定。只要几百万解放军稳住阵脚，天下就不会大乱。基于这样的考虑，他在周恩来支持下，同徐向前、聂荣臻、陈毅等几位元帅和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副主任刘志坚等多次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军队的规定和措施。
5月25日，康生授意、策划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就在同一天，向全军发出的《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明确规定，全军各级党委对运动“加强领导”，“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并且规定要“点名批判”的人，由各大单位常委批准。
5月26日，叶剑英主持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研究和决定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和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周恩来到会讲话，指出：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走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首都卫戍工作牵连全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会议决定：如遇有紧急情况需调动卫戍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会后，周恩来将会议情况及有关部署报告毛泽东。
6月14日，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发出的《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明确规定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而且把军内“文化大革命”限制在宣传、文化等少数部门。决定在总政设立全军文革小组和文化革命办公室。同一天，叶剑英向周恩来作了《关于建立军委常务会议问题的请示》。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后，凡涉及军队的重大问题，由军委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以加强军委的集体领导。
6月21日，叶剑英批准下发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六条指示。“指示”要求对各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决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即不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7月8日，叶剑英又同军委、总政领导同志以总政名义，在《部队文化动态》上加了一个批语，把“文化大革命”限制在23所院校中进行。
在此期间，叶剑英还多次主持军委常委会讨论下发了稳定军队的一系列指示、通知。同时，报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意，派出联络小组出席海、空军党委扩大会议，有效地抵制了林彪一伙夺取海、空军领导权的阴谋活动。由于及时采取了这些措施，在“文革”初期，军队开展“四大”仍由各级党委领导，在常委领导下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具体掌管，并限定“四大”只在宣传、文化、院校、科研等少数部门和单位开展，从而使军队基本上保持了稳定的局面。
十年浩劫（2）
但是，运动的发展是不以叶剑英的意志为转移的。8月7日，中共十一中全会印发毛泽东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面对这种形势，叶剑英于8月16日、23日主持军委常委会，继续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军队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乱，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罢官”问题要等运动后期处理。不能不经过批准查阅军委和总部相关档案，要严格控制。
这时全国各地连续发生红卫兵和“造反派”冲击领导机关和军事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事件。8月底，中央公布了全国各地大、中学生来京串联的决定后，红卫兵运动一发不可收。全军求救电函纷至沓来。为了稳定局势，叶剑英批准总政治部于9月3日及时发出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联的三条指示。
这一系列措施，对维护部队正常秩序，稳定军队，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遭到林彪一伙的强烈反对。林彪、江青等出于乱军夺权的卑鄙目的，对叶剑英等抵制“文革”、稳定全国局势、稳定军队的做法怀恨在心，惟恐天下不乱，多次密谋要搞乱军队，破坏伟大长城，掀起更大的风暴。他们经过精心策划，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由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说军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等。于是林彪下令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这就是10月5日发布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说：“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条条框框取消”，明令取消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以及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的地方院校串联等其他许多规定。要求军队院校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开展“四大”。同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这一文件，批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要求全国大中学校坚决贯彻执行。10月6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全国在校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会上，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宣读了这个紧急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说“紧急指示”适用一切单位。由此，军队院校和某些机关中的“造反派”得到了“令箭”，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到处乱冲乱闯。各级党委基本上陷于瘫痪状态。
叶剑英目睹“造反派”自毁长城的破坏活动，又无力制止，甚为焦虑。他在西山住所同军委、总政的领导同志个别接触，商量对策。随后，即以总政治部名义，起草了《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并报告周恩来。要求“我军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种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完成上述任务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必须保证他们对部队实施经常的指挥，不能中断。未经军委许可，他们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院校的革命师生，向他们反映情况，要求他们解答问题，对他们提批评意见等，应该和接待机关商量，根据领导同志的工作情况，安排接待时间、地点，每次谈话或开会的时间不要太长；对于机关的办公室、通信设施、保密设备要妥为保护，以免影响他们对部队的指挥和日常工作的进行。”这个通知，林彪看后转送给“中央文革”，被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罪名加以扣压。为了控制由于林彪下令炮制的“紧急指示”所造成的日益混乱的局面，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的指示精神，曾先后起草过5份电报，但都被陈伯达扣压了。
在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作了题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报告，点名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亲自出面讲话，抛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