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的八年抗战-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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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社会现实问题。”
　　

王选向石井四郞宣战
细菌战诉讼不同于任何一件中国民间对日诉讼事件。因为细菌战从来就是一段被日本与美国联手抹掉的历史。向世界揭露这段黑暗历史的意义从一开始就大于诉讼本身，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诉讼是为了揭露。
　　在英国BBC广播公司拍摄的细菌战的纪录片里，出现了一个中国女人。片子里讲述的是在一个阴雨天里，这个黑衣黑伞的中国女人来到石井四郞的坟前，突然她用日语开始喊：“石井四郞，我是王选，你犯下的细菌战的罪行，现在开始，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要用行动对你进行审判！要靠人类的进步审判你！”
　　在BBC的这部纪录片里，王选被当作一个符号：中国人。中国的细菌战受害者在半个世纪之后开始了行动。
　　这呐喊是一个宣言，这个宣言沉寂了六十年，现在借用王选发出了声音。同时这个声音也是王选的，只有王选这样的性格才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向石井四郞宣战。
　　石井四郞这个日本细菌战的罪魁祸首，从1931年到1945年的十多年中，不仅建立了哈尔滨平房区的731部队，而且还直接参与、建设和领导了在中国北京、南京、广州设立的细菌部队，并开展了人体活体实验，直接指挥细菌战对中国的实战攻击。
　　就是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细菌战策划、实施、指挥者，这样的一个应该作为战争犯受到审判和惩处的人，最后却逃脱了任何审判，安然地渡过了他的一生。1959年，这个本应该处以绞刑的人因喉癌死在东京的家中。
　　不仅仅是石井四郞，几乎所有的细菌战参与者都没有出现在被告席上，这是世间最大的不公正，石井四郞和他的同伙制造了人间最大邪恶，而这邪恶却逃脱了审判。
　　王选在东京读书的时候，“和石井四郞相伴着住了几年时间”。这件事是王选参加细菌战诉讼后才知道的。那一天，在日本记者近藤昭二的带领下，王选来到了石井四郞东京的家。在街角为石井四郞剃过头的师傅那里，王选听到了这样的评价：“那是一个大人物”，语气里还有一种敬畏。
　　当年石井四郞把从中国带回来的细菌战资料和器材箱埋进了东京住宅的花园里，然后在报纸编造了一个石井四郞被击毙的消息，请来和尚念经，精心安排了一个葬礼，逃脱世人的眼睛。
　　

为死者讨回“人的尊严　”
1997年8月4日，王选带着四名细菌战原告来到日本，准备起诉日本政府。这四位中国的农民是受害五十多年来第一次来到日本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很害怕，心里也很不安。他们从来都不曾想象过那个给自己带来永生灾难的日本是什么模样，他们中有的人甚至没有走出过家乡，从来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中国人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他们是：何英珍、何祺绥、王锦悌、王晋华。他们被分成三组，前往横滨、大阪、京都、神户、名古屋、静冈等城市进行控诉演讲。
　　8月10日，日本朝日电视台在黄金时间，用一个多小时播出专题片《隐秘在黑暗中的大屠杀——731细菌战》。这是朝日电视台的著名记者近藤昭二到中国细菌战受害地拍摄的片子，让人震惊的是，这些残酷的事实，很多日本人竟然是第一次听说，而中国人在片中表现出来的对暴行的愤怒和仇恨让很多日本人感到不安。
　　8月11日上午9点30分，中国原告代表王选、何英珍、何祺绥、王锦悌、王晋华，在律师一濑敬一郞、西村正治、鬼束忠则的陪同下，来到东京地方法院民事诉讼接待处第18部递交诉状，诉状的原告项中赫然写着中国108名老百姓的大名，被告项中明确写着：日本国。
　　诉状的封面上写着这样的一段话：
　　这次审判，原告们正是要为死者恢复被剥夺了的“人的尊严”。
　　法律的根本是正义和真理。
　　这次审判将全面表明细菌战是怎样一种非人道的战争犯罪。
　　裁定战争犯罪，实现对受害者的赔偿正是法院的崇高使命。法院必须全面接受原告们的要求，证明历史事实，伸张正义。
　　原告诉讼要求是：1、被告向每个原告支付1　000万日元，并且在本诉状提交的第二天开始五年内分期支付；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1997年12月22日，原告又向法庭追加了一项诉讼要求：被告必须向每个原告提交由原告认可的谢罪文，并将谢罪文登载在官方报纸上，并将这封谢罪信作为诉讼请求的第一项内容。
　　在向法庭递交的《诉讼总论》里，细菌战诉讼团向法庭指出：细菌武器是针对所有有生命的东西的最残酷的杀戮武器，其不分平民与战斗人员集体式屠杀符合国际法认定的种族灭绝罪。
　　《诉讼总论》还指出，细菌武器不但掠夺了人类生命，还污染了人类生存环境，并且这种污染在现在还无法去除；细菌武器还破坏了人类社会关系，使传染病流行的地区受到长期的歧视，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信赖的和谐关系。
　　这一天的下午，中国细菌战原告代表和辩护律师在律师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到会各国记者100人。“中国人有一千条理由，一万个权利来揭露罪恶的细菌战事实。”王选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108名原告向日本政府索赔10亿8000万日元”的消息在世界很多媒体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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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浮于尊严和耻辱之间
回忆就是一种创痛，当历史的伤疤再一次揭开时，依然会鲜血迸流；现实是一种创痛，当你看到当年的伤口今天还在流血时，那是一种屈辱的感觉。
　　王选回到家乡崇山村从事细菌战调查诉讼的时候，她才第一次知道了叔叔的死亡情况，当年父亲由于悲痛而没有说下去的话题在几十年后续上了。
　　绘制在上崇山村村头的一幅巨大的鼠疫流行情况和日军烧毁房屋图上，标为122号的王化樟家是第一个因为鼠疫而死人的，王选家就在王化樟家的隔壁。
　　王选说：“我的姑姑和叔叔逃到邻近村子的亲戚家里，一个中年妇女得了鼠疫，被扔在祠堂里，十三岁的叔叔和她感情很好，每天去看她。只有叔叔这么小的孩子才不知道怕。有一天叔叔号啕大哭着跑了回来，样子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号。叔叔可能看到了最惨的一幕，据后来村里的人说，那个女人的胳膊已经不知去向，她被日本人肢解了。夜里叔叔就发了高烧。村里人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赶叔叔、姑姑走。亲戚找了一块门板，把叔叔抬到崇山村的野地里。正是寒冬，下着雪，叔叔身上烫得不敢摸，两个十多岁的孩子待在野地里，又冷又饿，没有一个人去接近她们。姑姑说，叔叔死的时候凄戾地嘶叫了一夜，最后整个人都蜷缩成了一团，变成了黑的。”
　　王选家有八口人罹难，但不是崇山村死人最多的人家。在崇山村有的人家，几天之内死亡十多口，有的一家人全部死绝了。
　　王选生于和平年代，对那些战争没有概念，而现在战争就在眼前。
　　诉说，诉说，诉说。所有的一切都活在记忆里，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淡化和消失。而所有的诉说都要经过王选的翻译传递给日本律师。
　　杨大方是举着父亲的遗像诉说的：“中国有句古话叫　‘弑父之仇，不共戴天’。那时父亲在衢州开一家钟表店，正值壮年，事业兴盛全家和睦美满。但是日军在衢州撒下了鼠疫菌毁灭了一切。父亲的钟表店正在被封锁的疫区300米之内。父亲首先病了，高烧不退，淋巴肿大，痛苦之状无法言表，一个星期后死了。当时我还是个孩子，不相信父亲会死，整天跟着母亲哭呀哭。直到今天为止，我也忘不了父亲临死前那双紧紧盯着我母亲的眼睛。父亲不想死，他要活。
　　七十六岁的金祖池说：“我们家正好在义乌的疫区内。我祖母染上了鼠疫，高烧口渴，不停地喝水，不停地在床上折腾，抓头发，撕衣服，死的时候身上的衣服没有一块是完整的了。”
　　六十九岁的薛培泽是为姐姐的三个孩子来申诉的。当年日军从江山撤退时在市内大街小巷散布细菌，他们化妆成老百姓，把注入了霍乱菌的水果、米果（年糕）放在树下、农家门口，姐姐四个孩子中的三个吃了这些东西，“那天晚上，在灯下，我看到三个孩子蜷曲着的尸体，他们躺上连草席都没有铺的床上，全身黑紫，四周都是排泄物，苍蝇蚊子飞舞着……。姐夫含泪用床板做了一个小棺材，放进了三个孩子的尸体。”
　　烂脚是因为受到炭疽的感染，这是日军撒播的细菌的一种。炭疽是一种永远不会死的细菌，就是人的骨头变成了灰，炭疽菌还会活着，一个地方一旦受到炭疽的污染，就永远地被污染了。
　　柳宅村柳木水老人八十岁了，全村烂脚病的老人相继去世，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当森正孝去拜访他的时候，他住在又臭又暗的房子里，没有人敢进他的屋子。两个月后凤凰卫视记者再去拜访他的时候，那只烂脚已经截肢了，再不截掉，就会危及生命。
　　王选看到一位烂脚的老人用一张扑克牌贴在伤口上，这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保护伤口的东西了，当扑克牌揭开，伤口立即迸裂，血夹着脓涌出来。王选的眼泪汹涌而出。难道没有人给他一点纱布，一点药水，怎么也不至于用一张肮脏的扑克牌疗伤吧？
　　没有。“中国的行政系统没有行动，也没有来自加害者日本方面的救济。战争中死去的人反而成了幸运者，活着的人终身拖着不能愈合的伤口，忍受着永久的精神折磨。他们被忽略了，就是从人道的角度，也不应该让他们这样生活下去。”两次去看望老人的细菌战原告团秘书何必会说。
　　面对这些悲惨的故事，王选常常想起她在日本的生活：“整个日本是那么的干净、安静，战争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好像是你要在这样的氛围中提战争，就是你有病。所以我在日本生活，从来没有人向我提起过中日之间的战争，更不要说是细菌战。”
　　想到这里，王选就会觉得有一股冷气往头上冒，人类真的那么健忘？作为一个中国人，愤怒得像要爆炸，屈辱得难以自持，痛苦得泪流满面，这就是王选的感受。而作为中日之间桥梁的王选还要时时面对两个国家之间的差异：一个富有，一个贫困；一个是加害者，一个是受害者；一个高傲，一个卑微；一个是社会中的精英人群，一个是芸芸草民。
　　在整个细菌战的诉讼中，王选时时沉浮于自尊与耻辱之间。中日两国隔绝太久，当共同面对那场曾经的战争的时候，感受必然是会不同的。
　　

这是中国人的诉讼（1）
几乎在所有对日诉讼的案件中，中国的原告都是被动的。在半个世纪前，他们是受害者，是被奴役者，是被凌辱者。现在，他们是没有文化的，年龄大身体弱的，是又穷又困苦的底层老百姓。他们还是弱势群体。对于外面的世界，他们毫不知晓，对于日本法律的了解是零。经济上他们得靠日本人赞助，除了依靠日本律师，他们没有人可以依靠。因此，他们根本不具备和日本政府抗衡的力量。他们只有被动地听从来帮他们打官司的日本律师的话，而不能顺畅地表达自己的主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律师作为诉讼的代理人，是在合法可能的范围内听从当事人的意见，但并不从属于当事人。当事人和律师的看法有分歧，或者双方所要达到的诉讼目的有分歧，是常有的事，更不要说是跨国的诉讼。
　　王选在原告和日本律师中间充当着沟通的角色。但有时候王选的声音会忽然高起来，情绪激动，脖子上的血管暴出来，眼睛直视对方，语言如爆豆子般地迸出来。
　　关于诉讼请求，有的日本的诉讼律师劝告王选：“千万不要提钱。”“怎么不能提钱？不是我‘要’赔偿，而是日本政府‘应该’赔！怎么关系都倒过来了？”王选和律师吵，“要提钱，但不仅仅是钱。”
　　和王选吵架最多的是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郞，他说王选已经和他吵一百回架了。而王选则说一濑敬一郞的“坏脾气”，只有她王选才可以忍受。对于日本人来说，王选这样的女人绝对超出他们对女人的认识范围。在他们的社会里，女人一般是温良恭让的，大声说话是绝对不可思议的。所以一位日本律师说：“王选你早生出来了五十年。”
　　1995年，以耿谆为代表的十一位花冈惨案的幸存者及死难者家属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2000年11月双方达成和解，依和解条款，被告鹿岛建设公司一次性拿出5亿日元，设立花冈和平友好基金，用于对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