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的八年抗战-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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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冈（沉默不语）。
薮中：刚才栗原参议员提到的731部队资料，我和外务省的干部对（美国归还的）全部资料进行过调查，并没有发现有731部队的史料存在。
栗原君子：但是，我所掌握的历史资料中，有昭和十五至十七年（1940至1942年）日军对中国浙江省的宁波和金华、江山，以及和湖南省的常德等地实施细菌战攻击的详细记录。旧日军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实施了这一攻击，或者说，对于这一事实政府是否承认？这是我首先要问的问题。
薮中：说到731部队资料，除了防卫研究所内所保管的那些资料外，我们政府内，在外务省中，根据现在为止的调查确认，没有与731部队相关的任何资料。
从内阁官房长官村冈兼造毫无表情的脸上，读不出他内心的想法，但作为政府的代表，他说出的话让人震惊：我是第一次知道731部队这个名称和这回事！
对于日本政府来说，731部队是从来都不存在的，更不用说什么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进而日本从来就没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细菌武器更是顺理成章，至于对来自美国、中国和日本的学者所掌握的证据，日本政府一概视而不见！
对于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细菌战诉讼团进一步提出要井本雄男出庭作证的要求。这一要求立即遭到政府代表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井本雄男年事已高，不适宜出庭作证。王选代表原告团将会见井本时的录音提交给法庭，证明井本身体状况完全胜任出庭作证，并着力证明《井本日记》是战地业务日记，不是私人日记，不存在隐私的问题。
就在此时，日本共同社记者采访了井本，并发表了题为《沉默的文件》一文。记者的采访再一次证明井本神志清醒，记忆准确。井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了作为陆军参谋参与细菌战的事实。他还请代理人提出了《对命令提交有关原告要求的文书的意见》，认定了下列事实：
不否认井本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参谋本部的细菌战，负责在参谋本部作战科与石井大佐的联络，向石井部队下达了细菌战作战的命令。
1999年2月18日细菌战诉讼团再次委托田中甲议员质询日本政府。在日本众议院国会预算委员会第一分科会议上，田中甲向出席会议的国务大臣总务厅长官太田诚一、国务大臣防卫官野吕田芳成、政府委员内阁审议官、内阁总理大臣官等发问，这是日本议员第五次就细菌战问题质询日本政府：
田中甲：。。。。。。日本是不是在澄清历史的问题上太欠缺了一些，战争过去了五十三年，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补上这堂课？日本一直没有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却在另一方面考虑得太周到，如日美新安保条约，在条约的基础上又在发展新的引导系统，要确立有事法制。这使亚洲各国对日本更加不信任。。。。。。。不知国务大臣对此如何看待？
野吕田大臣：关于历史认识我们以1995年8月15日村山总理大臣谈话为基础，重视了亚洲的外交，还对战后遗留问题进行了商讨。
田中甲：我们不能空洞地讲历史认识，而应着重把历史弄明白。我觉得那是填补历史认识之沟的唯一方法。国会在应付国家事务中做了很多工作，但不能否认国会立法府立法不积极也给国家带来了很多被动。对于这种情况长官有什么意见？
野吕田：能够理解你所指的重要性，但那未必是防卫厅所管。
田中甲：现在能就防卫厅所藏旧日军资料总量，还有管理状况以及公开的比率简单回答一下吗？
佐藤谦：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里现在战前资料大约保管116000册，这些资料原则上是公开的，但是关于寄赠还有寄托的资料是不公开的。公开战史资料大约有109000册，占总量的94％而非公开的资料大约有7000册，只有6％。
在这次质询会上，对于731的问题，日本政府终于承认有一个这样的部队名称，但是不能确认这个部队是从事细菌战研究和对中国的细菌战攻击。关于美国归还的资料保管在何处的问题，日本政府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太突然，无法回答。”
在细菌战诉讼团一再努力下，2000年井本雄男终于被法庭确定为证人。但是这一年的2月3日，井本雄男突然去世，这个细菌战的参与组织协调者，尽知细菌战高级秘密的人，还是将他所知道的都带进了坟墓。井本雄男的突然去世，对细菌战诉讼团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这一损失让王选痛悔不已，她立即向法院提出申请，按照证人的年龄大小安排出庭秩序，年龄大的先安排，类似的事情不能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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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本日记展开的较量（3）
井本雄男去世后，在被告日本政府那里，《井本日记》突然不再是个人日记，而变成了“公务秘密文件”，并援引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20条第4项，向法庭指出：有关公务文件没有公开的义务。
围绕一本日记的翻云覆雨，日本政府对于细菌战的态度演绎到了极致。一直到一审宣判结束，《井本日记》仍然在日本政府的手里，没有向社会公开。
怒告日本现行隐瞒罪
对于日本政府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隐瞒，细菌战诉讼团向法庭提出增加诉讼请求的要求，将日本政府的现行隐瞒罪作为诉讼的请求之一，状告日本政府隐瞒罪。
诉讼团在向法庭提交的请求文书中说，战争期间，日本是将细菌战作为国家政策进行的，并彻底隐瞒了这一国家行为。战败日军撤退时，彻底销毁在中国设立的用于细菌武器研究的设施和所有资料。在战后，日本又和美国一道隐瞒细菌战，使细菌战的战犯逃脱了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而更重要的是战后几十年日本政府又通过修改教科书、国会质询中撒谎、欺骗、推托和假装等手段长期隐瞒细菌战事实。正是由于这样，才使许多受害者并不知道自己是死于日军细菌战，幸存者在时至今日的五十多年间，也没有明确认识到自己所患鼠疫是由日军细菌战造成的。日本政府的这种隐瞒行为，妨碍了救济受害者，损害了原告的权利，应该承担罪责并给予赔偿。
在追讨日本政府的现行隐瞒罪的同时，细菌战诉讼团还追加了追究日本政府立法不作为罪的请求。日本政府知情而隐瞒，故意拖延关于受害赔偿的法律的制定，损害了受害人的权利。而德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都制定了战后赔偿法，向被残杀和强行关押的受害者支付了赔偿金，因此日本政府应该承担立法不作为的责任。
细菌战的事实是随着诉讼开展而一步步被揭露，被剥开的，它让人们逐渐看到其中的残酷和非人道；诉讼团也是随着历史的黑幕一层层揭开，与日本政府的一次次较量而成熟，王选也是这样一步步成长起来的。这一点刘惠明看得十分清楚。
刘惠明是唯一的参加辩护团工作的中国律师。当时他正在日本留学，后来又在日本律师事务所工作，是王选看到他既懂中国法律，又熟悉日本法律，没有语言的障碍硬把他拉入律师团的。1999年到2001年刘惠明在日本从事律师工作期间，一直坚持参加每月一次的辩护团工作会议。王选只要是在日本，也一定要赶来东京参加律师工作会议。
刘惠明记得，一开始细菌战诉讼团只是提出赔偿和道歉的要求。在一次辩护团工作会议上，王选提出一个问题：细菌战的影响如此之大，如此惨烈，罪恶如此之深重，而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当中，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联合隐瞒了这桩罪恶，是否可以认定这是一种新的侵权行为？
刘惠明说，日本政府在应对诉讼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准备。从辩护团这个角度上来说，就要考虑到对方所提出的法律依据，得想办法来应对。
辩护团的律师们就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如果要向法庭提出追究日本政府隐瞒罪的请求，就得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为了使这项罪名成立，辩护团请来了历史学家、军队史学者、防疫专家，从各个侧面来判断其可行性。一次次的讨论使辩护团的思维开阔起来：因为政府进行了隐瞒，所以造成了新的侵权，因为是新的侵权，所以所谓超过了诉讼时间的“时壁”论就不成立，细菌战犯罪就成了一件持续到现在的犯罪，而政府面对这种犯罪不作为，则负有“立法不作为”责任。
刘惠明将诉讼团向法庭提出的新的诉讼要求称之为“进步”。
刘惠明指出，现行的法律包括国际法在原告的诉讼请求上是有很多障碍的。比如按现有的法律，期限问题、个人权力能否成为国际法的申请主体等等都是空白。这让辩护团有了很多思考，很多问题都在突破，很多问题已经超越法庭而成为世界性的学术课题。
而这些法律问题的突破，将代表着人类越来越尊重个体的权利，法律越来越走向人性化，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
正如细菌战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所说：细菌战诉讼最终推动的是日本政治和社会进步。
亲历老兵复原历史（1）
从细菌战诉讼开始，日本细菌战揭露会、辩护团、王选等就开始了寻找当年731老兵的工作，这是一群进入风烛残年的人。和中国的战争经历者一样，他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而在不久的将来，五年、十年，这些人就会辞世而去，带着他们珍贵的记忆。
但是在日本，更多的731老兵遵守着当年的封口令。
南京1644细菌部队的老兵，战后成立了一个由原队员组成的叫做“清风会”的战友会，战友会每年都会在风景名胜之地举行活动，对于不热衷于活动的当年老兵，战友会会通过各种方式施加压力和警告。
1644部队绘画兵石田甚太郞因为细菌实验残酷的记忆就“像幻影一般追逐着”他，所以数十年中离群索居，性情乖戾，并一直以贩鱼为生，从不参加战友会。“战前我是一名小有名气的留着长发的、现代派的插图装饰画家。但是战后我未再重操画笔，像和尚一般剃了个光头，悄然度日。这一切都是为了躲避‘南京幻影’的追逐。”石田老人去世前说。
但是“那些人”从来没有忘记他，每年都会有对他颇为“担心”的人给他寄些信来。老人将这些信一封封地积攒下来。“战败以后日本军虽然解散了，但军内原先所有的‘长官命令绝对服从’等级制度，直到如今依然存续在士兵们的内心深处。他以自己的死来换取真相的公开，选择了一条背叛长官的道路。我深信，在战时的南京不断目睹了日本医学人员的组织性犯罪行为的他，在战后从不参加以军医为中心的战友会的活动，这也是他对此的全力抵抗和抗议的行为。”石田老人的孙女说。
无人知道当年做过“魔鬼”的人到了晚年内心有着什么样的挣扎。“当年的731老兵有3000人，现在已经有2000人死掉了。揭露会找到了300人，他们当中只有100人开了口，但其中大多数又不愿意出庭作证，有的拿出了材料，但不让讲出自己的姓名。”王选说。
2000年11月15日，法庭第17次开庭，两位细菌部队的老兵筱塚良雄、松本正一在法庭上做证。他们的声音被永久地纪录下来，被各种媒体传播到全世界。处于烟障中的历史展现出了从来没有过的清晰和生动，任何掩饰帷幕都在这诉说面前变得透明。深深的忏悔陈列在两位日本老人的每一条皱纹里——这是日本人的脸，这张脸因为忏悔而善良无比。
上个世纪30年代末，筱塚良雄作为731部队少年班的一员，来到中国哈尔滨的731平房区，一开始他在731部队做细菌研究的辅助工作——刷洗培养细菌的器皿、准备活体解剖的用具等。1940年5月开始，筱塚良雄开始被安排参加“跳蚤增殖工作，这项工作在田中、筱田班管理的一座被称为“四方楼”的三楼暗室内进行，在这个暗室中的架子上，排列着许多类似石油罐的罐子，罐子里面有很多黑老鼠，这些黑老鼠是跳蚤的饵食。他的工作主要是确认罐子里的老鼠是否死了，如果老鼠死在罐中了就要把它拿出来，然后放进去活的老鼠。那年8月末，他们把跳蚤从稻壳中分离出来。这些跳蚤被大量地生产出来后，由731部队的航空班运往南京。
筱塚良雄证言
直到今天我都记得自己最初参加活体解剖一个中国男人的事情。在解剖这个中国男人的时候，我知道自己以前曾经给他做过采血实验。他是一个头脑清晰、具有知识分子风度的人。我看到他瞪着我，只好把眼光转到别的地方。感染了鼠疫菌的他，脸色和身体完全变黑了。在他还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