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下台内幕-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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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国民党同意结束10年内战，再度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与此同时，1938年初，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修改领导体制，把“中常会领导制”改为“总裁制”，蒋介石出任总裁。第二次国共合作保证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成为国民党最后的辉煌。
“百年老店”国民党曾经有过不光彩的历史。蒋介石在建立南京政府的同时，开始了以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为目标的10年内战，多少革命者和共产党员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下。中华民族第一次反侵略战争胜利后，全国孙中山在思考中国的未来人民为赶走日本侵略者而感到欢欣鼓舞，蒋介石却不顾民意，发动了以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为目标的全面内战。结果众所周知，中国国民党遭到前所未有的失败，南京政府被推翻，只有蒋介石集团逃到台湾偏安一隅。
国民党在祖国大陆的大失败，是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在蒋介石、蒋经国领导下，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前39年间，政治上继续实施专制统治，经济上加速转型和发展，大陆政策上坚持两岸是“法统之争”，“外交”上反对“划峡而治”和“台湾地位未定论”，同时严厉打击“###势力”。在蒋家父子统治时期，国民党主持下的台湾，社会有了长足进步，经济有了重大发展，民众生活水准明显提高。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逝世，严家淦继任“总统”，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主席，三年后兼任“总统”。蒋经国晚年，在内外形势所逼下，国民党在岛内民众呼声最高的三个关键问题上有所调整：一是结束“戒严体制”，二是开始“政治革新”，三是开放部分台胞赴大陆探亲。蒋家父子在退出政治舞台前，中国国民党或多或少向中国人民有了一个交代。
国民党的历史，从李登辉上台后一切都发生了重大改变。李登辉出任党主席后，中国国民党开始全面蜕变：在“本土化”的口号下，它已蜕变为执行李登辉“和平走向分裂”、“以拖待独”路线的工具，把“两国论”纳入国民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政治任务提示案》，屡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配合西方打“台湾牌”以干涉中国内政，多次带来两岸关系的紧张；在“民主化”的口号下，它已蜕变成李登辉排除异己、改组权力构成的工具，内斗激烈，数次分裂，多次带来党内危机；在“政党政治”口号下，党主席李登辉有计划、有步骤地削弱国民党，造成党内内耗严重，信念丧失，自毁长城，面临在野党的步步紧逼，执政基础全面动摇，乃至在2000年3月18日举行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丧失执政权。
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是在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而奋斗；蒋介石领导下的大陆时期的国民党，曾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出过力，终因与人民势不两立而被打败；蒋介石、蒋经国领导下的逃台后的国民党，推行专制独裁统治而被台湾同胞所不齿，但因发展经济有方和最后启动“政治革新”而或多或少留下一点名声。更因为国民党能够坚持反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不失中国国民党的传统。李登辉领导下的国民党，执政基础已经全面动摇，大陆政策只能激化两岸关系的紧张，“务实外交”陷入困境。这就是中国国民党的蜕变。
2000年3月，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失去经营50余年的执政权后，陷入了一场更为深刻的发展危机。
腐败统治在台重演（1）
抗战胜利后，台湾同胞沉浸于重回祖国怀抱的喜悦之中。“从50年殖民地的桎梏解放出来的人民，已经兴高采烈而至得意忘形”，“岛民似一日千秋，又像孤儿等待着温暖的母亲般的心情等待着祖国军队的来临”。然而迎来的却是一批贪官污吏和恶习败纪的军队，国民党政府在接收台湾时的种种倒行逆施，给台湾同胞带来蒋介石与宋美龄接受欢呼新的灾难，以致台湾同胞对国民党政府由希望转为失望甚至绝望。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台湾同胞每时每刻都盼望回到祖国的怀抱。由于两岸长期隔离，台湾同胞对祖国的情况很不了解，尤其对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本质没有认识，因而对国民党的接收人员给予了英雄式欢迎。10月5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警备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主任葛敬恩率80余人飞抵台湾，受到台湾人民的热烈欢迎。10月17日，国民党部队在基隆登陆，受到来自各地久候的民众欢迎。登陆部队进入台北后，30万市民夹道欢迎，并高唱《欢迎国军歌》：台湾今日庆升平，仰见青天白日清；哈哈，到处欢迎，哈哈，到处歌声；六百万人同快乐，箪食壶浆表欢迎。10月25日，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于台北市公会堂（中山堂）举行，台澎地区的受降代表由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担任，陈仪代表中国政府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会场外的广场上，被前来争睹盛况的民众挤得水泄不通，群情兴奋。为了欢庆回归祖国，台北市社会各界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游行。全省上下，到处张灯结彩。这种热闹感人的场面，足以用“如醉如狂”来形容。然而，没过多久，这种回归祖国的“狂喜”却被失望、仇恨所取代。原来国民党根本就不是他们心目中的“孙中山的继承人、抗日英雄”，而是一群极尽贪污腐败之能事的官僚集团。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强对台湾同胞的统治，在台湾设置了“台湾总督府”。总督府集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大权于一身，掌握了对台湾同胞生杀予夺的大权。在台湾同胞眼中，总督府是反动、专制统治的象征。然而，国民党收复台湾之初，不设省政府反设一个集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大权于一身的行政长官公署，这套制度等于是照搬了日本治台的“总督制”，使台湾同胞产生了“总督制度复活”的错觉。而国民党反动政权在接收台湾之初的种种腐败行为，更令台湾同胞极度不满。
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后，虽然名义上给台湾人民参政的机会，而实际上却以台湾人受日本奴化教育太深，又不懂中国普通话为借口，把许多台湾人排斥在中高级职位之外。在行政长官公署9个处的18个正副处长中，只有两个是台湾人；在高级公务员当中，台籍人士所占的比例也很小；在县市长方面仅有3位是台籍人士（台北市长游弥坚、新竹市长刘启光、高雄县长谢东闵），且都是曾到大陆求学或工作再返回台湾的“半山”。国民党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各金融机构和大中型企业，也均由大陆人掌控。此外，许多接收大员还在机关之内大搞“牵亲引戚”的用人作风，将台湾人从职位上撤下来，由一些毫无技能的“滥竽之辈”补缺。如农林处检验局局长叶声钟把一位具有30年经验的台籍技正弄走，然后由自己的姨太太来补缺；高雄市工业专修学校的一位刘姓校长，竟以不识字的岳父充任教员等等。不仅如此，即使有幸保住工作者，虽然做同样的工作，大陆人的工资要比台籍人高出许多，并享有后者不能享有的其他补助。久而久之，当然会引起被排挤在工作之外的失业者及受歧视者的内心不平。
国民党到台湾后由接收变“劫收”。从1945年10月到1947年2月，国民党共接收日本驻台的机关财产、企业财产、个人财产110亿元旧台币，各县市30％的房屋和占全省耕作面积20％以上的土地。这些企业、银行、房屋和土地，有很大一部分是日本殖民者从台湾同胞手中抢去的，本应酌情还一部分给原主，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却照单全收，台湾人无缘置喙。此外，一些接收大员到台湾专门接收金条、洋房、汽车、小妾和高位，中饱私囊，时人讥之为“五子登科”。五子意指：金子、房子、车子、位子、女子。对于接收大员们的“劫收”丑态，记者唐贤龙在“2·28事件”后不久，于南京出版的《台湾事件内幕》中是这样描写的：“自从国内很多人员接管台湾后，便抢的抢、偷的偷、卖的卖、转移的转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国内劫收的那一套戏码统统都搬到了台湾”。吴浊流在小说《波茨坦科长》中则是这样描绘的：小说男主人公范汉智，向他的新婚台湾妻子说：“台湾真是好地方，从重庆只穿一套西装过来，不久就可以做百万富翁。”这些纪实报告和小说活生生地表现了一些接收大员贪婪、丑恶的嘴脸。
国民党派到台湾的干部，不乏清廉有能力者，但以权谋私、贪污舞弊者众。1946年，大大小小见报的贪污案件屡见不鲜，其中比较大的有：任省专卖局局长的任维钧，被人在《民报》上公开举出证据的贪污金额就高达500万旧台币之多，但依然逍遥法外。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在任纸业印刷公司经理时，把几部价值数千万旧台币的大机器廉价标卖，暗中又派代理人以极低的价格买入。李卓芝改调台北市专卖局长后，接任者发现此事，便向上级告发，但李卓芝仅被陈仪骂了一顿了事。台湾贸易局局长于文溪，被国民党中央清查团查出贪污事实后，虽移交法院审理，但“钱能通神”，清查团走后，于文溪不久即从狱中放出。虽然于文溪最后被撤职，但在移交工作时，却不仅把日本人留下的清单销毁，而且把仓库里的存货以一些莫须有的名目私吞，如谎称食盐被人民抢去１万担，红土（好鸦片土）被白蚂蚁吃掉70公斤，糖损失数十万斤。不用细想就知道这些纯属谎言，1万担盐需要多少人才能抢去？多少白蚂蚁才能吃掉70公斤鸦片？且白蚂蚁是否吞食鸦片？又如，台北县长陆桂祥贪污５亿元旧台币的弊案被报纸揭发后，还没等到长官公署派人去查，倒是台北县政府突然发生一场大“怪火”，连续烧了两天两夜，先是把会计的账簿单据烧得一干二净，再把捐税处干脆烧光，县政府所有的接收、税据等原始证据全被“火神”收去了，在无据可查的情况下，５亿旧台币就此不翼而飞。贪污盛行，造成台湾同胞对陈仪政权的失望与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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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统治在台重演（2）
国民党接收台湾后，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内战，开始对台湾进行大肆搜刮，造成岛内社会秩序混乱，物价飞涨，粮食奇缺，失业严重，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国民党到台后，将从日本人手中接收的237家企业、600多个单位，全部纳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所属的27家公司来经营。另外，沿袭日据时代的专卖制度，国民党当局不仅将樟脑、火柴、烟、酒等物品全部纳入专卖，由官办的专卖局经销，还将盐、糖、石炭等许多民生物资也由专卖局之外的机构来统一承办，如盐的专卖由“财政部”台湾盐务管理局直辖之台南盐业公司来承办。甚至连毛笔、文具、教科书等都由省教育处主办的台湾书店专卖，各机关团体若不从该店买文具书籍，会计处不予报销。此外，与专卖局互为表里的贸易局、运销局、燃料调剂委员会等官方机构垄断了全岛工业产品的购销与输出，举凡樟脑、米、糖、纸张、木材等重要物资，只有贸易局可以运销岛内外，进口贸易亦然，以致一些违法官商可以从###取暴利，受害、受剥削的乃是广大的老百姓，从而极大地激化了台湾民众与国民党政权的矛盾。
1947年7月，蒋介石开始发动全面内战，为准备内战物资所需、征集军粮，将台湾大米输往大陆，加之奸商的囤积倒卖，国民党来台不久，台湾就闹起米荒。最先始于台北市，然后逐渐波及北部各地，之后就是中、南部，一眨眼之间全岛各地都闹起米荒。到了11月底，第二期稻作收成后，不但形势没有好转，反而更趋严重。1937年以前，台湾的大米每斤为011元，抗战期间为016元（配给价格），但国民党接管台湾后，由于实行掠夺性的“田赋征实”政策及将大批大米运往大陆，致使粮价急剧上涨，到1947年1月，大米1斤涨至134元，到2月20日竟涨至40元，国民党接收台湾仅1年4个月，粮食价格上涨250倍，因无米可炊全家自杀之事常有发生。对于台湾米荒的状况，战后初期被派遣来台的记者王思翔于1951年12月在上海出版的《台湾二月革命记》中这样写道：“台湾本来是谷仓，1946年的年产量超过89万吨，供本省人口粮尚有余，但因军用米占了很大的比率，所以今春的米价反而比上海还高，甚至发生饥馑现象。苛敛诛求的结果，加速了农村的破产。被饥饿所迫的人们，年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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