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金汉宫的倒影-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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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位这10年的确做出了不小的成绩，最起码人们能看到的是社会保障比工党时期更丰厚。于是，在强有力的数字面前，保守党再次高调上台。
不过这次上台，麦克米伦没能续写辉煌，国内经济一落千丈。为了填补逆差，政府只好提高税额，削减福利，提高银行利率刺激消费。可是大势已去，再多的努力都是徒劳，国内经济水平持续下降，不满政府的人兴起了罢工浪潮。
保守党已经没有什么诱人之处了，麦克米伦的威信也在日益下降。国内政治不再有亮点可以吸引民众眼球了，麦克米伦一咬牙，没有亮点就制造一些亮点来引人注意。于是，他开始大刀阔斧地调整内阁成员，曾经创下了一次罢免7个成员的记录。这些成员是否真的有问题暂且不说，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做了政治没落的替罪羊。但是这一招并不奏效，后来又爆出了政府要员的桃色丑闻，让保守党雪上加霜。与此同时，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申请也被驳回。麦克米伦遇到了与艾登同样的尴尬，这个时候除了离开没有更好的办法。继任首相的霍姆伯爵，也没能收拾这一片狼藉，这位新首相连话都说不清楚，最终也匆匆结束了保守党政府的使命。一家英国报纸曾这样评价这次大选：“工党险险取胜，不是由于这个党的领导人作为，也不是由于他们政策，而是由于人们对保守党大资产阶级执政13年的反应。”
福利国家与“英国病”（5）
1964年，工党体面地第三次成为执政党。首相威尔逊一上台就发现，那个表达能力有问题的霍姆伯爵并没有做什么实事，麦克米伦遗留下来的6亿英镑的逆差，他一分钱都没有补上。威尔逊满腹牢骚，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医治疗这著名的“英国病”。
所谓的“英国病”，是指在二战结束后，英国经济出现的滞涨状态，而且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三十年，被一些经济学家戏称为“英国病”。
“英国病”的出现还有着复杂的背景。战后的英国奉行凯恩斯的市场供求经济学说，无论在什么阶段，政府都喜欢用凯恩斯经济理论来解决。不错，在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凯恩斯主义的确帮助英国解决了不少问题。在就业、投资、国家干预等问题上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成为英国各界政府挽救经济的法宝。然而这种过于迷信的崇拜，让英国经济策略变得单调，缺乏针对不同经济问题的灵活性。而且最致命的是，政府受到了凯恩斯主义的诱导，忽略了社会基本矛盾，而将注意力单纯放在了供求关系上，为国家的经济安全埋下了重大的安全隐患。
除了政府对凯恩斯的盲目崇拜，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各党派之间的争斗往往都拿经济作为交换条件。不论是哪个党派，都在竞选时向人民许下一些发展经济的诺言，上台之后便慌慌张张地准备兑现诺言。这种紧张的气氛，导致了政府要在短时间内实现诺言的心理。凯恩斯理论被用来制造短期的经济繁荣，加上诸多不稳定的因素，最终导致了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然后政府会再利用凯恩斯理论制造昙花一现的繁荣景象，这样的恶性循环，使英国经济一直无法得到持续的发展。
在二战刚结束时，英国尚且能名列前茅，到了20世纪中叶，就已经被德国、法国、日本等后来者超越。英国成为大国中的病痨，萎靡不振。
威尔逊的上台似乎也只是延续了从前的恶性循环，他急于实现大选时的诺言，争取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复苏。于是，他增加了进口产品的附加税，提高银行利率，削减军事开支，还欠了30亿美元的外债，勉强对付了一些经济问题，但是离当初的诺言还相差甚远。另外，工党在下院中的支持率也不乐观。所幸的是，威尔逊是个善于调节党外关系和矛盾的政治家，只要稍稍用一些政治手段，下院那些人还是很好对付的。果然，工党在补缺选举中获胜，接着在大选中也大获全胜。
胜利的喜悦还没有退去，“英国病”就再次加重。经济危机的到来让威尔逊措手不及，失业率开始翻倍上涨，随之而来的就是民怨沸腾，国际收支逆差。同样的经济问题反复了几十年，威尔逊意识到过去的经济政策已经过时，于是，削减了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开支，增加消费，这个措施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应该会看到成效。可惜的是，英国不久发动了对埃及的侵略。那个时候的英国已经不同于大战之前，已经没有能力来满足帝国向外侵略的贪心。战争让石油价格上涨，人们开始抛售英镑，把钱握在自己手里，国家外汇减少。威尔逊的经济政策已经不起作用了，英镑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贬值。
整个国家被搞得人心惶惶，幸好威尔逊在政坛上打拼多年，不仅有铁齿铜牙，还有政治手腕。他出台了一些新的法例，规定凡满18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人工流产合法等，暂时保住了这岌岌可危的执政宝座。
1969年，威尔逊的经济政策初有成效，不仅抹平了国际收支中的逆差，甚至出现了盈余。这为工党在地方的选举中赢得了胜利，然而这胜利却没有持续到最后。大选结果出来后，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威尔逊更是觉得不可思议。保守党看似十分低调，也没有为大选做出什么努力，结果却出人意料地以绝对优势压倒了工党。
这个看似不可能的结果，就真实地摆在威尔逊面前。自从霍姆奇迹般地成为保守党领袖的那刻起，保守党就决定改变以往产生领袖的方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保守党的领袖是由“1922年委员会”负责推选的。这个组织成立于1922年，其中的成员大多是高级官员、退休###或内阁成员，当前任领袖离职，还没有明确继承者的情况下，就由这个组织推举人选。如果内部意见不一，那么国王就要以第三者的身份决定。从1922年以来，保守党的历届领袖都是这样产生的。霍姆也同样是这样突然成为党内的第一把手，然而这个能力有限的领袖让保守党看到这种产生方式的弊端。于是，从此之后，保守党的领袖要由下院选举产生。爱德华·希思就是经过了两轮筛选，成为新一任的保守党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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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与“英国病”（6）
政权接力棒又交到保守党手中。希思是位有心治好“英国病”的首相，他希望能够改变国内对凯恩斯主义的迷信。在他看来，国家一味地帮助那些濒临破产的企业是资源上的浪费，国家干预政策不是万能的，一定程度上的自由竞争还是十分必要的，最起码可以保证企业的活力。于是，他引进了“货币主义”，控制国家干预。
国家干预受到了遏制，直接影响了福利支出，不仅取消了从前一些免费的项目，还增收了部分费用，像医院处方费等。福利体系遭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破坏，生活在底层的国民更加穷困潦倒。反对声一浪高过一浪，加上经济危机的冲击，工人连起码的工资都无法得到保证。这个“英国病”还真不太好医治，重要的是国民根本不给希思医治的时间和机会。本来信心十足，以为可以大展拳脚，却半途而废。轰轰烈烈的希思改革，就这样结束了，“英国病”最终还是没有被根治。
1972年，在希思的努力下，英国终于加入了欧洲共同体，民众对保守党开始重新信任。遗憾的是，这种信任经不起考验，当民众本身利益受到损害时，信任就一文不值。石油价格的突然提升，导致西方各国不得不依靠煤炭进行日常生活，从而造成了煤炭的供不应求。煤矿工人夜以继日地工作，来满足日益增长的煤炭需求，而工资却没有相应地增长。工人的劳动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规模的罢工活动。政府现在哪有钱来增加工人的工资，只好减少工人的劳动量，降低煤炭生产量。但是这样一来，政府就不得不节省原料使用，人民的生活又受到了影响。
眼看又是5年一次的大选，希思心急如焚，国内经济每况愈下，工党趁机煽风点火。不知道是不是人民已经厌倦了两个党派之间如此频繁的争斗，也可能不希望两党把英国的前途作为赌注争来夺去，于是大选结果就出现了两党票数均不过半的奇妙现象，这在英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希思依然想让世人看到他治疗“英国病”的决心，于是东奔西跑，希望能与自由党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实现心愿。然而事态已经不是他所预期的那样，工党在随后的选举中以微弱的优势胜出。希思只能带着未完的心愿，落寞地离开执政舞台。
如此反复的政治局面让大多数国民感到疲惫，他们希望有人能彻底改变这起伏不定的英国经济。而威尔逊的再次执政并没有达到人民预期的效果，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是没有工作，得到的只是微薄的福利。那些大企业家们也在愤愤不平，因为威尔逊的梅开二度给他们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沉重的税赋。工党这次是把穷人和富人一并得罪了，未来的路只能小心应对。其实威尔逊也着实可怜，他并没有放弃对国有企业的帮助，在财政最艰难的时候，他还将北海油田揽入国家，促进了后来英国经济的发展，不过其他的一些经济措施，还是在老路上徘徊罢了。
1976年，威尔逊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正式提交了辞职书，这是工党第一位在职期间辞职的首相。接替威尔逊的卡拉汉经历了与前任首相同样的困境，依然是无法医治的“英国病”。直到1979年的大选，英国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这位“铁娘子”的到来，给英国带去了如沐春风的惬意。这位有着女性魅力和男子手腕的女首相，让英国进入了“撒切尔革命”时代。
撒切尔的“手术刀”（1）
玛格丽特·撒切尔一直被誉为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她的出现给死气沉沉的政治经济注入了活力。撒切尔麾下的核心人物威廉·怀特洛曾经说过，她的精力十分惊人，谁要是认为妇女不具备男人那样的精力，那就大错特错了，她比男子的精力还要旺盛一倍。怀特洛开玩笑地表示，如果把撒切尔一天的工作放在他的头上，他一定会疯了，如果周围的人保持跟撒切尔相同的步调，一天下来，肯定会累得筋疲力尽，而她却依然精神抖擞。
不得不承认，倘若英国没有及时出现一位如此果断的首相，恐怕“英国病”迟早会将英国推入坟墓。
提到撒切尔，就不得不想起与她同年代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很多人都猜测，撒切尔之所以能够担任首相，离不开伊丽莎白二世强烈的女权思想。撒切尔在回忆录也清楚地记载着她第一次进入白金汉宫的情形，她坐在中央办公室等着被召见，一股强大的责任感涌上心头。撒切尔的父亲是个市区议员，同时也是个坚定的保皇派，在他的家中，收听女王的广播讲话如同祷告一样重要。在撒切尔的描述中，伊丽莎白二世言语非常干练，表达十分清楚，而且为人随和，她与女王的谈话没有感到丝毫拘束。撒切尔曾经表示，假如伊丽莎白女王即位，真能消除反对有抱负的妇女登上最高权位的最后一丝偏见的话，那么一个妇女解放的新时代，就真的即将来临了。
不管这位女首相是不是具有女权思想，她上台后给“英国病”的一剂猛药，赢得了世人的钦佩。从希思希望引进货币主义开始，撒切尔就决定按照这个思路将货币主义进行到底，取代不合时宜的凯恩斯主义。她希望能够发展自由竞争，限制政府在经济中的干预权力，以此来遏制通货膨胀，打击气势庞大的工会。于是，她选择了当时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公共事务大臣基思·约瑟夫，期待与他一起改革英国经济政策，放弃“共识政治”，根除“英国病”。
1974年，保守党竞选败北，希思的地位发生了动摇，党内决定重新选举领袖，约瑟夫成为希思强劲的竞争对手。在民意测验中，约瑟夫的支持率远远超过了希思，眼看就能大展拳脚了，没想到约瑟夫在一次演讲中马失前蹄。他要求控制下层妇女的生育情况，引起轩然大波。约瑟夫在舆论中退出竞争，力挺撒切尔参加竞选。在保守党右翼的帮助下，撒切尔于1975年4月，正式当选为保守党领袖。
众人都想看看一个女人能在高峰上坚持多久，而且保守党正面临着改革时期，很多人都在窃窃私语，难道保守党真的已经到要一个女人当权的地步了。然而撒切尔上台后的一系列举动，让世人刮目相看。她一边重建影子内阁，一边抓经济。基思·约瑟夫被撒切尔留在影子内阁中，继续负责政策和研究。他与威廉·怀罗特是撒切尔的左膀右臂，一个是政策上的帮手，一个是领导班子里决策方面的智囊。接着，撒切尔任命杰弗里·豪负责经济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