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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甲午战争-第7章

小说: 甲午战争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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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自主之路(3)         

  第二年,1887年,朝鲜得以保持稳定状态。英、俄两国在阿富汗达成妥协,英国因而失去了继续占领巨文岛的理由,只好撤出。   

  这年,袁世凯在朝鲜的主要任务是阻止俄国同朝鲜签订陆路通商条约。   

  反对签约的根据是中国同俄国的国境问题尚未解决。   

  同俄国谈判东部边界问题的中国代表仍是吴大澂。他认为“从延秋到海洋一线”才是中国的边境线。如果中国方面的主张得到承认,那么,俄国同朝鲜在陆地上就没有接壤之处。国境不相接,还谈什么“陆路通商”?可见,袁世凯的反对是有道理的。不过,俄朝陆路通商条约拖到第二年,由于俄国的坚持,到底通过了。  

  当然,一个外交官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与其说袁世凯缺少力量,毋宁说他故意松了劲。   

  近来,袁世凯也摸到了李鸿章的脉搏。清廷的军备,有西太后在,就不得不原地踏步,无法向前。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必须靠外交手段突破难关。   

  “大敌是日本”,这就是李鸿章的看法。袁世凯还记得,在天津闲谈时李鸿章说过:“日本国虽小,却能拧成一股绳,全力以赴。日本要活动,就只有朝鲜这一条路,别无他途。俄国虽大,但与土耳其、阿富汗、中国等国处处接壤,对朝鲜使不上两只手,只能用脚尖。就像用脚尖轻轻地踢一踢似的,没有多大劲儿。样子像有劲儿,其实并不大,可用它威慑却最适合。我们要很好地利用它。”   

  最后一句话意味着什么?当时不十分理解,现在总算清楚了。就是说,打算把俄国当做看门狗,用来抵御可能全力向朝鲜扑来的日本。   

  在袁世凯看来,陆路通商不可能有太大的规模,不致损害中国利益。首先是因为朝鲜的购买力极弱,更何况袁世凯的外交本来就不重视经济方面,他也没有专门知识。   

  甲申年(1884年),英商的怡和洋行在上海和仁川之间开辟了一条定期航线。如前所述,日朝间贸易的主要商品是英国制造的棉布,日本从上海输入,然后再向朝鲜输出。从上海直接运到仁川,要比经日本转运有利得多。   

  然而,有一种更有利的“生意”,袁世凯掌握着,所以他不关心别的生意。这个“生意”就是利用水师搞走私。主要是从中国往朝鲜运鸦片,从朝鲜往中国运人参,由于不付税金,简直是一本万利。后来袁世凯所用的政治资金,据说就是在朝鲜任上积蓄的。   

  袁世凯在朝鲜,日本和美国对他的评价很坏,英国比较好。日本憎恨袁世凯,是因为有“甲申事变”的前隙,而美国憎恶袁世凯,是因为他对朝鲜政府傲慢无礼。   

  “朝鲜是自主独立的国家,不从属于任何国家。”美国这么看朝鲜。   

  与之相反,英国却主张中国对朝鲜应当更强硬地行使宗主权,因为它的夙敌俄国对朝鲜的渗透越来越厉害。   

  “朝鲜是中国的属国,不能让俄国在朝鲜为所欲为,中国应当更强硬些。”这是英国的态度。   

  关于朝鲜问题,各国的态度不一致。上述只是个概略。因时因事,各国态度也发生着微妙变化。   

  那么,朝鲜政府的情况如何呢?   

  “完全独立!”显然,这是朝鲜的悲壮心愿。随着列强的踏进,中国的“宗主权”渐趋暗淡,这对于朝鲜来说,当然是值得庆幸的。袁世凯硬要把本来只是名义上的宗主权变成实质性的东西,必然引起朝鲜政府的抵制。靠拢俄国,就是这种抵制之一。   

  1887年,朝鲜所采取的最为明显的抵制,就是向列强派遣使节。列强已经在朝鲜开设公使馆和领事馆,按理说朝鲜也应向列强派遣外交官。八月十八日,朝鲜政府决定派朴定阳赴美国,派沈相学赴欧洲各国。后沈相学患病,又改派赵臣熙。   

  袁世凯对国际政治力学非常敏感,可能要超过他的师傅李鸿章,但国际政治学方面的专门知识却很少,甚至不大清楚外交官的身份原则。他虽然听说了朝鲜向外国派遣使节,却没有放在心上。   

  “对方来了人,我方若不去,显得太冷淡了。交际嘛,就该如此!”他的认识程度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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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自主之路(4)         

  “只有独立国才能派遣外交官,而非独立国没有外交权,属国没有外交权。”唐绍仪给袁世凯讲了一通国际政治学入门。听了他的话,袁世凯转动着眼珠子大叫:“不行,这可不行!”   

  朝鲜政府派遣使节,初时袁世凯以为只不过是一般的交涉罢了,当唐绍仪讲了重大的政治意见之后,他有些狼狈了。   

  朝鲜对外派遣使节,并非没有先例。以前往日本派遣过闵泳骏,事后报告清政府,袁世凯完全没有当回事。   

  “似乎还要搞先派后咨。”袁世凯一直没接到正式通知,只是偶尔从情报网得到一些消息。   

  “这么说不读国际公法是不行了……你能不能给我翻译出来?只把紧要的部分简单地、立刻能懂地……”袁世凯对唐绍仪说道。   

  “我给你分条写出来吧!”   

  唐绍仪整理了国际公法的要点,让袁世凯学习。   

  属国没有外交权,是国际公法的基本常识。缔结条约当然就是外交,迄今为止,朝鲜已同各国缔结了不少条约。   

  这也成为朝鲜并非属国的根据。缔结条约即外交活动,已经是事实。条约都是双方的,时至今日,如提出无效,就将是重大国际问题。   

  派遣外交官和缔结条约同属外交活动。一方面承认缔结条约,另一方面却不允许派遣外交官,岂不是自相矛盾?现实主义者的袁世凯已经预感到不可能阻止朝鲜派遣外交官了。他想:那就换个办法,对外交官的身份和行动加以限制。   

  具体办法是改变从前的“先派后咨”为“先咨后派”(先经清政府承认,后派外交官)。这样一来,朝鲜政府派朴定阳去美一事,只好延缓。   

  美国方面当然很不满意,驻朝鲜公使颠司莫致函袁世凯,对清政府的干涉提出抗议。内容是:一、美朝条约是两国在平等立场上签订的。二、条约规定互派外交官,其中并没有需要清政府承认之类的规定。三、朝鲜政府派闵泳骏赴日本时,清政府未加干涉,偏偏阻挠派遣美国,是何用意?   

  与此同时,美国驻中国公使颠拜也受国务卿之命,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中、朝两国虽有宗属关系,但只为两国之关系而已。贵国对朝鲜之内政外交,事实上业已承认其自主权,尔今限制其外交权殊难理解。”   

  事情变得麻烦了。   

  尽管是朝鲜问题,但事态一旦扩大,交涉就变成上峰的事,当然也要征求一下袁世凯的意见,但那不过是作为参考而已。   

  朝鲜政府知道这时候应该对清廷做些什么,那就是在体面上多动动脑筋。于是,特派礼宾司主簿尹奎燮去天津,郑重陈述事情原委,恭请裁决。   

  清政府首先考虑的是“体面”问题,朝鲜政府深知这一点。清政府要求把派赴美国的外交官朴定阳的“全权公使”改为三等公使。   

  向美国派出外交官的最大目的,在于宣扬独立自主,何况朝鲜和美国之间没有多么大的悬案。为此,必须争得“全权”这一头衔,否则,好不容易的一次派遣,将会减去一半效果。   

  尹奎燮在清廷顽强地坚持:“根据条约,双方互换外交官。美国驻朝鲜公使是全权,而朝鲜也应与之相同。由于我国经济贫困,不便与之对等交往,一俟递交国书任务完成后,朴定阳立即归国,其后,以一等书记官代理公使,以节约国库开支……”   

  清政府终于被说服,承认了“全权”,但提出三项附带条件:   

  一、朝鲜外交官到达外国时,须先向那里的清公使馆报告,会同清公使齐赴该国外交部。其后诸事,可不受拘束。   

  二、宫廷、国家的正式仪典、集会等,朝鲜外交官应跟随清公使之后。   

  三、外交中的重要事项,朝鲜外交官应首先同清公使磋商。   

  朝鲜政府痛快地同意了。第一、第二两条只是个体面问题,第三条的重要与否,全凭朝鲜方面判断,即或有所违犯,也易于辩解。   

  朴定阳终于在十一月十二日成行。他乘上美国军舰,离开了仁川。   

  驻美国公使是张荫桓,他属下有一个叫徐寿朋的一等书记官,他们接到北京发来的电报,以为朝鲜公使一到任,准能前来中国使馆报到,端着架子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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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自主之路(5)         

  然而,朴定阳接到的任务是故意装傻,不理睬上述三项原则,以创造“自主独立”的实绩为最高目的。他更高一筹,委托同行的美国人亚连代他去华盛顿的中国公使馆。亚连传话说:“风闻到达美国时,须立即拜访中国公使馆,但实际上我本人没有接到训令,也许是电报延误了。总之,我没有接到训令,现在只好依据‘外交常识’行动,请予谅解。”   

  朝鲜全权公使朴定阳终于单独去美国外交部,拜会了国务卿贝亚德,然后又谒见了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由此,朝鲜向全世界表示它是一个独立国家。   

  中国公使张荫桓从华盛顿向北京总理衙门发电:“朝鲜使者态度不逊,大伤我国权威,应予惩处。”   

  北京向汉城的袁世凯转发这一电报。袁世凯怒气冲冲地闯进宫廷。   

  “这是个差错,保证今后不再犯。立即往华盛顿发电。”这就是朝鲜方面的回答。   

  “三项附带条件中之第一条,有损于朝鲜国体面,可否删除?”朝鲜提出新方案。表面上说保证今后不再违犯,却提出废掉第一条,显然是不打算遵守的。   

  朝鲜像一条游鱼,窥视着清政府的每一个空隙,准备溜走。而驻在朝鲜的各国外交官也不断向朝鲜政府兜售各种计谋,以致朝鲜成了难以对付的交涉对象。   

  李鸿章把堆在桌上的卷宗分成两部分,顺手翻开最上面的。他要暂时离开天津,必须把要紧事情处理一下。   

  这时已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   

  “甲申事变”过去四年了,李鸿章六十六岁。   

  “岁月不饶人……”他停下整理公文的手,摸了摸额头,指尖感觉出那里的皱纹明显增多了。此刻整理的是前一年的东西,不知为何,他总觉得自己的人生已到了要收场的时候了。为排除凄凉之感,只有热衷于工作。   

  把一年来杂乱的公文披阅一遍,终于发现了一直不曾注意到的一些相互关系,理出了一点头绪。   

  “朝鲜变得不好对付了,有关朝鲜的事情应当更细致地考虑。”他自言自语地说。   

  回想一下去年的一些事情,他终于明白了朝鲜政府的手法要比中国更为细致、更有条理。   

  “为什么当时没注意到呢?”李鸿章独自嘟囔着。   

  当然,他是有可辩解的。前一年,1887年,对于清政府来说,简直是台湾年。经过中法战争,台湾的重要性凸显起来。置于福建省管辖之下的台湾,前一年成为一个省,十月任命了第一任巡抚。也许李鸿章对台湾过于重视,因而疏忽了朝鲜。   

  “唔……就是它……”他拿起一件公文。是几行字的报告,可能是袁世凯亲自起草的,充分表现出他的性格。报告的末尾用铅笔写着:“有必要考虑对此事的报复!”   

  这是关于朝鲜政府解任金允植等人的报告。金允植是人所共知的事大党——亲清派的领袖,撤掉亲清派领袖,显然是对袁世凯等清政府方面驻朝鲜官员的挑战。然而,在朝鲜政界却看不出什么重大的派系抗争。   

  还有铅笔附记:“是否有私人怨恨?”并非政策上的意见对立,而是个人间争执,也可能是争权夺位的倾轧。   

  盟友金允植被解任,袁世凯可真有点头疼了。报告中虽未详细述及,但可以想见,袁世凯闯进朝鲜宫廷,大发雷霆地喊叫:“为什么把金允植免职了!”   

  对此,朝鲜宫廷一定是照例含糊其辞,应付一阵子便马虎过去了。这时,李鸿章心里若有所悟:“问题就在这里,没错……”   

  金允植解任之后,立刻有闵泳骏赴日之事。   

  在中国方面,特别是袁世凯,金允植的解任尽管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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